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昊 |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導讀］今日，202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正式開始報名，計劃招錄2.57萬人，人數較去年上漲6%，各省公務員招錄多呈增幅趨勢，山東省（較去年增幅超50%）和內蒙古自治區（較去年增幅近400%）的招錄名額增幅尤為突出。盡管就業崗位增多，不少學者預測今年公務員考試或再現“萬人過獨木橋“的盛況。年春據新華社報道，今年中國有874萬高校畢業生，面臨千萬待崗大軍和千萬應屆生的“前后夾擊”。華南理工大學的新聞與傳播學院公布的學生就業率更能直觀地顯示今年嚴峻的就業形勢：“截至5月25日，我院本科畢業生就業率為35.17%（其中簽約率僅為14.48%）。”
在經歷畢業后的求職迷茫期，不少畢業生報名參加公考培訓班，希冀通過2-3月的集訓一舉“上岸”。這與疫情的不確定性使得學生尋求穩定的心理有關，但“公考熱”并非今年才興起。公考與考研、出國一道，成為不少畢業生步入社會的優先選擇。
本文作者認為，年輕人對“體制內”的向往不僅有體制外機會變少的“推力”，也有因家庭和學校教育被體制滲透、自發產生的“吸引力”。但由于備戰公考的年輕人追求穩定、承載家庭的希望、覬覦灰色收入等驅動，使得不少年輕人缺乏原則堅守，并連體制的陰暗面也照單全收。
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2年2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當下中國青年畢業后的一大夢想就是進入“體制”。近年公務員考試已經達到不可思議的熱度，很多職位與報考學生比率超過了1:1000，最高的甚至達1:4000。一份由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共同完成的《中國海歸創業發展報告》指出，目前已經回國就業的海歸也以選擇事業單位為主，占43.2%。也就是說，體制的吸引力已經越出國門，連喝過洋墨水的海歸也越來越多地把進入體制作為第一選擇。
處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強調自主性、最愿意冒險的階段，青年們競相選擇安穩、體面、高福利的體制內單位作為其事業起點，不外兩個原因，一是體制外給他們提供的空間過少，體制外的環境也在逐漸變差；二是中國的青年受原有體制馴化的程度較為嚴重。
▍“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區分
所謂體制，其實包括一系列具體的制度性安排，如戶籍制度、公務員考試制度、教育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勞動就業法規等。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這些制度性安排有時并未帶來平等，而是使人群分化。如戶籍制度中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導致城市居民與農民的分化；重要行業的市場準入規定造成國有壟斷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不平等；公務員考試漏洞太多使得“拼爹”成為可能，等等。
上述暗含社會歧視的制度安排，通常會造成社會成員中部分人獲利和另外一部分人受損。在現有體制中長期獲利的社會成員屬于體制內，其他領域的社會成員則屬于體制外。二者的利益差別是巨大的：體制內的人群不但享有更加安穩、體面、更受制度保障的生活，而且其所在的機構往往握有更大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政府機關、壟斷企業等）；相對來說體制外的人群更難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和利益（中小企業主、農民工等），更容易受到來自權力的侵害。
與此同時，中國的所謂“體制”不僅是一個制度概念，還具有明顯的意識區隔。很明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壟斷企業等，共同分享著核心價值觀，其成員也有著更嚴密的思想紀律；而民營企業、市民社會這些領域則離核心政治價值相對遙遠，其成員有時還秉承著另外一套價值理念。所以體制的“內”“外”之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意識形態劃界的。
在體制內外所存在的利益差別和思想差別下，中國社會中不但出現了一個由日益擴張的行政權力所掌控的“體制內”，而且由體制所產生的權力還延展到體制之外，扼殺了這個社會其他領域的生機與活力。于是，和十幾年前中國高學歷者紛紛脫離體制“下海”形成鮮明對照、也和西方發達國家很少年輕人考公務員的現象有相當差異的是：中國的年輕人紛紛選擇通過難度極大的公務員考試而逃回體制內。這些情況都表明，近年來中國的“體制外”環境正在迅速惡化中。青年人選擇的狹窄意味著整個社會選擇的狹窄。
在體制外環境變差的同時，政府本身的財政汲取能力卻越來越強大。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速在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續高速增長至今。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達8.3萬億元，增速兩倍于GDP增速。最近幾年的財政收入都達到GDP的1/3左右，政府掌控資源的能力相當驚人。隨著政府插手各種經濟和社會領域，其職能不斷擴張，直接后果就是機構龐大，不斷招人，造就了一個迅速增長的就業市場。
同時，國家財政支出中行政支出比例的虛高不下以及支出核算和管理的極度不透明，直接讓集中了最優質社會資源的政府本身成為最受追捧的行業。和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低至2000元以下，甚至低于農民工的工資相反，體制內的人員工資雖然也高不了多少，但更多的補貼、隱性收入、灰色收入卻可以保證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2010年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當所有的物質資源都集中到機構手里，而人是跟著資源走的，不去事業單位就業難道還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嗎？
當然，想進入體制也并不容易。除了自身獲得優質資源外，階層和集團的特權還直接延伸到他們的子女身上。各種“蘿卜招聘”、“拼爹”現象對平民子女來說，就是一種不公平的阻礙。
▍體制馴化青年？
奇怪的是，在事業選擇空間日益狹窄的同時，這些年輕人還遭遇了社會輿論的批評。北大教授錢理群就發文批評現在的大學生更加世俗化和功利化。似乎是在印證這個判斷，日前媒體廣泛報道了清華畢業的 “80后”進入體制得到快速升遷，但同時也快速腐敗的經歷。對于這些通過考公務員進入體制的年輕人來說，過于缺乏政治理想，導致他們在無奈中選擇靠攏體制，并在進入后卻連體制的陰暗面也照單全收。
其實，青年的蛻變過程并不是從他們進入體制內的那一刻開始的，而是早得多。在中國，對體制內的規則和潛規則的認同正逐漸演化為一種文化鎖定。雖然每個國家的中年男女都傾向保守，但沒有一個國家的父母像中國的父母們一樣，教育他們的子女從小聽自己的話、上學聽老師和學校的話、工作后聽領導的話。對體制的認同滲透進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成為人格的一部分。但這種認同不是對體制內涵的認同，而是認定無法改變體制的無奈服從。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體制”不但剝奪了年輕人的機會、能力，更重要的是消解了年輕人的夢想，改變了年輕人的本性，使其更關注個人利益，也更能容忍社會不公。在拼命試圖進入公務員隊伍的過程中，我們既能看到對前途穩定的關心，也無法排除對權錢縫隙中的巨大灰色利益的覬覦。無論是何種心態，都缺乏政治原則的堅守，很難期望他們能夠在轉型時代挺身中流、改變體制。很多人甚至連自己不被濡染都成了奢望。
而青年之所以那么容易被體制馴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內涵和自主信念的缺乏。在一些學術機構的調查中，現下中國青年的優點被歸納為務實、開放、敢于創新等，而其缺陷則被歸結為缺乏社會視野、缺少對社會各階層的了解、缺少交流、分享和合作、公益心不足等。這些弱點很明顯是公共生活參與不足、對社會真實缺乏了解和同情心所致。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中國青年缺乏參與公共生活的經驗，才被剝奪了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和鞏固自我價值觀的機會，才可能被體制輕易改變。
人是一種多重社會關系的存在。而體制最終會變成無所不在的社會關系，讓社會成員之間彼此限制，甚至內化為社會成員自己的自由意志。離體制越近，受體制的馴化也就越嚴重。這種一邊在壓制，一邊在馴化的體制，迫使年輕人在痛恨體制的同時，也越來越依賴體制。
然而，把一切都推到體制身上確實很方便，可是體制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所有問題。上述的壓制和馴化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體制安排，但問題是，“體制”又是從何而來？支撐體制內和體制外區分的社會基礎又是什么？
當前，計劃經濟的殘留力量比我們想象的更大。中國的重大經濟決策一直掌握在政府及各個部門手中，并且這些決策可以輕易地突破市場的規則甚至原則。政府決策可以直接限制房屋交易、鞏固或破壞私有財產權、規定某個領域的市場準入，其對經濟的影響力比其他市場經濟國家要大得多。
經濟上的壟斷實際上來自權力的壟斷。由政府介入的方便，政府制定了保護行政壟斷的種種規則， 并力保低端的加工產業為自己帶來短期政績。由此導致的是中國國有壟斷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以及勞動密集型企業占主流地位的低端產業結構。此種經濟結構一經形成，便導致龐大的經濟–政治利益集團的出現，并成為現有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最有力支柱。而有可能對體制形成挑戰和改革力量的民營經濟，則因最近幾年的金融危機和中國經濟進入低速發展的周期，逐漸在中國經濟結構中被邊緣化——雖然其對GDP的貢獻仍然巨大，但卻無法掌握更多的經濟權力，也就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根據近年的統計數據，中國自主創業的個體戶比幾年前減少了幾百萬戶。
同時，行政權力的獨大還約束了第三部門的發展。在西方國家，社會組織本是就業的重要渠道。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芝加哥做社區服務。當時的工資不高，只有1.3萬多美元，這份工作不但讓他積累了社區服務的經驗，也讓他找到后來攻讀法律學位的動力，最終成就了一位非裔平民總統，其競選中的平民策略與其早期工作經驗是密切相關的。但在中國，提供非營利服務的社區組織和社會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受到一系列阻滯。組織生存的艱難不但表現在就業機會被剝奪，也表現為對體制本身的屈服與靠攏。在一個競爭劇烈的世界里，靠近最強者是很自然的選擇。但也自然使得體制本身更加強大和穩固。
從邏輯上說，體制內外的劃分首先改變的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并且形成了體制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支撐。是社會結構決定了政治體制還是政治體制決定了社會結構，確實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但社會結構和體制之間的不斷互動和相互加持，確實導致體制的固化和強大，并成為社會成員依賴的對象。
不過，即使是對于體制內的人群來說，這個體制真的是值得依賴的嗎？恐怕未必。在體制內這樣一個超穩定和官僚化的環境中，個人的能力是難以得到提高的，個體價值也會縮水。
同時，體制內的官場規則和潛規則未必是所有人都可以適應的。隨著“90后”這些更加強調個性和自由的世代的登場，體制能夠帶給人們的幸福感，恐怕會越來越少。
更重要的是，只要體制本身的自上而下控制型的特點不改變，體制內向上流動渠道就會依然缺乏，體制內競爭的激烈程度不一定比體制外更小。在“拼爹”時代流行的中國，普通青年進入體制后的晉升發展機會也不一定很多。
▍作為體制挑戰者的年輕人
體制與人的矛盾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個世代，但只有在內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這種矛盾才會導致改革力量的誕生。在目下的中國，體制與人的矛盾所導致的卻更多的是非常規的反抗，而非理性的改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體制本身所提供的改革空間太小。而在體制外的改革力量走正規路徑走不通的情況下，只能以非常規的方式來進行利益表達。最僵化的體制下反而有可能醞釀出最激烈的反抗。類似情況曾經發生在1960年代的中國和歐洲。
在歷史上，體制并不一定是年輕人的敵人，而更應是他們倚重但必須要改變的對象。如前所述，行政權力的無限擴張所導致的政治經濟安排確實限制了年輕人的發展，也馴化了部分的年輕人。即便如此，人們還是有選擇余地的。但大多數人選擇默許了這個體制的存在和運行。也就是說，無論什么樣的體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們選擇的結果。
不過，在中國如此選擇的背景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也就是說，一方面新生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原有體制難以解決，另一方面改變體制的力量正在空前地成長起來。就前一方面來說，轉型時期的特殊狀況對青年就業的階段性壓力，加劇了體制本身轉變的壓力。最近10年來，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急劇拓展，青年人就業選擇更加狹窄化。2002年的大學畢業生只有200多萬，到了2011年就迅速增加到600萬。如此迅速的待就業人數增長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的產業結構遲遲不能升級的情況下，也超過了這個經濟體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增長的速度。套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世界上的路本來就少，走的人多了，就更沒了路。
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在路徑減少的情況下，人們的欲望和能力卻在增強。在經濟不斷發展、社會環境不斷開放的情況下，城市居民對體制改革的沖動逐漸提上日程。體制內渠道的匱乏反而刺激了更多體制外解決方式的出臺。人們的變革沖動是與其改變環境的能力成正比的。在外部沖擊日趨嚴重、體制內外的群體無法再像以往那樣生活下去。
歷史證明，體制變化的速度總是低于社會變化的速度，也低于青年覺醒和崛起的速度。另一方面，體制也只能提供物質層面的利益，不能提供方向和理想。因此在被剝奪了更多發展機會的市場和社會領域，我們仍然能夠發現來自青年的鮮活力量在生長。近年來，轟轟烈烈的城市環境社會運動、公民慈善運動、公益創新活動的主體都是青年，說明屬于青年人的理想主義沖動始終是無法磨滅的。在這個意義上，年輕人沒有被體制馴化，年輕的生命也永遠不可能被馴化。他們的使命終歸是改變世界。
本文原刊于《文化縱橫》2012年2月刊，標題為《唐昊 ▍體制夾縫中的年輕人》，注釋從略。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