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 帥

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 董筱丹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 溫鐵軍

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

【導讀】近日，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公布，強調在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守好“三農”基本盤至關重要、不容有失。當前，世界正經歷產業重構與地緣政治重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經濟也遭遇巨大挑戰。在此背景下，“三農問題”除了“基本盤”作用，是否也蘊含著未來經濟增長的新潛力？

本文指出，面對國內國際風險挑戰，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再次進行逆周期甚至跨周期調節。但在當前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全面過剩的條件下，傳統基礎設施、房地產兩大“資產池”已無法吸納更多流動性，資本需要尋求更健康的資產配置方式和更為安全的投資領域。

本文建議，通過推動縣域“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兩化”）發展，使鄉村振興戰略成為吸納投資的新空間，可以打造“第三資產池”。其中，縣域是推進鄉村振興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單元，可以通過農業和金融兩大供給側改革推動落實“兩化”。

農業方面，作者認為“兩化”的重要載體是“六產化”的新農業，即在現有“一二三產融合”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生命產業、自然教育、歷史傳承等更豐富的業態。可通過重構新型集體經濟，整合空間生態資源，理順產權關系，使農村資源占有主體與投資主體平滑交易，形成城鄉統一要素市場，逐步發展多樣化農業業態，培育多樣化市場主體。

金融方面，作者指出生態資產具有“非標準化”的特點，與傳統金融業態不同，亟須探索新的融資方式。可通過“平臺收儲擔保”的融資方式，有效降低信貸風險，導入銀行資金。未來，還可以將多種金融工具組合嵌套，與農村產權交易結合，并發育地方股權交易市場，推動縣域生態產業直接融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1期(2月刊)，原題為《打造“第三資產池”：戰略轉型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受地緣政治危機和新冠疫情的雙重沖擊，當前世界正經歷產業重構與地緣政治重構的互動過程，對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經濟構成重大挑戰。有鑒于此，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本著“底線思維”，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轉型，強調“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國家戰略轉型的指導思想。
面對國內國際風險挑戰，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再次進行逆周期甚至跨周期調節。但在當前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全面過剩的條件下，傳統基礎設施、房地產兩大“資產池”已無法吸納更多流動性，資本需要尋求更為健康的資產配置方式和更為安全的投資領域。
在國家生態文明戰略轉型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成為重要發展理念的背景下，我們認為，通過推動縣域“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發展，使鄉村振興戰略成為吸納投資的新空間，可以打造“第三資產池”，進而帶動城鄉要素流動，暢通國內大循環。
▍應對挑戰須適時打造新的體現生態文明內涵的“資產池”
在危機壓力下逆周期甚至跨周期調節，是中國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應對華爾街金融危機帶來輸入性風險時的有效經驗。這兩次逆周期調節客觀上分別形成了“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兩大資產池。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危機壓力下，中央財政投向對“三大差別”具有再平衡意義的領域（至少是其中的區域差別和城鄉差別領域），由此拉動國內經濟增長，也形成了水電路氣、機場碼頭、高速路網等規模巨大的設施性資產，相當于形成了第一資產池。這些投資極大改善了沿海地區和各大城市的基礎設施狀況，客觀上為形成第二大資產池創造了條件。
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需下降、出口驟減，對中國出口經濟造成了極大影響。為應對危機，中央、地方隨即同時大舉逆周期調節，增加投資。依靠城市擴張和土地開發，大規模舉債投資基本建設，拉動經濟發展，形成了“房地產”這個吸納貨幣的巨大資產池。
但舉債投資也帶來地方債務的急速擴張，加之房產從生活必需的消費品轉為投資品之后與金融結合，債務成本通過高地價、高房價、推高通脹預期等形式向全社會進行轉移，最終成為全社會共同承擔的系統性風險。同時，大量資金流進以房市為主的資本市場，形成了嚴重的泡沫。在經濟總體呈下行趨勢的背景下，資產價格下跌風險加大。為此，2015年12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9年又進一步提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疏解資本過剩形成的風險壓力。
因此，當前要再次進行逆周期甚至跨周期做多調節，必須形成符合新發展理念的新的資產池。而過去二十幾年的逆周期調節，也為新的資產池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危機條件下先后啟動大規模的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從2005年提出“新農村建設”，到2017年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十六年間解決了全國所有行政村一級的“五通進村”加“一平”，即“水、電、路、氣、寬帶”，再加“平整土地”。在資產泡沫嚴重的今天，這些基礎設施投資的完善，使縣域空間內本來就蘊藏著巨量價值的生態資源產生了巨大的增值空間。鄉村現在有了過去城市搞開發一樣的創業創新基礎設施條件。
另一方面，生態資源的消費和投資價值也在日益顯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中國中等收入人群已經超過4億。近些年，在城市投資壓抑和“城市病”等影響下，中產階級中出現了一種“逆城市化”的潮流。大量中產階級市民開始走向鄉村。這對農村來說，是獲得了新發展機遇；對中產階級來說，則是找到了新的投資領域。
早在2005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以下簡稱“兩山”），指明了良好的生態環境所蘊藏的巨大的價值增值潛力；2018年，又提出建立“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以下簡稱‘兩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清晰地勾勒出了生態文明時代的朝陽產業形態。鄉村是空間生態資源的主要載體，鄉村振興是最有條件與“兩化”發展結合的領域。我們認為，通過“兩山”“兩化”推進生態資源貨幣化，可以開辟新的可以吸納流動性的安全空間；未來在此基礎上進行鄉村物業和資源型資產的開發，會形成“第三資產池”。
縣域則是推進鄉村振興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單元，處在落實“兩山”“兩化”的第一線。下面，本文將結合中央相關政策要求，在分析當前農業發展的現狀與前景、總結各地實踐探索的基礎上，提出通過農業和金融兩大供給側改革結合推進縣域“兩化”發展的整體設計。
▍“兩化”發展需要新主體與統一市場
“兩化”發展的重要載體是“六產化”新農業。自2007年以來，中央就強調農業的生態環保、社會文化等非經濟功能，在新時代生態文明戰略轉型之下，更加強調注重農業農村的生產、生活、生態“三生”合一協調發展。在實踐中，農業也正經歷著從農業1.0到農業4.0的演進，即從傳統農業1.0到對應設施化農業、工廠化農業的農業2.0（其面臨日益嚴重的環境負外部性），再到對應三產化農業的農業3.0（其與豐富多樣的自然條件和社會資源結合而呈現多元化特征），再到農業4.0即社會化生態農業。社會化生態農業，是農業在現有的“一二三產融合”的基礎上，進一步衍生出生命產業、自然教育、歷史傳承等更豐富的業態，形成“六產化”農業。
（一）發展多樣化農業業態需要培育多樣化市場主體
發展社會化生態農業的“六產化”多業態，需要在城鄉融合戰略下，推動各個方面的社會投資進入縣域經濟，與此同時，需要通過重構新型集體經濟整合空間生態資源，理順產權關系，從而使得農村資源占有主體與投資主體能平滑交易。在這個過程中，城鄉各個群體的多樣化參與將推動鄉村百業興旺，并培育出多元化的市場主體。
首先，通過“以投作股”促“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壯大新型集體經濟，形成生態資源資產運營管理主體。2020年8月由國家發改委、自然資源部和農業農村部聯合下發的《關于村莊建設項目施行簡易審批的指導意見》指出“支持將政府投資村莊建設項目產權劃歸村集體經濟組織，由其承擔管護責任”。將財政投入形成的資產、資金劃歸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即時充實集體賬面資產。村集體按照本村具體情況將收益權做股量化到村民，以此吸引村民按照商定比例把分戶占有的資源實物投入或以現金配股，使村民與集體形成緊密的財產關系，從而實現“農民變股東”。由村集體完成村內生態資源的整合，并由承擔市場經營功能的村級平臺公司代表村集體，對外形成談判力。將國家“三農”投資的效果發揮到最大，降低社會投資主體的交易費用。
其次，通過搭建“縣-鄉-村”三級運營平臺，形成縣域空間生態資源的規模化開發運營主體。空間生態資源具有“非標準化”“公共性”的特點，一般針對工業品的市場體系和定價機制，并不適用于空間生態資源的市場化開發運營。并且，空間生態資源因“生命共同體”性質而派生出整體性和內在的結構性粘連特點，因此需要全域統籌，綜合推進開發。就縣域層面而言，需要以縣域空間生態資源為本底，推進縣域內資本重組（國資、財政資金統籌使用）和農村綜合改革配套。在操作上，可以成立新型縣級鄉村振興平臺，由其整合縣域內鄉村振興資金和優質國有資產，吸引省內其他有實力的國有企業投資，形成第一次加杠桿，擴大投資能力；縣級平臺公司對下向鄉級入股形成鄉鎮一級的資產管理公司，鄉鎮一級以自身所有可變現的優質資產合資，形成第二次加杠桿；進而，再向下對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或村級公司）做天使投資，吸引鄉村組織以集體持有的經營性資產、資源性資產合資，共同成立村級資產管理運營公司，形成第三次加杠桿。通過三次加杠桿，三級平臺的總資本規模可擴大數倍，在縣域快速形成十億級資產規模的鄉村振興平臺，形成“縣級鄉村振興平臺公司+鄉鎮平臺公司+村資產管理公司+國有公司+社會資本+金融資本”的股權多元化市場運營主體。這就相當于完成了縣域平臺公司的“混改”。
最后，通過資源招租或入股等方式，吸引社會投資進入，培育大量運營農業“六產化”諸業態的中小企業。農業業態向“六產化”拓展，不同于以往大企業到農村圈地，進行工業化的重資產、集中式開發，更多是依靠市民中等收入群體下鄉投資。這個群體本身具有強烈的綠色生態理念和多樣化、個性化特點，其下鄉消費、投資也就更多地含有生態、文化及社會性的內涵。操作上可以由“縣-鄉-村”三級平臺完成對縣域范圍內生態資源的整合后，通過做大區域生態化公共品牌，吸引廣大市民、創客進入，使他們的創意落地變成個性化的IP，形成新的市場主體。
（二）培育多樣化市場主體需要形成城鄉統一要素市場
縣域“兩化”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如何從基礎上解決空間生態資源作為新的生產力要素進入市場交易的問題。要使城鄉各個群體順暢進入農村進行“兩化”創新創業，迫切需要完善農村產權交易體系，形成城鄉統一要素市場。2022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要“開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規范化建設試點”，在各地實踐中，已經出現了許多取得一定成效的交易經驗。
例如，四川省德陽農交所（成都農交所德陽所）是全國首個市州級合資共建的農村產權交易所。市政府給予累計500萬元財政資金補助，將推進農村產權交易工作納入干部考核及培訓，并要求所有鄉村集體產權全部入場交易，逐漸形成了政府支持下的市場化運行機制，建成市、縣、鄉、村四級農村產權交易體系。交易品種包括農村土地經營權、林權、集體建設用地、集體資產股權、耕地占補平衡指標、農業類知識產權等20多類農村產權。截至2022年5月，累計成交各類農村產權項目6086宗，累計交易金額91.93億元。農村資產最高交易溢價1556.37%、平均溢價120%，撬動投資資金5倍以上。該農村產權交易中心首創“三書”模式，即《律師法律審查意見及見證書》《公證書》《交易鑒證書》，通過“三書”為農村產權進入市場交易提供合法有效的“身份證”，穩定投資預期。
再如，福建省沙縣農村產權交易服務中心，通過“地票”“林票”“房票”交易，探索通過產權交易盤活農村閑置資源資產，促進農村分散資源聚集化、模糊產權清晰化、集體資產市場化等。
我們可以在這些已經取得的農村產權交易經驗的基礎上，積極試點開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規范化建設。比如成立產權交易服務中心，由“縣-鄉-村”三級平臺作為市場運營主體，將現有的鄉鎮各類涉農站所改組或改建為管理服務公司，經管站轉型為財務公司；將與鄉村集體經濟有關的涉農站所、合作社、經營主體等分散的數據形成數據庫，及時有效地把各類信用信息、經營信息、交易數據等傳導到交易服務中心，積累縣域生態產品交易數據和業務增長量數據，形成縣域生態產業發展的整全、動態數據，接入市縣級大數據局分管的生產端數據庫，做好實時更新；推動鄉村集體所有的生態資源全部進場、規范交易，既穩定城鄉投資主體的預期，促進城鄉兩個要素市場的融合，也杜絕私下交易容易產生的“微腐敗”等問題。
此外，還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建設農村資產的數字化權證及交易體系，打造“安全、可信任、可追溯”的管理交易系統，突破線下交易的地域空間限制，吸引國內外投資者融入縣域經濟，通過數字權證的線上交易，活躍交易量，形成“線上”“線下”相融合的交易模式。
▍“兩化”深化發展需要金融改革作為重要保障
由于“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發展的都是分散化、多樣化、個性化的新業態，其資產或項目有明顯的“非標準化”特點，各種金融工具在應用于生態資產時普遍面臨信息問題、定價問題等。為規避信貸風險，傳統金融機構往往不愿與“兩化”發展的新業態進行對接。因此，縣域“兩化”要想深化展開，亟須探索新的融資方式。
（一）地方“兩化”融資的實踐探索
針對生態資產和“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項目的特點，不少地方探索出“平臺收儲擔保”的融資方式，有效降低了信貸風險，有利于導入銀行資金。茲舉幾例。
例一：浙江省安吉縣“兩山銀行”。安吉“兩山銀行”，全稱“安吉縣兩山生態資源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于2020年掛牌成立，功能定位是統籌縣域范圍內的生態資源招商、生態修復、產業融合、生態資源資產交易、融資擔保、生態資源管理。有縣鄉兩級架構，縣級“兩山銀行”負責全縣面上總體規劃布局和重大項目的引進、實施，鄉鎮“兩山銀行”作為縣級“兩山銀行”的全資子公司，委托給鄉鎮政府或鄉鎮平臺公司，實行獨立經營核算，負責資源篩選申報、縣級重大項目前期和小規模項目的自主開發。
其主要業務之一是通過對鄉鎮（街道）、村（社區）開展全域股份化改造，對域內的自然資源資產進行重點管控、收儲，設立資產經營公司、物業管理公司等，開展項目招引，進行全域綜合開發；對已經被其他工商資本、開發商收儲或開發的山水林田湖等自然資源資產進行綜合評估，對低效開發資源資產進行回購，再次整合提升開發。“兩山銀行”的初始資金來源是縣城投公司投入的6個億，縣級公司向每個鄉級公司投資1000萬。通過“兩山銀行”的擔保，獲得農商行、建行、農行共30億元的授信總額。
例二：福建省南平市“生態銀行”。南平市順昌縣自然稟賦優越，適宜杉木生長，有“中國杉木之鄉”之稱。但林木作為非標準化的資產估值準確率低、難度大、處置難度高，導致當地林農等中小主體貸款難。同時，南平市的存貸比明顯低于所在省份，處于資金凈流出的局面。面對上述資金供需結構失衡，2018年舉行的《南平生態銀行試點方案》論證會，明確了順昌縣森林生態銀行的試點項目。
生態銀行的功能之一是面向林農開展擔保貸款業務，由順昌縣國有林場和南平市融僑擔保公司合股成立福建省順昌縣綠昌林業融資擔保公司，對貸款進行擔保。其核心機制是：林農向銀行申請貸款，可以獲得林木資產評估價格50%的貸款額度；綠昌擔保公司進行擔保，并收取一定的擔保費用；擔保公司與商業銀行按8∶2的比例承擔風險。經過擔保的林權抵押貸款月息4.89‰，折合年息5.87%，期限最長可達15年。當生態銀行抵押貸款無法追索時，國有林場會以50%的價格收儲林地，不僅分擔了生態銀行的風險，而且折價收購也能為國有林場帶來一定收益。截至2021年1月，順昌縣“森林生態銀行”已導入林地林木面積約6.56萬畝，完成辦理林權擔保業務257筆，發放林權抵押貸款2.127億元，收儲抵押林地面積8.8萬畝。
例三：福建省屏南縣“古屋貸”。屏南縣位于福建省東北部，是中國傳統村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示范縣。各個古村落內有大量保持良好的閑置“古屋”。近年來，屏南縣圍繞“打造比傳統農村更高級的生活方式與創業方式”，著力促進傳統村落保護與活化，吸引了大批藝術家群體和城市“新村民”進入。在古屋開發過程中，前期需要大量投入，產生了較為強烈的信貸需求。但古屋作為“非標準化”的標的物，很難按照傳統模式直接從銀行獲得貸款。在此背景下，屏南縣推出了“古屋貸”產品以解決投資者的資金需求。
“古屋貸”的核心運作機制是：由政府鄉村振興平臺公司與縣農信社簽訂批量業務合作協議，運用“工料法”“市場價值法”等方法進行古屋價值評估，以古屋文創民宿的“經營權”作為抵押擔保條件，由平臺提供托管及流轉處置擔保，農信社對古屋投資運營者授信。縣級層面的業務依托屏南縣農村生產要素流轉融資平臺開展，由縣屬國企屏南八百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負責運營管理。鄉鎮層面的業務，如該縣熙嶺鄉，由貸款者以古屋經營權與縣農信社簽訂抵押貸款協議，并將古屋經營權批量托管給鄉平臺公司，鄉平臺公司負責對受托古屋加以監管，產生信貸風險后由鄉平臺公司負責流轉與處置。“古屋貸”年化利率為4.35%（單利），最長貸款期限可達10年。截至2021年6月，該鄉發放民宿托管貸款23戶，金額610萬元。
這些針對“兩化”的融資創新，共同機制是通過“平臺收儲擔保”，形成信貸風險處置閉環。下一步，可將平臺收儲與產權交易所處置結合，并引入多種金融工具，探索農村要素融資創新。這既可以降低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也可以通過產權交易中心，形成信貸違約資產處置的最終市場，以降低政府平臺的財務風險。
（二）“兩化”金融改革的未來戰略方向
1.將多種金融工具組合嵌套，并與農村產權交易結合，降低農村信貸風險
自2009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提出“探索建立農村信貸與農業保險相結合的銀保互聯機制”后，通過多種金融工具聯動組合，共同分擔降低風險，一直是政策倡導的方向。當前，將其應用于縣域“兩化”實踐，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如何解決各種金融工具在應用于“非標性”生態資產時，本身面臨的信息問題、定價問題等；二是如何在“三變改革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的組織基礎上將多種金融工具進行有效的組合，以真正發揮合力。結合實踐經驗來看，可在現有分保融資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農村產權交易所，利用其作為農村產權交易中介所積累的信息優勢和交易鑒證能力，使其在投資主體和信貸提供方之間發揮橋梁作用。
前文提到的四川省德陽產權交易所，就形成了“政府+企業+銀行+交易所+擔保+保險”六位一體的形式。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例業務是通過多方分保為水產養殖戶提供融資服務。在該案例中，養殖戶飼料購買量大，形成了信貸需求，但自身信用能力較差，無法獲得貸款。針對這種情況，通過交易所撮合，將全市上規模的水產養殖戶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平臺公司。由平臺公司統一購買飼料，降低價格。交易所對各個養殖主體的流轉權證鑒別，提供相應的流轉經營信息，由農擔公司提供擔保，銀行對養殖戶授信。貸款資金直接打給飼料廠商，資金封閉運行。同時引入保險公司，進一步降低養殖風險。由于各環節風險大大降低，銀行專門針對該類項目推出了“水產貸”，在貸款額度、審批流暢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了資金的閉環使用、良性循環。
針對某些新的業態領域收入預期不明確的情況，可以借助期貨公司對農產品市場多空撮合形成均衡價格的功能，倒推農林業單位面積收入，再聯合財政和農擔承諾對險損高比例支付，據此創新農業收入的最低保費的保險產品，形成以保單為基礎的融資增信機制。
同時，可以由縣財政出資設立農業融資擔保基金，與縣農擔公司、市級擔保公司、省級擔保公司等分保合作，進一步完善風險共擔機制，多方共同防范金融風險。最終形成“政府+企業+銀行+交易所+擔保+保險+期貨”七位一體的形式，分擔農村信貸風險。
2.發育地方股權交易市場，推動縣域生態產業直接融資
要真正實現“生態資本深化”，除上述間接融資方式創新外，還需要探索利用現代資本市場直接融資。2019年2月，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財政部、農業農村部聯合發布《關于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指出“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在門檻不降低的前提下，繼續對國家級貧困地區的企業首次公開募股（IPO）、新三板掛牌、公司債發行、并購重組開辟綠色通道”。202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也提出要“探索生態產品資產證券化路徑和模式”。
在前述通過農業和金融兩大供給側改革結合推進縣域“兩化”發展的設計中，形成的是“縣-鄉-村三級運營平臺”+農村產權交易+融資創新“三駕馬車”共同推動縣域“兩化”的總體格局。在縣域資金鏈、數據鏈、物流鏈“三鏈”統一的基礎上，可以底層數據鏈路為基礎，通過交易數據的沉淀、開發，將非標性生態資源產生的價值流做全息式刻畫，進一步形成可交易的資產，發展數字經濟新業態。這樣，就將生態經濟和數字經濟這兩個引領未來中國新經濟發展方向的領域融入到了縣域經濟發展的發展中。
繼而，可以縣或更大區域為單位，在本地產權交易所開設針對縣域“兩化”新業態的風險板交易。可以借鑒資本市場的板外交易（OTCBB），也可以在強化監管的條件下引入股票、期貨等手段，讓本地生態空間資源演變成為可拆分的、可連續交易的產品，先經域內的官方背景的機構投資人交投后推出交易價格和熔斷值，再吸引外部投資人進入。在“生態經濟+數字經濟”的領域內，不斷推出有持續盈利預期的題材獲得溢價收益。
“郡縣治，天下安。”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指引下，通過深化農業和金融兩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出縣域過去形成的對負債投資發展路徑的依賴，推動縣域經濟朝向“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的方向發展，將會構成吸納投資的第三資產池，有力地支撐國家經濟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做戰略轉型，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1期，原題為《打造“第三資產池”：戰略轉型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空間》。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