? 賈開?| 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導讀】2021年11月29日，微信發布聲明，宣布在點對點聊天場景中，將允許直接訪問外部鏈接，并將在群聊場景試行開放電商類外部鏈接直接訪問功能。自工信部組織一眾互聯網企業召開“屏蔽網址鏈接問題行政指導會”以來，不同互聯網平臺相互屏蔽外部鏈接的問題已有所改善，但也有媒體和公眾認為進展仍然有限，不能令人滿意。值得追問的是，互聯網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各自的“護城河”，走向封閉的“孤島”狀態的？要重塑更加符合人類需要的互聯網生態，除了開放外鏈，是否存在另一條不同于當前數字技術模式的新技術路線？
本文指出，互聯網的初心本是締造一個人類協同創新的自主空間，但是以網頁為中心的互聯網技術架構，并沒有將應用程序與數據分離開，導致用戶數據被分割在不同網頁和公司，而難以開放共享。這既使得先發的數字平臺公司能夠憑借用戶數據優勢享有網絡效應和壟斷勢力，也使之能夠輕松通過廣告模式獲得巨額收益。當前世界各國針對數字業態的監管浪潮，事實上也是對互聯網無序競爭的回應。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在傳統的數字化技術視角之外，探索另一種兼顧治理要求的技術創新路徑。他以互聯網、人工智能、3D打印三個領域為例，呈現了另類新技術路線在打破互聯網封閉和壟斷、避免勞動替代和勞動異化危機、重塑傳統生產流程和全球產業鏈這三方面的潛能，為我們思考和想象更好的數字未來提供了參考。
本文發表于《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數字未來的多重技術路線
20世紀60年代以來，計算機與互聯網的發明拉開了人類社會數字化轉型的歷史進程。彼時人們對于技術創新的樂觀態度，不僅孕育了技術“烏托邦主義”的思想浪潮，同時也影響了各國針對新興數字業態的包容性治理理念。在技術、資本、社會、國家等多重因素的推動下，數字經濟最終成為當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經濟形態。
然而，在經歷半個多世紀的快速發展之后，數字化轉型進程所潛藏的治理風險與挑戰同樣日益顯現。2018年11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互聯網治理論壇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上的講話非常明確地指出，“互聯網到了一個‘轉折點’”。人們開始意識到，數字化轉型進程并不必然導向長久以來人類社會所堅持的基本價值。 此起彼伏的數字風險暴露了人類社會在不同領域的“治理赤字”，進而促使研究者和決策者開始反思數字技術本身的不足，以及人們在理解并釋放數字技術變革能力方面的局限。
由此，是否存在不同于當前數字技術發展及其應用模式的另一條技術路線，我們又應該如何在不同可能性之間做出選擇，便成為國際視野下利益相關者理論討論與實踐探索的新焦點。
▍數字化反思下“另一種”互聯網的可能性
“自由”“開放”是互聯網締造者所秉持的理念和希望。 在五十余年的發展進程中，互聯網也的確實現了彼時的愿景，帶來了蔚為壯觀的數字化新時代，開源軟件、維基百科乃至共享經濟都是其成果的集中體現。但伴隨著商業化進程的深化與普及，互聯網已經不僅僅只是自由、開放的象征，同時也充斥著權利的侵害、權力的斗爭以及風險的涌動。蒂姆·伯納斯-李在2019年紀念萬維網誕生30周年的活動中，將互聯網當前“亂象”總結為三點：蓄意傳播惡意內容以影響政治進程（以劍橋分析事件為代表）、技術被濫用導致網絡極化，以及互聯網協議設計存在缺陷以致激勵錯配。
當前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針對數字業態的監管浪潮，事實上也是對互聯網“亂象”的回應。但針對具體問題的治理改革僅僅只是利益相關方反思數字化進程的一個視角，探索兼顧治理要求的技術創新路徑則是另一個重要視角。 互聯網發展史證明，僅僅依托“端對端”的開放式網絡架構，并不必然帶來自由的人類社會和解放的知識經濟。互聯網演化發展的多元技術路線，值得更多地深入反思與競爭性探索。作為萬維網協議的發明人，伯納斯-李近年來積極實踐的“另一種”互聯網設計思路，便是在此方向上的典型代表。
萬維網的初心是締造一個全人類能夠協同創新的自主空間 ，不同的知識在網絡匯集、開放，進而累進式地創造出更多的人類智慧。為實現這一目標，萬維網的關鍵創新在于兩方面：將超文本技術嫁接到互聯網，以使得圖片、視頻、音頻等更多類型的信息可以在互聯網上傳播；同時，采用單向鏈接方式，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資源所有者無須做任何回應的情況下鏈接該資源，從而最大限度地維系開放性（即開放鏈接是默認狀態）。萬維網獨特的技術設計拉開了互聯網商業化進程的序幕，產生了“開放促進創新”的積極影響。但另一方面，主要聚焦“鏈接開放性”的技術方案，最終卻成了阻礙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數據”開放的瓶頸與門檻。具體而言， 萬維網以網頁為中心的技術架構并沒有將應用程序與數據分離開，這便導致用戶數據被分割在不同網頁（背后是不同公司）而難以開放共享。伯納斯-李將此種情況形象地比喻為“數據豎井” （Silos） 。“數據豎井”既使得先發的數字平臺公司能夠憑借用戶數據優勢享有網絡效應和壟斷勢力，也使之能夠輕松通過廣告模式獲得巨額收益。 二者帶來的直接后果便是對用戶信息的全面監控和隱私權利侵犯，也導致所有公司都致力于擴張市場規模以收集并壟斷用戶數據，而非提升應用服務的水平。
正是因為看到了這樣的問題，伯納斯-李近年來發起了Solid開源項目，試圖通過技術方案的創 新將互聯網拉回“初心”的軌道。 Solid開源項目的核心理念在于通過將應用程序與用戶數據分隔開，將數據的控制權交回用戶手中，改變當前互聯網商業業態的主流模式。Solid的這一理念事實上與歐盟在《通用數據保護條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 中提出的“數據可攜帶權”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一脈相承，但不同之處在于，數據可攜帶權在實踐過程中往往更重視不同商業平臺公司在應用程序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 方面的標準化和統一性，而這種思路仍然沿襲了傳統萬維網框架下應用程序與用戶數據集成在一體的技術路徑，因此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數字商業平臺公司試圖收集用戶數據并打造“數據豎井”的行為動機。與之相比，Solid則采用了不同技術路徑，用戶在互聯網上產生的數據都被存儲在特定位置并因此與提供服務的應用程序（或網頁）相分離，商業平臺公司必須首先獲得用戶同意才能獲得數據以提供服務，由此帶來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數據豎井”現象被消除，任何數字平臺公司都不擁有用戶數據，而經由用戶同意，不同商業平臺公司都可以調用同一套用戶數據，由此打破了網絡效應并促進了市場競爭；另一方面，互聯網商業化進程中的激勵錯配被消除，此時數字平臺公司的動機不再是收集并控制用戶數據，而是提升并創新產品服務，隱私侵犯、虛假新聞等互聯網亂象有望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同時，值得注意的是，Solid并不以限制數據應用為目的，其本質上仍然是以促進應用、開放為宗旨，這也再次體現了伯納斯-李所反復強調的互聯網“初心”——實現全人類能夠協同創新的自主空間。
我們并不能確定Solid項目的未來是否會像萬維網一樣成功，但伯納斯-李的“二次”創業至少提醒我們，互聯網并非一蹴而就的完美架構。不同的技術路線不僅代表著差異化的技術方案及特點，同時也反映了不同的治理思路與途徑。 在利益相關方均認識到互聯網當前已經面臨“轉折點”之際，技術革新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突破治理困境、回歸“初心”的重要途徑。考慮到互聯網全球治理涉及議題的廣泛性，類似于Solid項目這樣的技術創新，甚至還具有基礎性變革的作用和價值。
▍勞動危機下“另一種”人工智能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技術革新和普及應用正在推動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爆發，與之伴隨的社會變遷在迎來發展紅利的同時，也彌漫著發展紅利能否普惠共享以及人工智能技術是否會進一步擴大社會分化的擔憂與質疑。
人工智能應用背景下圍繞勞動危機的討論即是典型體現，這又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勞動的異化以及勞動本身的替代。前者例如勞動者被“困”在技術系統中以致喪失自主性的擔憂，后者則是在人工智能推動自動化變革的浪潮下，就業崗位本身的減少乃至消失。針對勞動危機引發的治理需求，固然可以通過基于稅收的再分配機制，或者類似全民基本收入制度這樣的社會賦能機制加以回應，但更根本的問題還在于：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與應用路線，是否必然導致勞動危機？換言之，我們是否存在不同于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與應用模式的“另一種”技術可能性？
上述問題正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在其2021年的新書《重新設計AI》中提出的關鍵問題，而這事實上也反映了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和應用領域的新探索與新趨勢。在阿西莫格魯看來，人工智能存在兩種不同的技術發展和應用路線。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被視為對人類工作的替代，并在自動化進程中降低勞動成本或者提升勞動效率。無論是汽車制造業的無人工廠，還是外賣行業對勞動者的調度與規劃，大抵都可被視為在此類思維下的復制或延續。但作為通用型技術，人工智能的潛力并非僅限于此，或者說并不該限于此，阿西莫格魯認為的另一條技術路線便是將人工智能視為人類勞動過程的輔助，以更好地釋放人類的創造力、判斷力和靈活性。 以教育行業的人工智能應用為例，新技術既可以用來自動 對學生評分或者自動生成教學內容以替代教師功能，但也可以輔助教師發現不同學生的偏好、特長或困難，以真正實現差異化、個性化教育。
在理解人工智能兩條技術路線的基礎上，其優劣比較便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更多的理論或實踐表明，伴隨著自動化進程的深入，第二條技術路線可能更有利于技術本身的迭代式創新以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阿西莫格魯看來，當越來越多的人類工作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之后，再進一步追求勞動替代的邊際效用將迅速下降，而此時也將越來越凸顯出人類勞動的價值（例如需要手眼協調的工作）。類似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羅伯特·昂格爾在2019年出版的《知識經濟》一書中同樣提出，人類工作可分為規則類與非規則類兩種。前者是指重復性、模塊化、范式化的工作，在明確規則下反復進行；后者則是在跳出或否定既有規則的情況下，形成新理念、新發現的過程，這也被稱為“想象的能力” （the power to imagine） 。人工智能的功能大致可被總結為提升“規則類”工作的效率，卻不具備完成“非規則類”工作的能力，后者正是人類勞動的價值所在。在此背景下，昂格爾認為“人-機合作”才能帶來最先進的生產力：在機器智能不斷代替人類重復工作——換言之，實現了勞動機械化——的同時，人類被解放出來以更多地進入“創新無人區”，從而在不斷拓展人類知識邊界的同時進一步將更多工作機械化，由此形成機器與人的共同發展。
理論上的探討同樣得到了實踐中的印證。2018年4月，馬斯克接受了CBS電視臺的采訪，并第一次允許大眾媒體參觀Model 3車間。在采訪中，馬斯克闡述了特斯拉應用自動化機器的苦惱：試圖將整個生產流程自動化的努力往往會使生產過程變得過于復雜，因而他不得不雇用更多的工人以增加生產速度。換言之，無人化工廠并不一定是理想模式，片面追求自動化對人類勞動的替代，反而會限制生產績效的釋放（在特斯拉，這便體現為產能瓶頸）。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術路線的選擇或調整并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而自發實現，阿西莫格魯認為原因在于第二條技術路線存在“外部性”：人工智能在輔助人方面的技術創新，其效用將分布于廣泛的利益相關者，而并不能為技術研發者或應用者所獨有。旨在釋放人類勞動價值的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其受益者更有可能是勞動者，以及能夠發現最適合“人-機合作”組織模式的企業，而并不一定是技術創新者本身。因此，針對不同技術路線的公共政策引導乃至規制便顯得尤為重要。
同時，人工智能背景下圍繞就業危機的爭論，事實上也與技術路線選擇緊密相關。在技術創新的就業影響研究中，就業創造與就業替代是兩種相互競爭的影響機制。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針對“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工作是否會比其創造的多”這一問題進行了調查，1896名專家的回答和看法分歧巨大。但如果從人工智能具有不同技術路線的視角來看，那么就業創造與就業替代的爭論事實上就體現為不同技術路線的選擇。此時，探索人工智能第二條技術路線，便被賦予了更大的社會價值：即人工智能的發展是否將有利于創造更多就業，并最終縮小社會分化。
▍全球產業鏈變革下“另一種”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可能性
全球產業鏈正在發生的變革是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焦點議題，許多評論者將其視為全球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外部沖擊的結果，但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更深入地指出了產業鏈變革的內生邏輯，實質上是在“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技術推動下“后福特主義”的新升級。這可被視為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另一種”路徑。
當前的通常觀念往往將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等同于工業互聯網建設，關注的重點在于通過數字化改造提升生產效率或者形成更靈活的生產組織結構。 例如浙江紹興新昌縣推進軸承廠設備聯入工業互聯網，在實時監控設備動態的同時實現了全縣各工廠設備的動態調用，從而提升了設備利用率；而類似于“生意幫”的協同制造平臺，則可以靈活組織平臺上的不同生產者完成特定產品的不同環節，從而適應不確定且動態變化的市場環境。正如崔之元教授所指出的，上述改革思路仍然只是在不改變傳統生產流程或產品屬性的前提下，利用數字技術提升生產速度或效率，其實質是對“福特主義”的有限提升；然而，數字技術的更大潛能卻可能是改變傳統生產流程，實現“后福特主義”的新模式與新結構，這集中體現為“增材制造”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增材制造”常被簡稱為“3D打印”，這一技術可以利用數字化控制方式（計算機輔助設計）一次性制造出部件或成品，從而減少傳統制造業對生產任務的細致分工。 舉例而言，在特斯拉2020年第一季度財報中，首次介紹了特斯拉所采用的3D打印技術，用1個大型壓鑄件替換了原本由70個零部件組成的后下車體；在2021年8月的報道中，特斯拉又進一步用2~3個大型壓鑄件替換了370個零件組成的整個下車體。此種生產流程的變革，不僅使得特斯拉成為供應鏈受疫情沖擊影響最小的汽車制造商，同時更意味著產業鏈由全球深度分工向本地回流的歷史進程的開啟。
值得注意的是，“增材制造”技術的影響并不限于生產流程本身，它還會進一步變革制造業的組織模式與產業模式。崔之元教授所引用的發表于2017年《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評論》的研究文章指出，以“增材制造”技術為基礎出現的“泛工業平臺”（Pan-Industrial Platform），不僅可能成為新的制造業“企業集團”（conglomerate），同時還可能具有比中小企業更大的靈活性和創新性。
互聯網、人工智能、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是本文列舉的三個體現不同技術路線可能性的典型案例。相關實踐探索在近年來的涌現，不僅代表著數字化轉型進程進入深水區，同時也意味著我們所慣常的發展模式走到了“轉折點”。在此背景下，更寬廣的理論視野與更開放的改革空間，可能才是面對數字未來的最佳選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8-11頁，原題為《數字未來的多重技術路線》。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