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磊明、李建民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
【導讀】疫情危機之下，社會結構仍在發生潛在變革。特別是社會與文化資本的代際傳遞，使得階層差異在某種意義上呈現持續擴大之勢。這其中，第二代農民工的生存境遇，對于社會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本文認為：與第一代農民工主要遵循“發展邏輯”相比，新一代農民工更加遵循“生活邏輯”。第一代農民工的目標動力在于生存與延續。他們生活在家庭生活壓力、農村社區競爭性目標以及中國式“新教倫理”等三種因素交織的無形大網之下，“拿命在拼”。但是，在城鄉結構演變以及傳統社區解體的背景下，他們在子女教育與家庭生活中缺位，成為“農二代”一步步淪為“局外人”的重要推手。對于“農二代”而言，舊的社區倫理逐步解體，新的社區邏輯尚未建立，無論對于城市還是鄉村，他們都成了“局外人”。在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的侵襲下，他們擁有城里人的想象和欲望，但自身能力又無法企及城里人的生活水平，“躺平”便成為他們的歸宿和寄托，一些人甚至成為“懶二代”。作者認為，有必要通過國家的入場與再建構，做好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銜接，增強社區內部的互助和撫育功能，培育年青一代的意義感和尊嚴感。在此過程中，國家應改善分配機制，縮小階層分化，讓更多人有獲得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2期（4月刊），原題為《頹敗的“農二代”》，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頹敗的“農二代”
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和財富的海量積累，離不開廣大農民工群體的拼搏奮進。農民工為了改善生活境況，贏得社會性競爭，甚至實現階層躍遷升，吃苦耐勞，勤儉節約。“拿命在拼”是第一代農民工的代際特征，最終這一代發展型的個體推動中國成為一個發展型的國家。然而，第一代農民工勤儉、質樸、責任、本分的精神特征，在第二代農民工群體中卻越來越少見。近年來，“用工荒”和“就業難”在我國勞動市場同時出現。一方面，一些工作辛苦但薪酬不低的制造業和建筑業招不到青年勞動力；另一方面許多青年人內卷于工作輕松但薪酬較低的服務業，成為“空調房中的低端白領”。
可以說，第一代農民工遵循發展的邏輯，不辭辛苦地抓住所有機會多賺錢多省錢，他們為了整個家庭而進城，為此不惜犧牲自己的體力、情感甚至尊嚴；而第二代農民工則遵循生活的邏輯，傾向于選擇更為輕松和安逸的狀態，他們更多是為了自己過城市生活而進城，為此拈輕怕重、不斷跳槽，乃至“月光”“啃老”，甚至“躺平”成為“三和大神”。
“農二代”怎么就成了“懶二代”？為什么一代接一代的農民式勤勞致富沒有在這一代人身上得到延續？發展邏輯向生活邏輯轉化的原因和機制又是什么呢？
▍ 生存與延續：第一代農民工的目標和動力
老一代農民也有一些懶人，不過這些“懶漢”都是被充分標簽化、邊緣化，甚至社會性死亡的。在過往的農村生活中，大多農民在農閑時也會呈現出慵懶的狀態，聊天、打牌、曬太陽。但這是因為中國長時期以來人多地少的“過密”狀態，是多余勞動力的不合理分配，黃宗智稱之為“不充分就業”或“隱性失業”。在缺乏土地、資本和外部就業機會的背景下，農民要么選擇邊際收益遞減地內卷式生產，要么干脆偷懶和閑玩。但是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啟動，收益較高的就業機會出現，大量農民便選擇離土離鄉、外出務工，以解決生存問題。費孝通曾用“匱乏經濟”一詞描述中國社會的傳統處境。匱乏經濟中沒有充足的發展機會，自己多得一點就會侵害別人的資源，是一種零和博弈。在傳統中國，農村周期性地經歷災害、瘟疫、土匪、戰爭等天災人禍，農民食不果腹是常態，能否吃飽飯、填飽肚子于這種生存困境中是頭等大事。在農村調研時，當農民回顧他們曲折的一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不想再受那種苦了。”苦難與痛楚的經歷、讓家庭成員能更好地生存，構成了他們拼命干活的重要動力。
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除了追求生理上的滿足，人的行動還有社會性動因，即謀取特定場域內社會位置的穩定、延續與提升。傳統中國人的社會意義和生命意義依托于家族或宗族的延續，這構成了中國人的終極關懷和準宗教信仰。在“歸屬體系-傳宗接代”的模式中，通過對家族歷史、祖先的追溯，以及對“祖先-我-子孫”一體的想象，人們生發出濃厚的家族情感和集體意識，并在祭祀祖先和生養男嗣后裔的過程中，獲得其在親屬結構中應有的位置，進而實現生命意義的超越。父母是家族紐帶的傳承，子女又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在此有限的生命獲得了無限的意義。中國人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形式，但仿佛又到處充斥著宗教式的信仰和情懷。楊懋春說：“一個人只有在老年時還完整地保持著他繼承來的財產，才能心安理得地死去。他會像勝利者一樣把兒子召集到身邊，告訴他們他無罪于祖先，無愧于子孫。”對上的祖先崇拜和對下的香火觀念，對上的敬重孝順和對下的無私奉獻，構成了中國人的一體兩面，也構成了中國式的宗教。初代農民工勤勤懇懇、日復一日地工作，便是基于這種中國式的“新教倫理”，在這種倫理的熏陶和感召下，吃再多苦都沒問題。他們愿意哪怕以“內卷”的方式奮斗，是因為他們身上肩負著厚重的家庭責任，既是為了撫育下一代，也是為了贍養上一代，目標是實現整個家庭的延續和發展。為了實現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可以犧牲個人利益，為了香火的綿延和家族的興旺，他們愿意付出高昂的代價。這樣的宗教式情懷讓每個農民工都具有使命感和超越性。
農民的奮斗除了源于家庭內部的動力，還有來自村莊共同體的壓力。在傳統意義上較為封閉的農村，社區內部往往會形成一套自洽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如勤勞、節儉、克己等。每個人只有遵循它才能擁有良好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評價，反之則會被邊緣化或標簽化。由此“面子”構成一種社區性貨幣，圍繞“面子”村莊內部會展開一系列社會性的攀比和競爭。農民工拼命干活，積攢的錢基本都弄回村里，用來建房子、娶媳婦等，而且這些事項又無時無刻不在比較和攀比之中，建房子時要壓過隔壁鄰居一頭，娶媳婦時彩禮也要比別人高。因此，楊懋春才會接著說：“沒有給兒子留下什么財產的父母要么在死后很久還受人責罵，要么立即被人遺忘。增加了家庭財產或恢復了家庭原有財產的父母則被記錄在家譜上，受到子孫后代的稱頌。”農民工之所以拼命“內卷”工作，便在于他們陷入這種社會性競爭中,是同輩競爭的壓力在促使他們奮斗。二十年前在江蘇農村調研時，一個十八九歲的小伙子過年回家，在外打工只帶回來兩三千塊錢，而他一個小兩歲的堂妹則帶回來七八千，這個小伙子當場就被所有人念叨，“你還要臉嗎”，“你是哥哥啊，才兩三千，妹妹那么小都七八千”。這不僅反映出社區的競爭性壓力，還有內部的輿論性壓力，即長輩和權威的管教權。
因此，第一代農民工如此“拼”的動力來自三個維度：家庭現實的生存與生計壓力、社區性競爭壓力與社會性價值的實現、具有部分“新教倫理”特征的超越性的宗教情懷。
▍ “局外人”與“掘墓人”：外出務工中的雙重悖論
祖輩的上述三種奮進動力，在新一代農村青年身上都開始悄然消退。
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已使中國從“匱乏經濟”形態變成了“豐裕經濟”。“豐裕經濟”的典型特征是“機會與財富的涌流”，是“止不住的累計和擴展”。“匱乏經濟”與“豐裕經濟”這對概念的差別主要并不在于生活程度的高下，而是偏重經濟結構的本質：前者不但生活程度低，而且沒有發展的機會，是封閉的、靜止的經濟；后者則是擴展的、動的經濟。在整體經濟狀況不斷提高之下，絕大部分農民工依靠自身的努力，物質條件都大為改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扶貧政策的實施也進一步解決了溫飽問題，農民基本沒有了生存之憂，也失去為了擺脫生存困境而形成的奮斗動力和能量。
第一代農民抓住時代機遇紛紛外出，常年在外打拼，卻導致了一個吊詭的悖論：外出打工是為了整個家庭的發展與幸福，但又造成了骨肉分離，甚至導致部分家庭的破碎解體；外出務工也是基于一定的社區競爭性壓力，但大家的紛紛離鄉卻導致社區共同體本身逐漸走向解體。
父母與子女、社區與年輕成員之間的關系，從緊密團結走向松散聯系，從總體性互嵌轉為單維互動。在傳統鄉村，社區成員間往往兼具親戚、鄰居、朋友等多重身份，父母與子女在生產、生活、意義世界等多個領域也都是信息同構和規則同構的。共同體瓦解和家庭離散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趨于單一，并僅限于在某些單獨領域內互動，如叔侄間可能只是單純的親戚，僅僅在過年時的飯桌上聊聊天。由此，長輩、鄰居、村莊權威的管教權開始逐步式微；父母與子女也已然在多個維度產生不同程度的脫嵌，家庭對新一代農村青年的約束力也趨于減弱。我們不幸地看到，第一代農民工為了家庭發展而外出務工，最后卻導致家庭結構的破碎和家庭功能的不完整，他們自己成了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局外人”。
發展與破碎之間的悖論，還衍生出另外一個悖論。第一代農民工拼命發展是為了家庭的延續，但由于家庭和社區在孩子成長中的退場，代際之間出現社會化機制的斷裂，無法完成子代社會化的閉環。原先促使農民積極進取的機制失效了，年青一代開始喪失家庭責任，也不在乎社區評價，出現好逸惡勞、不思進取的特征，其后果小則影響個人前途，大則可能動搖整個大家庭的財富積累，甚至出現子女不孝和虐待老人的現象。若此，拼命工作的父母反而成了家庭和社區的“掘墓人”——家庭在物質財富方面實現發展的同時，也意味著傳統家庭模式的消亡和社區解組與教化功能的喪失。
因此，“懶二代”現象的背后是代際關系的變化與鄉村共同體的轉型。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懶二代”的實質是新一代農村青年身上背負的家庭性使命和社區性意義的逐漸泯滅，將人生意義和終極價值設定為個體化的消遣。近幾年網絡熱議的“躺平”，其形成不僅是由于社會轉型期不確定因素的增加，例如經濟增速減緩、生活成本高企、行業發展空間受限等經濟性動因，還在于舊有的社會化模式在年青一代這里不再奏效，這是教育去家庭化和去社區化的后果。
教育的去家庭化，弱化了年青一代傳統家庭倫理的培養，也削弱了來自家庭延續的壓力。雖然學校也倡導這套價值觀，但只是書本意義上的傳授。傳統家庭教育包含生產和生活兩方面內容，一方面在農業勞動中通過“自然教育”培育勤勞刻苦等品格，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社會交往體悟父慈子孝等倫理，中國式的宗教便是這樣慢慢踐行和培養出來的。這些家庭活動的壓縮甚至消失，使得家庭的宗教式意義從下一代開始慢慢消解。誠然，相較于其他文明，在初步實現現代化之后，中國人的家庭意識仍然較重，但年青一代已經失去宗教式情結，不再為家庭無休止地拼命。在這種意義上，由向上的祖先崇拜和向下的香火觀念構成的中國式宗教便自此慢慢倒塌。
在農村，一般最懶的人是老光棍，因為他們家庭壓力最低，既沒有家人對他的期許，也沒有可寄托的對后代的期望，由此也不在乎社區性的評價和壓力，自甘邊緣化甚至社會性死亡。對后代絕望的人同樣也會有這種傾向。在山西調研時，一位村民在人生中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為兒子奔波，甚至為了讓他在大城市安身立命而同時打四份零工，但在兒子遭遇牢獄之災后，過去的發展邏輯頓時失去了動力，過日子也沒有了“奔頭”，現實的幸福感只能來自每周進城去約會情人，其生活意義在于當下。
回到年青一代身上，若原有的社會化模式失敗，他們將可能變成上面說的光棍或老父親，考慮問題不再基于整個家庭的整體利益，而是更多從個人利益出發，或者在個人的付出成本和享樂收益之間尋找平衡點。當下，由于經濟條件的提高和代際關系的松弛，來自父輩的壓力也在不斷減弱。年青一代更有“資本”從“為他人而活”轉為“為自己而活”，越來越在乎個體性的身體、情感和精神體驗。他們將變得安于現狀，只顧自己瀟灑，不愿意為家庭進一步發展而吃苦和“內卷”，但又在入不敷出之后默默“啃老”。換言之，新生代農民工僅僅脫嵌于家庭倫理，但不脫嵌于家庭支持。
新一代農村青年的成長還是去社區化的，結果是他們既沒有社區性輿論壓力約束行為，也沒有社區性競爭壓力相互督促。在傳統農村社會，村莊內聚力越小、文化傳統越弱的地方，作用在個人身上的社區性壓力也越小，這些地方因此往往更容易滋生懶漢。目前的趨勢正是前文提及的村莊共同體的瓦解，這讓社區教化和社區撫育的功能變得孱弱。一旦年輕人出現德行上的“偏航”，不再有強大的社會網絡拽住他。以前即便家長本身游手好閑、好吃懶做，但社區一般不會缺位，他的兄弟、鄰居和家族權威會幫忙出面管教孩子。如今年輕一代若懶惰或不思進取，社區其他成員是不會出面管教的。可以想象，上文提及的過年回家因為拿錢少而被集體譴責的故事不會再發生。
同時，來自社區的競爭性壓力也在不斷減弱。脫嵌于村莊的青年已不在乎社區評價，不會為了“臉上有光”而拼命發展；更不參與村莊的社會性競爭，不會為了在與他人的比較中“爭一口氣”而省吃儉用。老一代農民工生活在具體的社區，并在具體的社區生活中建立具體的參照系統，他們和同一個階層的人拼命比較。他們絕大部分也不是為了階層躍升等宏大敘事或成為大老板才出去打工，他們的奮斗是由眾多具體生活目標共同決定的，如建房子、買車子、娶妻生子等，目的是成為村里有面子的人。現在年輕人的參照系則是宏觀的階層比較與遙遠的精英想象。在巨大的階層差距面前，一旦遇到挫折，他們便會自怨自艾、垂頭喪氣、不愿再去受苦。
▍ 向何用力：小傳統和大傳統的虛實轉換
在“局外人”和“掘墓人”兩重悖論影響下，新生代農民工事實上陷入一個新的大系統之中：個體逐漸從原有的家庭和社區中解放出來，直接面向大市場和大國家。他們既在客觀紐帶和主觀認同上脫離傳統鄉土中國，又游離于制度性權力結構和一些福利保障體系之外，處于傳統脫嵌和制度脫嵌的“雙重脫嵌”的困境。在這個大變局下，年青一代原有的地域鏈接、宗族關聯、社會關系處于“脫域”狀態，在行為邏輯、價值訴求、情感歸屬等方面呈個體化的新特征。換言之，“懶二代”背后指向的是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問題。
我們將看到，結構性變遷正在逐漸形塑一個個體化的社會，去社區化的個人又和宏觀的結構繼續產生互動。在農耕文明中，大部分農村的“小傳統”和“大傳統”在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二者關注的都是在匱乏環境下如何謀求生存與延續的問題，給出的答案都指向勤勞、克己、節儉等方式；共同體成員的價值體系，一方面以“小傳統”作為具體的實踐指南，另一方面以“大傳統”作為相對形而上的文化背景。當村莊共同體的功能缺損，沒有辦法和能力再生產出社區內部自洽的“小傳統”后，在城鄉間流動的年青一代將會輕易地被“大傳統”俘獲。而如今的“大傳統”以城市文明為核心，追求獨立、自由與個性，這是建立在城市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基礎上的，也只能在相應的經濟能力和社會支持的前提下發揮作用。但由于當前城鄉分化仍然較為明顯，這樣的“大傳統”有兩個與農村社會相悖的特征。
第一是個體主義，強調個體之間的相互獨立、邊界清晰。這與傳統鄉村社會相互扶持、互惠互利的價值觀相沖突，更危險的則是有進一步發展為“精致的利己主義”的可能。在討論中國文化之“要義”時，梁漱溟認為，中國式人生的最大特點是“向里用力的人生”。“倫常”道德秩序和職業分立的社會構造，使得鄉村社會處處訓練人向里用力。前者所得教訓，如反省、自責、克己、讓人和學吃虧；后者所得教訓，如勤儉、刻苦、自勵與要強（進取）。總之，貫乎其中者，蓋有一種自反的精神。因此上一代農民工在發展過程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時，更多是“君子求諸己”，加倍努力。如今年青一代用力的方向更多的不再是自省和自勉，而是責備與責罵。一方面，他們嫌棄父母未能為自己積攢足夠財產，未能為自己料理家務，乃至怪罪父母身體狀況不好給自己增添麻煩。另一方面，他們傾向于為挫折尋找客觀原因，將窮苦歸因于社會不公，放棄了勤儉刻苦和自我約束，面對困難時也更容易走向好逸惡勞和自我放逐。誠然，就業機會減少、收入分配不均等因素是農民工發展的重要阻礙，但“懶二代”的出現與這種思考邏輯的轉變也有關系。
第二是消費主義。傳統農村以勤勞節儉為美德，支出根據家庭的需求量力而為，避免過度消費和透支。但在大規模進城務工后，半工半耕的農民家庭正進入一種“城鄉生活”。今天的農村是處于“城鄉社會”大背景下的“新農村”，農民工身處城市主導的消費文化，卻拿著農村級別的工資。雖然活動半徑仍然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但生活內容已然“市民化”，消費需求和服務需求都逐漸以城市標準為導向，例如追求新手機和新汽車，選擇優質教育以及大型醫院等。很多農村青年因此過度消費，成為“月光族”。但他們又沒有城市中產青年背后有力的家庭支持，因此最終往往從城市悻悻而歸，意興闌珊地回到農村。面對盛行的消費文化和高昂的城市化成本，農村青年的用力方向不是勤儉致富，而是加入狂歡的浪潮，即時行樂。與已經在城市扎根的中產階層相比，孱弱的農民工群體其實比傳統時代更加需要鄉村社會“小傳統”的庇護，像上一代那樣形成適應城市化生活、謀求向上發展的價值取向與行動策略。可惜的是，在村莊共同體瓦解的背景下，他們極其脆弱、一盤散沙，因此被大傳統輕松俘獲和擺弄。
“躺平”文化，似乎是上述兩種“大傳統”疊加之下的派生品。當新一代農民工在城市中成了卸下家庭和社區意義的孤立個體，他們擁有城里人的想象和欲望，但自身能力顯然無法企及城里人的生活水平，“躺平”便成為他們的歸宿和寄托。
▍ 路在何方：青年的覺醒與民族復興
當今中國正處于邁向發達國家的沖刺階段。從國家發展的角度而言，繼續保持積極進取的發展態勢，避免過早進入南歐甚至南美式的消遣型或生活型社會，是理應維系的價值傾向。如今大部分“農二代”能享受的生活邏輯仍然屬于低水平均衡，這種均衡很容易因外在因素變化而被打破。如此，將無法支撐鄉村振興和民族復興。在全球化競爭激烈的國際格局下，當一個民族或國家失去前進動力，將會不進則退，慢慢地螺旋式下降。目前大部分農村年輕人享受著較為安逸的生活，這在某種程度是對上一代人剩余價值的索取，是一種逆生命周期的“剝削”。當上一代的紅利消耗殆盡的時候，這種生活邏輯的維系就將難以持續，進而導致個體、家庭和國家的斷崖式下跌。因此，需要警惕中國“未富先奢”，發展邏輯持續不到第二代就墮入南歐甚至拉美的“懶惰陷阱”，必須在他們徹底“躺平”之前“喚醒”他們，否則當消極的生活邏輯成為主流或“政治正確”之后將難以扭轉。
個體主義的特征之一是容易消解意義。在遭遇不利結構時，與家庭本位和社區本位的父輩相比，年青一代更容易出現動力不足的問題。行動意義的消解是人們轉向生活邏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個體化容易消解意義，不代表沒有個體化的意義。個體從家庭和共同體的籠罩性道德中掙脫出來，更有可能建立符合自身意志和稟賦的意義世界。在這個重建過程中，個體也有自發再嵌入社會的愿望與努力，這是因為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既獲得了自由，又感知到風險，最終也許會發現只有家庭才是不離不棄的保護傘，于是才有“新家庭主義”的興起。但這種權宜之計無法為個體創造“歸屬體系-傳宗接代”模式那般具有超越性的終極價值，也無法提供私人生活領域之外的庇護和社會意義。這便需要國家的入場與再建構：國家需要做好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銜接，不能讓中國人斷了“根脈”；需要加強社會建設，增強社區內部的互助和撫育功能；還需要在教育中建構意義，如將個人命運和民族復興結合在一起，讓年青一代有意義感和尊嚴感。當然，在此過程中，國家更好地改善分配機制，縮小階層分化，讓更多的人有獲得感，自是應有之義。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2期（4月刊），原題為《頹敗的“農二代”》。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