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云漢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導讀】剛剛過去的2020年，病毒陰影籠罩全球，全人類無人幸免，以至于西方世界很多人認為，它加速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很可能重構世界秩序，甚至撼動人類文明的基本理念。也有人認為，隨著新冠疫苗的大范圍普及，2021年形勢將顯著改變。然而一個尚未明確的問題是：大疫之后，中國與世界將向何處去？
朱云漢先生從逆全球化現象切入，探討了新冠病毒危機之后的世界趨勢。他認為，從長時段看，21世紀以來全球秩序進入劇烈重組階段，過去認為牢不可破的結構全面松動，過去認為無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出現反轉，四重歷史趨勢同步轉折：第一，冷戰后單極霸權體系開始式微，美國的權力基礎全面動搖、在各領域的支配能力下降；第二，曾經被譽為“歷史終結”的自由民主體制陷入治理失靈困境，合法性基礎動搖，歷史回歸政治文明多元并舉的常態；第三，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超級全球化”失去動力，全球社會裂解與再融合交替涌現，一種追求包容性增長的、以南南合作為增長動力的新型全球化蓄勢待發；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開始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世界經濟重心快速移向亞洲，新興經濟體開始參與國際規則與標準制定。這四重方向不會因為疫情大流行而改變，反而會因大疫而加快步伐。
他還指出，疫情大流行的真正教訓，并非全球化帶來的衛生、社會與經濟風險，而是當前全球治理機制與共同體意識嚴重落后于經濟全球化。真正的解藥不是讓經濟全球化逆轉，而是讓全球健康與公共衛生互助機制趕快跟上，深刻體認全人類命運的禍福相依，克服狹隘的、但求自保的國家本位思維。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3期(6月刊)，原題為《全球化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后的世界》，內容有所編刪，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全球化為什么不可逆
——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后的世界
▍百年不遇的大封鎖
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四個月內就席卷了全球185個國家與地區。無論用哪一種歷史尺度來衡量，這場百年不遇的病毒大感染對人類帶來的價值選擇難題、社會壓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計損害都是空前的。它引發的全球金融震蕩與債務危機將超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它導致的失業人口比例將直追上個世紀的經濟大蕭條，它對許多國家生活秩序與生產活動帶來的沖擊也絕不亞于兩次世界大戰。國際貨幣基金在4月13日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里，已經正式把這場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命名為“大封鎖”(The Great Lockdown)，與“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論，凸顯這場疫情對世界經濟帶來的沖擊是百年來所僅見。
雖然疫情的未來發展態勢還有諸多的不確定，但很多世界政治經濟問題專家已經迫不及待地對“后新冠病毒世界”（The Post COVID-19 World）提出各種預測。不少國際知名的觀察家把這場病毒大流行定位為歷史分水嶺事件，其中比較值得重視的預測有四個方向：一、這將是壓倒全球化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二、這將讓美國喪失全球領導者的資格；三、這將導致西方民主體制的衰敗；四、新自由主義將步向歷史終結。
客觀上來說，這場大疫情對各國經濟與社會帶來的各種短期沖擊都已經陸續浮現了，但新冠病毒危機究竟是否會對世界秩序帶來一些永久性的改變，或扭轉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之，自從人類文明出現細密的經濟分工與交換體系、建立各種保障社會存續的階層組織、建構國家統治機構與治理職能、塑造集體認同與歷史記憶、發展出有限度的國際協調合作機制以及國際社會交往規則以來，任何大型自然災變對人類社會的沖擊都不是在“社會真空”的“自然狀態”下出現。
任何一場大流行病的暴發都不是病毒天然本質（如感染途徑、傳播速度、發病率或致死率）的單純展現，而是流行疾病天然屬性與特定社會條件的互動結果。一個社會的既存物質生活狀態及其各種結構特征（人口與空間結構、制度與組織、知識與技術、觀念與行為、沖突與矛盾以及其所隸屬的國際體系）都會深刻影響這個社會面臨大流行病的對應模式與效果，影響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所可能引發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心理后果，影響不同群體如何理解與總結這場災變的教訓，以及影響大流行病最終會留下什么樣的歷史烙印與長期影響。
我們必須把這場庚子年大疫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結構、制度與文化脈絡之中，以及放置在疫情暴發前已經形成的歷史發展趨勢之中，進行分析、推敲與判斷，同時設法找出一些有對比價值的歷史經驗作為參照。
▍大戰與大疫：1918年大流感的歷史痕跡
綜觀歷史，人類社會的發展軌道因為一場大流行病而徹底改變的例子有，但并不多。大瘟疫往往是加速或推遲了原來的歷史趨勢，而不是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瘟疫也很少會對現有的社會結構及其特征帶來根本性的改變，更可能是凸顯現存社會結構的本質與特征，暴露已經長期累積的結構失衡與體制缺陷問題，或是激化累積已久的矛盾，或激活蓄勢待發的潛力。
如果我們要找一個歷史案例作為解析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佳參照，那非“1918年大流感”莫屬。這場流感暴發于1918年1月，短短兩年內在全球感染了近5億人，奪走了5000萬條性命，而當時世界人口約為18億人。當時美國人口約1.01億，其中至少有50萬人因此喪生，如果以這個死亡率套上今日的美國人口數，相當于150萬人死亡。這場大流感是一場真正的全球范圍的大感染，它迅速擴散到五大洲，波及地球上每一個角落。這也是一場暴發在全球化時代的病毒大流行：它暴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殖民、貿易、投資、移民、金融與電報已經將世界緊密連接；現代國家官僚體系、跨國企業、國際金融、超級都會城市在20世紀初期也都初具規模。與當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1918年大流感是暴發在一場空前的世界大戰末期，而新冠病毒則是暴發在西方國家所經歷過最長的承平時期。
(1918年大流感時，報紙號召人們戴口罩)
這場空前慘烈的大流感并沒有對人類歷史發展軌道帶來永久性影響，“一戰”后列強對勢力范圍的爭奪并沒有因此而減緩，《凡爾賽和約》埋下的更大沖突隱患有增無減。大流感可能讓歐洲戰事提前幾個月結束，因為交戰雙方的部隊都飽受病毒打擊而損失戰力與喪失斗志。但大流感不是左右“一戰”結局的關鍵，真正決定勝負的關鍵有二：一是1917年4月美國決定參戰；二是1917年俄國爆發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一戰”的過程與結局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影響極為深遠，一直延續到今日；這場大戰孕育了主導20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兩極：美國的崛起以及俄國蘇維埃體制的誕生。
大流感對當時西方國家的經濟與社會沖擊被大戰的巨大作用而掩蓋。大流感的第一波暴發在1918年春天，疫情消息的傳播被戰時新聞管制所壓制。大流感的第二波暴發在1918年秋天，疫情比第一波更為慘烈，但疫情造成的沖擊很快又被各國急于啟動戰后重建，以及恢復社會與經濟正常運作的強大需求所掩蓋。等到1920年冬天出現第三波暴發時，大流感已經如強弩之末，疫情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然后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出。
大流感比較明顯的作用集中在醫療與公共衛生領域。這場災難加深了西方社會對病毒引發的流行疾病具有強大摧毀力量的認識，也讓歐美社會富裕階層意識到大流行疾病威脅的對象是不分階級與種族的，有效防疫必須動員社會整體資源的投入。這場慘烈疫情激發了各國建立現代公共衛生體制，并帶動了各國醫療體制的改革，讓高度私有化的醫療體制走上社會化道路。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歷史脈絡
從歷史對照的角度來看，盡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導致的感染與死亡人數規模（無論是絕對數字或相對比例）會遠小于1918年大流感，但當前的全球疫情造成的短期社會經濟沖擊肯定會超過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簡單：首先，21世紀人類社會的人員流動，無論在人數規模、空間距離、移動頻率與速度，以及伴隨而來的頻繁人際交往與大型群聚活動，都遠遠超過20世紀初期。這不僅導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快速傳播與擴散，也讓任何對人員移動的嚴格管制措施帶來更大的社會與經濟窒息性打擊。
其次，在超級全球化時代發展出了高度細密的國際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應鏈，以及極為頻繁的跨境金融交易與高度復雜的所有權結構。世界各地群體的社會、經濟、信息與金融聯結與相互依賴程度遠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會運作的短暫休克都會打亂距離遙遠的廣大群體的正常生活。
第三，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驅動下，21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多數群體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數最小化、資源分配短期邊際效益極大化（甚至寅吃卯糧）的情境里。這種走在懸崖邊緣的金融操作、生產分工、社會管理、雇傭模式或個人財務模式，會放大任何一場突發其來的災難之沖擊級數。
第四，21世紀很多社會長期信奉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讓多數人很難承受自己關聯群體的生命被急劇摧殘。長期生活在承平時期的人們，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賴政府的保護能力，他們無法置信一個原來講求寵物生命權的文明社會，居然必須在讓大批年長者死亡與讓經濟大衰退之間進行抉擇。西方發達國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體制與醫療體制應對傳染病危機的能力要遠超過發展中國家。自己國家居然成為全球疫情大暴發的新震中，這給予西方社會精英的體制優越感與文化自信一次顛覆性打擊。
第五，這場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在人類社會已經面臨嚴峻的社會可持續性發展危機下暴發的。所有因為世界人口爆炸與嚴重社會不平等帶來的糧食、飲水、能源、就業、疾病、教育、治安等難題，還有生物多樣性消失、全球生態失衡與地球暖化帶來的生存威脅，不但不會因為這場疫情而減弱，反而會因此而加劇。
▍大封鎖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帶來的最大改變將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轉，各種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會因為這場疫情而變本加厲。逆全球化的趨勢在這場大感染暴發前就已經逐一浮現，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進動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會支持基礎嚴重流失，新自由主義意識思維指導下的超級全球化讓國家失去經濟主權，削弱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能，并導致風險與利益分配嚴重不均，大量中產階級與勞工長期陷入經濟困頓，社會安全網減縮、貧富日趨兩極化，激進右翼排外運動與激進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勢力紛紛崛起。
第二，中美關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對華鷹派占據政策主導地位，加速構筑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圍堵，升高對中國的經濟冷戰，并試圖硬生生地讓世界兩大經濟體全面剝離。
第三，美國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轉向激進單邊主義，拋棄國際領導責任，擺脫所有國際規范與多邊體制的約束，對無法配合自己政治需要的多邊組織進行抵制、打擊或干脆退出，導致戰后自由國際秩序搖搖欲墜，開放貿易體系瀕臨崩解。
第四，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日趨嚴重，各主要經濟體的債務結構持續惡化、負債比例不斷創歷史新高，各國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實行無上限的量化寬松政策只是勉強不讓資產泡沫危機全面爆發，全球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有增無減，美元的幣值信用問題愈來愈突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發前，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經開始發生相當作用。世界貿易增長減速、跨國直接投資規模縮水，跨國金融機構收縮全球業務，跨國企業面對中美科技戰與貿易戰的風險，被迫重新評估全球產業布局，以美國市場為導向的制造業基地有一部分移出中國轉進東南亞、南亞與墨西哥，適合全面自動化生產的也有少量遷回美國。
很多研究機構對全球化前景提出悲觀預測，認定新冠病毒大流行會助長上述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個趨勢可能加速進行：一是經濟民族主義抬頭；二是中美戰略對抗加劇；三是全球事務群龍無首，多邊協調與合作機制日益癱瘓；四是全球增長動力熄火，債務危機加深，歐美經濟滑向日本式零利率停滯陷阱。不過，我們也不宜過度膨脹這些悲觀的預測，因為大流行病在各個領域造成的長期影響經常是雙向的，而非單向。危機也經常蘊含激發新的思維與加速尋找替代機制的可能性。
這場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強化下列趨勢：一是強化各國社會精英更深刻地認識到人類社會高度禍福相依的事實，沒有國家能選擇成為獨善其身的孤島；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淺無能，美國政府在應對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現，以及疫情失控導致的經濟重創，可能導致特朗普無法連任，特朗普政治路線被揚棄；三是讓各國政治精英更深刻地認識到，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更需要建立全球或區域公共衛生共同體，需要強化世衛組織與其他多邊組織，沒有國家可以獨力應付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四是激發各種替代人員群聚與跨境移動，依托云端與虛擬世界的經濟、社會與藝文活動的大量涌現，加速5G+物聯網、數字經濟與智能管理的創新與發展，引爆全球范圍5G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有效追蹤與控制病毒擴散的社會治理創新模式也會加速推廣。目前在中國普遍實行的手機健康碼憑證，將來可能是國際通行的人員跨境移動數字健康管理制度。
▍逆全球化的制約因素
進一步而言，目前浮現的各種悲觀預測有一些明顯的盲點：第一，不宜高估了國家退出全球化與區域整合這個選項的可行性；第二，在與中國徹底經濟剝離這個議題上美國社會精英并未形成牢固的共識；第三，全球多邊體制的韌性經得起美國缺席或抵制的考驗，絕大多數國家都有支撐全球多邊體制的強烈意愿，中國與新興經濟體也愿意承擔更多責任；第四，全球化仍擁有廣大社會支持基礎，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臨困境，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正在為全球化發掘新的動力與開辟新的路徑。
首先，經濟民族主義的情緒必須面對客觀現實。絕大多數政府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國家的經濟社會常態運作根本脫離不了過去70年形成的全球相互依存結構，閉關自守與尋求經濟上自給自足會動搖自己社會的生存發展條件。歐洲國家不可能選擇去全球化，新興經濟體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仍有很高的期待。美國雖然在能源與糧食上可以自足，但除非愿意犧牲生活水平與不再獨享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權，否則去全球化也不是現實選項。在疫情消退后，拿回經濟主權的主張只有在醫療資源生產領域容易形成社會共識。
不過，畢竟只有少數富裕國家有能力儲備大批的閑置醫療資源，也只有屈指可數的國家有能力全方位生產醫療產品。任何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與應急儲備還是有其極限，要有效應對像新冠病毒這樣急速暴發的大流行病，一定需要在全球范圍建立一套應急資源互助機制，以及醫療物資緊急生產動員與跨國調配機制。中小型國家及落后國家更需要這個互助機制，大國必須通過這套機制集體履行對小國的救援職責，否則自身也難逃池魚之殃。長遠來看，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康與公共衛生全球互助機制，勢在必行。
其次，跨國企業全面收縮全球供應鏈也會有其限度。的確，這場疫情沖擊凸顯了跨國產業供應鏈缺乏因應突發災變的韌性，需重新考慮降低遠距離供應鏈的斷鏈風險，主要工業大國也會順勢引導企業重新布局，從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轉向區域垂直整合。有些研究機構因而預測，全球產業供應鏈可能重新組合為三大垂直整合體系：以美洲市場為腹地圍繞美國為核心的供應體系，以歐洲市場為腹地圍繞德國為核心的體系，以亞洲市場為腹地并以中日韓為核心的體系。
不過，這些預測可能隨著疫情發展而持續修正。在疫情第一波暴發的高峰期，武漢的封城與中國的大范圍停工，激發了全球供應鏈將加速撤離中國的想象，不少印度觀察家還樂觀地預期可以乘機接收許多遷出中國的制造業活動。但當3月份歐洲與北美成為疫情第二波暴發的重災區、4月份第三波疫情開始在土耳其、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等地迅速增溫，地球上幾乎找不到“凈土”。底特律的汽車大廠無論是從廣州采購零部件或是從鄰近的墨西哥，都無法躲過大流行病帶來的斷鏈風險。所以，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應鏈布局的大轉移未必會發生，因為大規模轉移需要新的投資，跨國企業在因應經濟衰退時對大筆資本支出會更保守。更何況，中國政府展示出它有能力在短時間內有效壓制疫情，以及能在相當短時間內有序復工，如果新冠病毒將來還會反復暴發，就降低供應鏈風險而言，中國反而有比較優勢。未來跨國企業會試圖分散供應鏈的風險，避免集中于單一國家，但是最具競爭力以及供應體系最完整的中國，仍將在全球占最大分量。
第三，美國反華鷹派所鼓吹的全面發起對中國的經濟冷戰，讓中美經濟徹底剝離，本來就是損人不利己的選項，所以很難貫徹到底。盡管鷹派想借助疫情失控引發的美國民眾不滿與挫折，加速推進中美經濟剝離，鼓吹制造業回流美國。但要落實起來非常困難。美國產業空洞化已久，許多關聯產業的供應鏈早已消失，專門技術工人很難找。如果強迫美國企業把生產線遷回國，他們不但會失去中國市場，也會失去海外市場，還需要關稅保護或美元貶值才能競爭。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也將下降，通貨膨脹必然升溫。對一個負債總額早已瀕臨爆表危機的經濟體而言，通貨膨脹導致利率上升將帶來災難性后果。
少數更激進的對華鷹派甚至主張全面發起金融戰，把中國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統。與上述極端主張一樣瘋狂的是，少數美國政客最近鼓吹向中國聲討天價賠償，以彌補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命與財產損失。無論美國政府以任何理由凍結中國政府與企業在美國的資產，或是切斷與中國的金融往來，就是準戰爭行為，形同發動一場相互毀滅的金融核戰，這樣也會自毀美元霸權的長城。此舉只會逼使中國壯士斷腕，寧可犧牲巨大經濟利益與承受金融震蕩，也要用盡洪荒之力建立人民幣貨幣圈與貿易圈。一旦美國出此下策，只會迫使中國全力推動本幣貿易結算，加速推廣人民幣數字貨幣，擴大與各國雙邊換匯規模，人民銀行也將不再以美元外匯儲備作為貨幣發行準備。當美國也必須用人民幣才能購買中國制造產品時，美國就很難繼續靠長期維持巨額貿易順差來彌補國內消費透支與儲蓄不足。當中國不再扮演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必然動搖全球財富擁有者以美元資產作為價值儲存工具之信心，美元霸權的終結將加速到來。也正因為如此，華爾街金融資本一定會全力阻擋這樣的災難發生。
眼下對于全球多邊體制式微的悲觀預期，都假定美國的領導角色是支撐當前全球多邊體制不可或缺的關鍵，沒有其他大國或多國集團可以替代這根支柱，這個假設未必符合實際。在過去三年里，所有國家都對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沒有任何期待，各國都在設法如何在美國退出或甚至阻撓的情況下繼續讓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世貿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持續運作。在4月15日特朗普公開批評WHO并宣布暫停撥付資助經費后，在隨后舉行的G7首腦視訊峰會上特朗普完全孤立無援，所有六國領袖都表達對世衛組織的堅定支持。
▍南南合作：美式全球化退潮后的新動向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發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已經陷入困境。過去幾年，全球化路徑與游戲規則必須修正的呼聲此起彼伏，即使在意識形態極度保守的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所鼓吹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也得到新千禧年世代高度的支持。愈來愈多的社會有識之士認識到，要重建全球化的社會支持基礎，就必須讓全球化服膺于包容性增長的目標，配合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不能讓全球化獨惠跨國企業、金融資本或壟斷數字平臺的科技巨獸。展望未來這個改革方向，將因為這場大流行病而得到更強的推動力量。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本來就是對應逆全球化挑戰的有效策略。這個策略有四個重要的抓手：第一，中國提供更多補充性與替代性國際公共服務產品，包括提供跨國信息、商務與金融基礎設施，創建多邊開發融資機構，以及在綠色農業、新能源、醫療衛生、智能化治理等領域的知識分享、技術支持與人才培育；第二，是通過政府主導的“區域+1”政策協商平臺、官方投資基金的杠桿、指標性開發項目，教育與文化交流計劃等機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協助發展中國家加速打造數字經濟與網絡社會，讓個體、微型企業、中小企業、社會企業等都有機會直接參與全球經濟分工；第四，建設跨區域運輸、通信、能源、信息與支付系統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這四個抓手可以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激發潛在的經濟增長動力，讓經濟融合覆蓋更多的潛在收益群體。上述經濟融合新路徑可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也有助于世界經濟走出新冠疫情導致的嚴重衰退。
(南南合作為增長動力的新型全球化蓄勢待發)
“一帶一路”倡議下啟動的許多合作項目當然不免因為疫情沖擊而延遲，有些項目融資安排可能需要進行務實調整，但整體而言，中國引領的深化南南經濟合作在疫情消退后的復原動力將超過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速度，因為經濟互補優勢不變，經濟增長潛力不變，網絡經濟的巨大賦能能量不變。
不過，在新冠病毒疫情消退后，中國開辟區域融合新路徑的積極作為，以及中國作為廣受發展中國家歡迎的新型國際公共服務產品提供者，必然會遭遇來自西方國家更險惡的阻力與更惡毒的攻擊。在新冠病毒危機暴發前，西方政客與媒體已經對“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發展模式進行各種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斷拋出“銳實力”“債務陷阱”“數字極權主義”等誣蔑性概念。這場新冠病毒危機對西方國家政治與知識精英的優越感與自信心打擊太大，中國治理模式展現出來的相對優勢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焦慮與挫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客與媒體必然掀起新一輪對中國的詆毀與攻訐，西方媒體與智庫也會炒作全球化“去中國化”的議題，對于中國的海外合作項目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各種妖魔化的指控必然變本加厲。但是，他們無法阻擋中國引領的全球化新路徑。這些新路徑，并不依靠美國或西方主導的多邊機構或區域貿易協議，也不必擔心美國利用科技與網絡封鎖來阻擾，因為在所有關鍵領域中國都可以提供功能相當的平行系統。但要提防美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非洲大陸制造動亂與內戰。
深化南南合作的勢頭并未被病毒疫情打亂。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第一季雖然中國進出口總額下降，對歐盟與美國的進出口下降幅度最為明顯，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仍增長3.2%，對東盟的進出口增長6.1%，而且東盟第一次超過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已經退居第三。此外，2020年第一季中歐班列共開行了1941列，同比增長15%，有力地保障了疫情時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4月下旬巴基斯坦政府宣布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全面復工，重大建設項目仍將如期完工。
從歷史長河的視角來看，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秩序進入劇烈重組階段，過去認為牢不可破的結構開始全面松動，過去認為無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出現明顯反轉，所謂“百年不遇的大變局”之輪廓日益清晰，有四重歷史趨勢同步出現轉折：第一，在冷戰結束后到達頂峰的單極霸權體系開始式微，美國的權力基礎全面動搖、在各領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國際領導威信大幅衰落。第二，曾經被譽為人類政治文明演進終點的自由民主體制走下神壇，西方政治體制治理失靈問題嚴峻，合法性基礎動搖，歷史回歸政治文明多元并舉的常態。第三，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發以來，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超級全球化”失去動力，全球社會裂解與再融合力量交替涌現。更能滿足包容性增長需求的，并以南南合作為增長動力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蓄勢待發。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開始式微，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世界經濟重心快速移向亞洲，新興經濟體開始全面參與國際社會規則與標準制定。上述四重歷史趨勢的前進方向，不但沒有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暴發而改變，反而會因為這場大疫而加快步伐。
這場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帶給世人真正的教訓，并非全球化帶來的衛生、社會與經濟方面的風險，而是當前全球治理機制與共同體意識嚴重落后于經濟全球化。真正的解藥不是讓經濟全球化逆轉，而是讓全球健康與公共衛生互助機制趕快跟上，深刻體認全人類命運的禍福相依，克服狹隘的，但求自保的國家本位思維。中國可以先在亞洲建構公共衛生共同體以及更緊密的經濟共同體，然后審時度勢，既要做好應付最壞可能性的打算，也要把握好參與全球秩序改造的歷史機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3期(6月刊)，原題為《全球化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后的世界》，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