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春節臨近，“不返鄉就地過年”的呼聲越來越高，在響應國家防控規定的同時，一股“大城市沒有年味”的情緒卻在網絡彌漫開。令人驚異的是，抱怨的人不僅是北上廣難留的“北/滬漂”，還有扎根并有了家庭的“新北上廣人”，甚至還包含本地土著。那么“年味”，究竟代表什么呢？本文從城市小區的建構與生活方式出發，家庭公共空間在傳統鄉土社會的半開放院落轉至在封閉性和私密性更強的、從屬于樓層空間的客廳。鄰里彼此生活空間很難再有交集，對隱私的尊重變為約定俗成的交往規則。小區共同體不再承擔交往功能，也無法對孩子的德性和倫理進行培育。人們更喜歡按照興趣，而不是通過鄰里關系、同事關系來結緣。這種鄰里隨時脫離的狀態，也建構了城市交往的另一面：彼此冷漠相處，并不再承擔身為共同體成員的責任。本文原刊于修遠基金會支持出版的《文化縱橫》雜志，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走出庭院之后——
城市小區的興起及新人際空間的形成
? 白龍
現代城市生活是在走出庭院之后開始的。這種生活正在日益把人們限定在一個個促狹的空間里——或許是有形的物理空間，比如辦公室的格子間；或許是無形的心理空間，你看得出對面走來那個穿阿瑪尼西服的男人，此刻的內心還被他緊鎖的眉頭囚禁在硝煙未散的談判桌上。如果再加上每個人心中荒草叢生的時間感，那么在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縱橫交錯的現代時空坐標里，任何兩個個體運行的軌跡，動如參商。
而城市小區的興起，就像一艘艘遍地開花的諾亞方舟。不分職業、年齡、信仰，城市里的人們用盡半生的積蓄，擠進這座兵營式的陌生人共同體，在城市生活的洪流中茍延殘喘。這種全新的建筑結構和生活方式，型構了一個有別于傳統鄉土秩序的人際空間。面對這種轉變，我們無法簡單地用“熟人社會的瓦解”一筆帶過。
▍從院落到客廳空間的封閉
試圖以一層懷舊的油彩美化前工業時代的熟人社會，無疑是一種孱弱的文化懷鄉病。但是，從“院落”到“客廳”的居住結構變化，的確改變了棲息者的精神向度。
在整個中國淪陷為一大片拆遷工地之前，半開放的“院落”是很多中國家庭公共生活的核心場地。無論是農家小院還是工廠學校的家屬院、四合院、里弄，都很難被看作一個封閉的私域空間。我至今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電視機還未普及的時候，每到傍晚，父親都會把一臺12寸的松下黑白電視機搬到院子里，街坊四鄰搖著蒲扇搬著板凳過來圍觀，在冗長的廣告時間里議論些國家大事、家長里短。這時候的院落，是一個個微型居民廣場。
更多的時間，在下班或放學后的傍晚，或者周末，一家人會在院子里閑坐。彼時，很多家庭都是三代同堂，老人們會講一些陳芝麻爛谷子的掌故，無意中，關于家族甚至近代史的記憶，正是以這種“口述史”的方式流傳了下來。我外婆很清楚地記得民國時期華北匪幫的很多軼聞舊事，比如兩個匪幫頭目如何斗智斗勇，如何在屠戮村莊時“把人綁在樹上剜心”。在沒有太多電視劇可看的童年，這些驚心動魄的口述歷史奇妙地搭建起了我與過去時代的精神聯系。后來我讀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時，很多細節都與外婆的口述驚人地一致。這時候的院落，是一個家族史得以延續的場域。
然而城市小區的興起改變了這種格局。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家庭活動的場地，從半開放的、屬地的院落，轉移到封閉性和私密性更強的、從屬于樓層空間的客廳。“廣場”蕩然無存，串門變成冒犯。
小區興起的背后，是整個中國社會家庭居住模式的改變，三代同堂近乎非物質遺產，核心家庭成為新時代旋律。對心理空間的自主性要求更高的年輕人很難接受和父母同住，生活習慣的差異倒在其次。由于老年人的缺席，基于“口傳”的家族史就很難延續，孩子們也不再關心那些陳年舊事。整個世界在一個平面上漫漶，對“當下”的關注幾乎成為唯一正確的生活觀。
而在客廳的所有擺設中，電視機是不可或缺的。電視機的普及，使所有的家庭成為資訊和娛樂的接收終端，家族史被替換成“晚間新聞”，蕩秋千讓位于“快樂大本營”。一種新型的權力網絡通過電視實現了社會控制，稍微換個角度看，就會發現這是福柯“全景敞視主義”的一種奇異變形。
建筑空間日益細分。以前作為整體的家庭生活，被功能性的空間整齊地切割，臥室、廚房井水不犯河水，閱讀、上網各有各的地盤，院落生活的渾然一體不復存在。這種變化也伴隨著心理空間的日漸疏遠。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和交流變成一件奢侈和吃力的事情。下班后的妻子很難揣測一臉陰郁的丈夫當天是被同事暗箭中傷，還是被“小三”玩于股掌；疲憊不堪的媽媽也難以覺察悶悶不樂的兒子其實是為得不到的PSP而懊惱。每個人的世界都如此遙遠，就像楊德昌在頗有薩特風格的電影《恐怖分子》里表達的，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距離，像兩顆星球一樣遙遠。
▍鄰居的耳朵隱私與公共責任
楊德昌的另一部電影《一一》里，洋洋在半夜被吵醒，聽到了隔壁家的吵罵和東西摔碎的聲音。第二天早晨，等電梯下樓上學的洋洋湊上去看墨鏡遮臉的鄰居阿姨，被爸爸拉住，并被教訓：那樣是不禮貌的。
禮貌不僅僅是不能看、不許聽，而是現代城市生活中，鄰里之間甚至家庭成員之間，對彼此生活空間的不窺探。如果說對隱私權的尊重最初是一種市民權利的話，那么發展到最后，對隱私和個人空間的極度信仰，就演變成一種彌散在家庭內外的，揮之不去的冷漠。
楊德昌很多部電影都在討論現代都市里的倫理困境，這種深入城市與人內在肌理的病痛，很多藝術家在現代化開始之初都曾普遍感受到，并以各種形式表達過自己的思考。比如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上世紀50年代的作品《東京故事》，就描述了一種在急速都市化的過程中，舊家庭的崩潰所帶來的極為復雜的情感。兩代人各有各的痛楚，卻在冷漠的空氣中無法溝通。兒女的家里，硬是擺不下父母的兩張睡鋪。
波蘭導演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紅》和《十誡· 關于愛情的短篇》中，都有關于“鄰居的眼睛”的意象。對他人生活的窺視，成了都市中鄰里關系的一種變態。人們似乎要通過窺探別人的生活，檢驗自己生活的限度。“他人的生活”在基斯洛夫斯基那里像一個充滿了危險的可能性，一個或者拯救，或者墮落的彼岸。
就我的個體體驗而言，“院落共同體”是沒有什么隱私可言的。小時候，我家隔壁的夫妻感情溝通的方式比較粗放，深夜里的吵架甚至打架幾乎是家常便飯，夾雜著孩子凄厲的哭聲，穿透了一個個黝黑的夜晚。不管多晚，聞聲而動的父母總會披衣起來，敲門勸架。他們從不覺得這是對別人空間的侵入和對隱私的冒犯，而是一種責任，一種基于院落共同體生活的公共責任。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雅各布斯以充滿慈母心態的筆調，描述了鄰居的耳朵與眼睛對維護一個社區的安全是多么重要。她舉例說，圣路易市一個幼兒園下午放學時，幾乎有一半的孩子不愿離開學校，這些孩子毫無例外地來自一個公共住宅區。在那些有著單獨的玩耍場地和草坪的公共住宅區，孩子們常常在脫離大人注視的空曠場地被壞孩子欺負。而在有著老街區和人行道的“貧民區”，孩子們卻可以安全回家，道路兩旁的商鋪和行人注視的眼睛，以及多樣的路線給他們提供了保護。同樣，一個夜行人在兩邊都有窗口注視的人行道行走，遠比在空曠的現代化建筑叢林中穿行安全得多。
當然，我們很難說清楚居住小區的現代化和公共責任的消弭，究竟孰為因果；隱私到底給人們帶來了福音還是冷漠，也很難窮究，但是作為一種現象，現代居住小區確實存在著這樣的病理。更令人無奈的是，現代人已經很難接受以往生活方式的回歸，試想所有人重新回到以前的居住模式……我們還是斷了這個念頭吧。
▍你把鑰匙交給誰？松散共同體的形成
雅各布斯還饒有興致地提到過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紐約——當然，她說的大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出門時把鑰匙放在附近一些店鋪里，讓來訪的朋友自己去取。這個習慣非常通行，很多雜貨店老板常常手頭擁有十幾把鑰匙。
這種基于鄰里熟人關系的保管，不是現代的付費服務能替代的。且不說手續的繁瑣——在一個卡片時代，你經常要通過各種卡片比如身份證、通行卡來證明自己是誰，單是信任的成本已經高不可攀。“鄰里共同體”的瓦解已經是不可爭辯的事實。
雅各布斯所說的鑰匙現象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在我的童年，不要說鑰匙，連年幼的我都經常被父母交給隔壁經常吵架的夫婦代管。但是現在，我甚至不知道隔壁那個按電梯時才發現和我住一層的鄰居，家里究竟住了幾口人。我的另一把鑰匙，老實說，放在了辦公室的第一個抽屜里。而我的不少朋友，都寧愿把鑰匙放在遠隔半個城區，遠水不解近渴的親戚或朋友家里，真不知道萬一哪個冰雪天，穿著睡衣出門倒垃圾的他們被一陣風鎖在門外，該怎么辦。
這么說并不意味著城市小區里就沒有交往。網絡時代，大家似乎更習慣通過社區BBS發帖交流。一些松散的共同體比如社區“驢友”隊、登山隊、輪滑隊暗香浮動，人們更喜歡按照興趣，而不是通過鄰里關系、同事關系來結緣。“從身份到契約”的民法理念，似乎在這里得到了驗證。凝結松散共同體的，是一根輕盈的紐帶，紐帶的根基是愉悅，敵人是責任。紐帶不是捆綁，若有任何不適，可以隨時脫離，不帶走一絲云彩。這是現代城市生活特有的人際空間。
可惜的是，這種共同體卻沒有任何教育的功能。在這個共同體里，每個人都是經濟學上的理性成年個體，彼此平等而不侵犯，像極了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提到的豬玀城邦。但是，這里卻沒有對任何一種德性的培育和對共同體倫理的維護。此外，這樣的共同體也是一個柏拉圖所說的“無父無母的城邦”，沒有一個“長者”群體的存在，少年也沒有任何共同體可以參加。而在我的童年里，至少還有“警察抓小偷”這樣的集體游戲可以玩。孩子們除了學校生活和家庭生活之外，在一個沒有玩伴的小區城邦里，沒有任何公共空間供他們成長，于是在工業化的娛樂方式中形單影只。無怪乎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感嘆，現代社會里，每個人都沒有童年。
這也是一個沒有青年的時代，從走出校門到成為老謀深算的成年人，一蹴而就。他們急切地需要脫離父母，投入一個新的、屬于自己的小區，進入一個私秘的空間。小區的通行證需要他們用大量的財富支付，為了得到這些財富，他們不得不透支自己的時間和激情，而那些曾經為詩人所吟詠的，關于青春與夢想的童話，早已消散在布滿城市灰霾的小區上空。
▍結語：空間的詩學或政治學
“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句荷爾德林的名句，如今已經淪為開發商的噱頭，被廣泛印刷在大城市馬路邊的廣告牌上。人類進入都市以后，不再有詩。對“庭院”時代的眷注，絕非是為了詩意的回歸，而是對影響了現代人精神結構和人際關系的空間日益封閉現象的反思。同樣，對現代建筑小區的描摹，也不是為了呈現一個妖魔化的居所，而是警惕原子化的蔓延。
對小區的反思也不同于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里，將住宅與資本主義聯系起來的思路，或者如列斐伏爾等人將空間看作權力的網絡和角斗場的觀點，毋寧說，我們所看到的建筑空間的封閉，和一種更大的空間是同構的──比如民族國家。但是繼續論述是冒險的，不如就此打住。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需要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結構，從逼仄的空間里騰身出來，擁抱新的可能。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09年4月刊，原標題為“走出庭院之后——城市小區的興起及新人際空間的形成”?。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