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與中國的戰略利益
《文化縱橫》2022年4月刊(第2期)新刊手記
俄烏沖突，攪動世界，一夜之間將原本模糊不清的世界力量格局重新整理一遍。這場戰爭，可說是冷戰之后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最大的一次沖擊，沖突的后果，將是世界秩序的一次根本性調整。
關于俄烏沖突，互聯網上分析文章汗牛充棟、巨細靡遺，但有一些事關中國戰略利益的問題尚未深入討論，需要認真思考。
▍ 俄烏沖突會否外溢，演變為世界性的戰爭？
與冷戰時代美蘇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不同，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美戰略競爭。美國在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國力下降，一方面收縮戰線，從阿富汗、伊拉克等泥潭抽身；另一方面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集中精力對付有實力全面挑戰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中國。至于美國不得不重點關照的歐洲，美國則希望以北約為框架，捆綁歐盟、擠壓俄羅斯。烏克蘭危機重要的誘因之一，是美國塑造敵人、挑動俄歐矛盾，借此達到捆綁歐盟的目的。
俄羅斯方面已經清楚地把握住美國力量衰落和戰略重心東移的總體態勢，在北約不斷東擴的持續壓力下，奮起一擊，用軍事手段打出一個戰略緩沖區。俄羅斯賭的是美國不敢將主要資源從印太地區轉移，搏的是美國國力無法在東西兩線同時開戰。同樣的動機也適用于美國，美國今日的國力，在印太地區對付中國尚且吃力，遑論東西兩線同時應戰。其最佳策略，是動員歐洲力量打壓俄羅斯。
分析今日之烏克蘭危機，可以參照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由于美蘇的戰略重心彼時都在歐洲，對于朝鮮戰場都不可能傾盡全部戰爭資源，而中國當時的國力尚十分弱小，無力獨自幫助朝鮮完成統一全境的戰爭任務。因此，朝鮮戰爭雖然影響深遠，但它當時就是一場局部地區的戰爭，并沒有發展成進一步的世界性沖突。今天與朝鮮戰爭時代最大的不同，是當時的背景是冷戰，世界以意識形態劃界，今天則不存在涇渭分明的意識形態分界，敵友劃分基本依循國家利益原則。利益原則，比意識形態原則靈活務實，縱橫捭闔的空間更大。
因此，這次的俄烏沖突，應是一場局部性的地區沖突，其地緣政治后果十分深遠，但蔓延為世界性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 在中美俄歐四角關系中，中歐關系是個難題
烏克蘭危機，大國關系都在劇烈錯動：俄美關系由此走向尖銳對立，相當長時間將彼此仇視；俄歐矛盾也日趨尖銳，俄羅斯的大打出手，把歐洲的中間派國家也打成對立面；而中俄關系，是面對美國壓力背靠背的戰略伙伴關系，盡管俄羅斯也會玩些借力中國恐嚇歐美的小把戲，但中俄兩國明白，從根本的戰略利益而言，雙方誰都離不開誰，必須互相支持，互相維護。
在大國關系中，中國目前最難處理的是與歐洲的關系。歐洲與中國有著深厚的經濟利益，是中國在對美戰略競爭中需要團結的第三方，盡管雙方也經常矛盾不斷，但矛盾性質并未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斗爭狀態。然而烏克蘭危機加劇了俄歐矛盾，將歐洲推向美國，使美國捆綁歐盟擠壓俄羅斯的圖謀一時得逞。面對俄羅斯，歐洲希望中國施壓，影響俄羅斯撤軍，希望中國的中立態度不致演變成一邊倒。對中國而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在幫助俄羅斯的同時，根據《聯合國憲章》與綜合平衡的安全原則，主持公道，進而影響歐洲，不致使其與美國一道與中國為敵。這是一個外交上的高難度動作，比中國與烏克蘭的關系還難處理。可以預期，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美國會借助“民主國家vs.威權國家”的旗幟，進一步深化美歐關系，并賦予德、法等國更多責任，以北約為框架，領導歐洲擠壓俄羅斯，以此保證其印太地區的戰略重心地位不被動搖。
客觀而言，歐洲與中國都有借力對方的需求。盡最大可能不將歐洲推向尖銳對立狀態，是中國面對烏克蘭危機時的主要挑戰之一。
▍ 加緊推進建構新的世界體系
俄烏沖突，瞬間撕下了自由主義世界以往宣示的溫情外衣，各種制裁俄羅斯的手段，讓世人看清了這個世界的本質。對于中國人而言，它至少有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我們曾極力追求并信奉的全球化時代，是否到了歷史的拐點？必須承認，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參與的全球化進程是美歐主導的全球化，其實質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由于中國人的奮斗，我們從邊緣逐漸走進中心，在全球產業鏈中也逐漸掌控了十分重要的環節。客觀而言，中國是這一輪全球化的受益者。這也推動中國堅持維護聯合國的基本原則，推動全球范圍的自由貿易。而俄烏沖突讓我們看到，現行國際秩序與經濟貿易原則是以政治、軍事等硬實力為前提的，它們都建立在暴力、權力的基礎之上。一旦這種政治軍事權力不再認可，則一切經濟利益和維護經濟利益的基本原則，都可能瞬間坍塌。對于歐美為主導的全球化，我們必須頭腦清醒。
其次，俄烏沖突還警告我們，現有的經濟社會結構與生產力布局必須進行重大的調整，必須加緊構建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的經濟格局，在關鍵的生產環節和技術環節做到自主可控。與此同時，對于中國這樣14億人口的大國，其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不可能局限在國土范圍內完成。形成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的世界范圍的資源體系與市場體系，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目前，中國已經成為13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也正在扎扎實實地構建“一帶一路”這一以中國為中心的貿易與投資網絡。面對烏克蘭危機引發的世界變局，中國還應該在“一帶一路”布局的基礎上，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這一體系將更多把目光投向非洲、中東、東南亞、拉丁美洲，它將以“共同發展”為旗幟，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團結第三世界人民，構建一個不依賴歐美體系的新的世界體系。這一構想并不是主張與歐美體系脫鉤，而是建設一個更具包容性且不受制于人的平行的世界體系。
在現有的美國、歐洲、俄羅斯等力量格局中，中國的選擇十分逼仄，可依托的力量和資源比較有限。但一旦將眼光投向更加廣大的第三世界，力量對比的格局會瞬間轉變。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世界”戰略，指引中國在美蘇爭斗中走出了一條新路。今天，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意愿更強，自主意識更加抬頭，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比上世紀大幅度提升。此刻，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重溫第三世界戰略，應該能為我們有效應對烏克蘭變局、掌握戰略主動、構建以我為主的新的世界體系提供重要思路。
—?2022年4月新刊目錄??—
新刊將于4月1日正式發行
▍域外
歐亞地區秩序重構進程中的俄烏關系
王思羽
擁擠的太空呼喚新規則
胡凌
▍封面選題 自由還是貧乏：世紀初的中國青年
與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不同，當代中國青年生活在一個豐裕時代。這樣的社會環境提供了多元的選擇和機會，他們理應是自由且昂揚的一代——這當然是事實的一部分。然而，在這一群體中，也有人陷入精神困頓和貧乏，他們雖然相信國家正在崛起，卻不相信自己的生活會越來越好。這樣矛盾的一代青年必將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并且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還將進一步對世界秩序的演變產生重要影響。
當豐裕一代遭遇資產社會——解讀當代青年的社會心態
付宇、桂勇
代際認同與代內分化：當代中國青年的多樣性
李春玲
中國千禧一代：駕馭數字時代社會經濟的多元與差異
李成
頹敗的“農二代”
董磊明、李建民
不必等待炬火——一個駐外青年工程師的工地文學
曹豐澤
▍政策
超越“強監管”——對平臺經濟治理政策的反思
黃益平、鄧峰、沈艷、汪浩
始于2021年的平臺經濟“強監管”政策面臨至少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方面，平臺經濟是個新生事物，治理政策完全是個空白，“強監管”政策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平臺經濟的治理體系。但多部門同時出手，很容易造成“運動式”施政的結果，對平臺經濟造成較大打擊。另一方面，平臺經濟具有許多不同于傳統經濟的特性，這些特性既可以帶來很多好處，也可能造成不少問題，“強監管”的目的是保留好處、解決問題。
數據治理的“不可能三角”
劉典
▍筆談：北京冬奧會的新世界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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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壟斷支配轉向共同發展——雙奧十四年的世界體系之變
姚中秋
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是中國開始復興、世界歷史轉折的開端，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標志著這個轉折期已基本結束，接下來的后奧運-后疫情時代，兩個體系之間將展開激烈、長期的斗爭。在冬奧會上開閉幕式上，中國殷切地表達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愿景。但是，這個美好前景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
冬奧之喻：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線索
李小云
▍焦點
面對“類滯脹”——差序世界中的中國經濟
曹遠征
2022年面對“類滯脹”，全球各經濟體開始調整在疫情期間使用的宏觀經濟政策，致使分化中的世界經濟表現更加分化。從短期看，由于各經濟體經濟復蘇不同步，面臨的物價上漲壓力不同時，出現了周期的錯位，形成了政策的分野：美國趨緊，中國趨松，其他經濟體雖在分化，但多數會趨緊。
▍治理現代化
容錯機制落地難：地方政府的創新困境
李振、王浩瑜
當府際關系的彈性和靈活性降低、權責不對等的態勢愈發明顯，保護地方和基層政策創新積極性的容錯機制便難以發揮作用了。即便中央屢次發文強調應當容忍基層政策創新中出現的“失敗”，或試圖使相應的容錯機制制度化，但落實到地方層面時，總會變得“擲地無聲”。
▍后發國家發展道路??
自主抑或依附：印尼發展道路的三重陷阱
孫云霄
▍學術評論
“停滯的中國”實現不了現代化？——魏特夫的中國之行及其東方社會思想的轉變
江珮、張亮
▍重新認識西方
老齡化民粹主義：歐美的現實與中國的挑戰
蒙克
既然是反抗現行精英，民粹主義的政治力量，不管左翼還是右翼，都無一例外地把自己標榜為來自體制外的新鮮力量。所有這些標簽——無論是“新鮮”“極端”，還是“激進”，都往往讓人想到積極進取的年輕人，而不是已經步入暮年、理應接受現狀的老人。然而，在西方世界最近幾次重大政治事件中，老年人卻是民粹主義陣營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支持者。
代頓的重生：美國“銹帶”城市的轉型
李家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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