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機，特別是2018年美國對中國發動逆全球化的貿易戰后，現代世界體系迎來了一個“中國時刻”。不同于全球化盛期福山筆下西方主導世界的“歷史終結論”，當今時代的思想氛圍是“歷史的回歸”。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包括兩大方面：（1）古代的絲綢之路呈現為一種東方用制造品交換西方貴金屬的貿易結構，工業革命使之在 19 世紀真正實現逆轉，變為西方輸出制造品而東方輸出初級產品的新局面，這才完全重組了全球經濟。（2）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在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區域形成現代國家，其對邊緣區域進行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擴張，吞并其他的世界性體系。而中國崛起，使現代世界體系的運轉邏輯，辯證地回到19世紀前西方強國試圖對抗東方制造業的局面。以至于有論者發問，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霸權？
通過歷史比較，作者指出，“中國時刻”的突出意義，在于打破現代世界體系的霸權轉移邏輯。現代世界體系誕生于西方，已有的三個霸權也都是西方國家。“中國時刻”的出現，其實是這種“西方性”的瓦解。中國的發展并不符合現代世界體系既有的霸權轉移邏輯，中國從意愿、能力與邏輯等方面都無意稱霸。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國時刻”意味著，眼下這輪體系變動周期內，可能不會發生過去那種霸權轉移，因為缺乏一個標準的霸權候選國，來推動體系沿著以往的路徑去演化。在警惕民族主義的人們看來，這或許是一個好事；但“霸權之后”的世界究將如何，事實上充滿了更多的危險與不確定性。
作者認為，一種最大的可能性是，美國霸權在不同層面持續衰落，卻依然試圖維持全面霸權，使得大國斗爭升級。如果歷史沿著這種路徑回歸，也許會導向一個美國版“朝貢體系”與現代世界體系殘余相并立的未來。另一種可能是，歷史回歸到一個美國霸權接受其衰落，而多個體系并存于世界的局面。但困難之處在于，在多極化的未來，無霸權的集體協調極為困難——在現代世界體系史上還從未存在過。更大的困難則是，美國是否準備接受自身霸權的衰落？這個問題，在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國時刻”，比起中國自身的發展，是決定未來走向的更重要因素。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2月刊，原題為《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國時刻”：歷史的回歸與變軌》。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歷史是在延續與斷裂的交錯中發展的。自 2018 年美國對中國發動逆全球化的貿易戰后，關于世界體系面臨著大變局的認識，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可。無論對全球化抱何種態度，當前的全球化存在種種問題乃至危機，可謂一種共識。這種時代的思想氛圍，與福山撰寫《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時西方世界主導的樂觀心態，已經完全不同。可以說，歷史回歸了。世界體系學派的沃勒斯坦、阿里吉建立了一個以霸權轉移為重要內核的現代世界體系演化模型。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阿里吉曾表示：“在東亞及其他地區，中國已成為美國領導地位越來越可信的替代者。”這似乎在暗示中國將繼荷蘭、英國與美國之后，成為現代世界體系的下一個霸權。即使不做這種論斷，現代世界體系也迎來了一個“中國時刻”。這個“中國時刻”并不意味著中國會成為霸權，相反，它是當前世界體系進入變動期的信號，并充滿體系變動所特有的危險與不確定性。歷史不會簡單回歸，它還會變軌。對世界與中國而言，都要面對多種可能性的未來。
▍歷史的回歸：客觀存在與主觀認知
歷史既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是一種主觀認知。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作為一種主觀認知，在客觀存在的層面契合了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全球化奔騰咆哮的事實。但這種事實如今已經消失。新的現實促使加拿大學者珍妮弗·韋爾什（Jennifer Welsh）提出“歷史的回歸”。不過，她實際上延續了福山的命題，認為眼下正在回歸的歷史是對西方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的各種威脅，包括恐怖主義、難民潮、貧富分化與類似于冷戰的地緣政治等。在她看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指向的是西方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的勝利，但從人類歷史來看，這種體制及其意識形態存在的時間并不長，也并非沒有被逆轉過。因此，韋爾什的歷史回歸論只不過是福山歷史終結論的一個變種，兩者目標一致，都希望將歷史終結于一種特定的形態。
然而，從歷史主義的視角出發，歷史可能是更加開放的，一種非西方中心視角的歷史回歸論，也將更符合非西方世界的利益。但首先，有必要詢問：此刻回歸的是哪一種歷史？歷史是人們向后看的產物，隨著視線的移動，歷史的內涵也會變化。
全球史學者認為全球化是復數的，這意味著全球化是多個相似但不相同的局部進程。通常人們所談論的是以資本流動與市場擴張為動力的經濟全球化，在這個過程中，制度、文化隨之擴散。它可以追溯至 15 世紀甚至更久遠，但直到 20 世紀最后十幾年才迎來最輝煌的盛期。這段歷史，塑造了直至今日人們對全球化、世界體系或全球歷史進程本身的主流認知。以西方中心的視角看，1988 年后，西方陣營確實取得了冷戰的勝利，美國也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名實相符的霸權。如日中天的美國，既經歷了“新經濟”的繁榮，又在中東、東歐等戰場上取得一連串勝利，這與冷戰時代該國受蘇聯制衡、在越南等地戰敗以及在經濟上難擋日本崛起的頹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隨著冷戰結束，經濟全球化完成了最后一塊拼圖。喧囂的 90 年代見證了俄羅斯、東歐與中亞等地理空間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21 世紀初，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全球化獲得了更強勁的動力，一路凱歌高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化的精英階層開始相信“世界是平的”，因為這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實際上，這種經濟全球化，在 2018 年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之前，并未明顯受挫。只不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無論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修復，還是美國霸權本身的運轉，都出現了問題，正是這些問題使逆全球化的陰影籠罩世界。從這個角度說，1988~2008 年就是全球化盛期，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特殊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福山相信歷史終結了。但這個時代結束后，與福山持有相同價值觀的韋爾什就感嘆歷史回歸了。韋爾什眼中回歸的歷史，就是全球化盛期之前的歷史。
不過，全球化盛期之前的歷史，在不同視角下可長可短。這也決定了當前正在回歸的歷史，在不同長度的視角下是不太一樣的。即便使用相同長度的視角，從不同的方位看，景觀也大不相同。韋爾什看到的回歸的歷史，是冷戰時代的幽靈。1945 年后，盡管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新霸權，進行了一系列全球政治與經濟制度安排，但世界被劃分成了不同的陣營，全球化是被割裂的。以西方視角來看，20 世紀后半期仍然是動蕩不安的“極端年代”。但從中國的視角看，1945 年結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自 1895 年以來形成的東亞舊秩序瓦解了；幾年后一場更大的巨變將開啟中國的現代大國之路，那條道路正是現代世界體系“中國時刻”的起點。若把視線移向 1850 年，可以看到，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霸權正如日中天，中國在鴉片戰爭后的開埠通商意味著現代世界體系真正取得了全球性勝利，福山版歷史終結論的原始輪廓在這一時刻若隱若現。再往前看，在 1750 年，工業文明只是曙光初現，西方世界固然已經積累了巨大的優勢，但東方的“天朝”也有足夠的力量拒絕現代世界體系加諸其身。再往前追溯，在荷蘭霸權的時代，東西方的力量更加平衡，經濟全球化已經啟動，但世界政治是多極化的，或者更準確地說，當時的世界并不存在唯一的體系。因此，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多極化的并存，并不是一種新現象。如果說歷史在回歸，那為什么一定會回歸至 20 世紀后半期，而不是更遙遠的 17 世紀？
也許只有湯因比或斯賓格勒那樣的歷史哲學家才會認真思考歷史到底會回歸至哪個時代，實證歷史學家則一般不會陷入這種思辨。需要指出的是，歷史一直在變化，但人類對變化的認知往往局限于最貼近自身生命周期的經驗，這種經驗會使一些偶然性或尚未復現的現象看起來理應如此。生活于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人們，最熟悉的是全球化盛期的歷史，習慣的是工業文明創造的世界。但全球化盛期只有短短 20 年，工業文明的歷史則尚未滿300年。戰爭、天災、政治割裂、經濟周期等破壞全球化與擾亂工業文明的力量，存在的時間則要長得多。全球化盛期幸運地避開了這些力量釋放其破壞性，但它們并未被人類馴服。就此而論，與其說歷史在回歸，不如說歷史現象一直存在，回歸的是人們對于歷史的主觀認知。誠然，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精英都不乏修復全球化，使其回歸盛期的努力。在開放的歷史中，這種修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全球化盛期一去不返的可能性同樣存在。面對后一種未來，及時調整認知將會賦予行動者以更大的優勢。
▍現代世界體系的演化：對其他體系的吞并
世界體系或國際秩序之類的概念并無統一標準，不同的學派、學者存在不一樣的認知。沃勒斯坦將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和剝削理論運用于國際經濟關系，創立了以中心—半邊緣—邊緣為結構的世界體系理論。準確地說，這一世界體系是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誕生于 14 世紀或 15 世紀的歐洲，然后擴展至全球。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是變動的，尤其是中心與半邊緣之間的競爭會決定中心的霸權易位。迄今為止，現代世界體系至少存在過荷蘭、英國與美國這三個霸權。阿里吉進一步發展了沃勒斯坦的理論，構建了體系積累周期變動與霸權轉移相結合的演化模型。這個模型具有強烈的辯證法色彩，但過于精致，散發著某種命定論的氣息。因此，很多歷史學者不接受這種機械的世界體系理論。不過，只要不將沃勒斯坦、阿里吉的世界體系理論視為某種必將應驗的“啟示錄”，就會發現該理論提供了一個適合觀察歷史與現實的視角。當前的世界確實存在經濟地理層面的財富不平衡，國際產業鏈不同層次的中心與邊緣的關系體現了富國對窮國的經濟優勢，而從荷蘭到美國的霸權轉移亦是某種經驗事實。
現代世界體系是一種歷史體系，有著自己的演化史。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世界體系的演化，就是吞并與消化并存的其他體系的歷史。那些被吞并與消化的體系，包括東亞的朝貢體系、從中東延伸至東南亞的伊斯蘭世界以及非洲、美洲等歐亞大陸文明的外圍世界。按照沃勒斯坦等人的觀點，現代世界體系與歷史資本主義是一體的。不過，這種以經濟為中心的模型難以涵蓋真實歷史中過于復雜的變量。國家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國家采取行動的考量往往并非純經濟的。因此，不妨將起源于歐洲的現代世界體系的擴張視為一種綜合性的擴張；在這一擴張過程中，經濟利益、政治野心乃至文化威望的動機有時涇渭分明，有時則交織在一起。當前的全球化既是現代世界體系擴張的結果，也包含在擴張的過程中。
從經濟視角看，現代世界體系的起源與擴張必須被置于一種長時段的東西方貿易結構中考察。粗略地說，古代的絲綢之路，呈現出一種東方用制造品交換西方貴金屬的貿易結構。在這種貿易結構中，古羅馬精英對財富流失于“賽里斯”（古希臘、古羅馬人對中國的稱呼）的指責，在以后數千年里會反復出現。馬可·波羅筆下的東方遍地金銀，這種幻想刺激著哥倫布遠航，成為現代世界體系誕生的直接誘因。無論歐洲內部存在何種資本主義萌芽與生長的機制，與東方的貿易都是從達·伽馬到各國東印度公司的清晰可見的擴張動力。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的冒險家們也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其目標。面對東方各種以強大帝國為核心的體系，現代世界體系的擴張循序漸進。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指出，直到 18 世紀，歐洲人仍然只是奪取了美洲龐大的新資源基地，開辟了連接東南亞、印度、西非和美洲的長距離貿易新路線，但在與奧斯曼帝國等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大國對抗時仍自覺左支右絀。這就意味著，在數百年時間里，現代世界體系改造了全球經濟，是全球化的真正推動力與組織者，但它只能去介入一些古老的并存體系，并時時被類似乾隆的統治者拒之門外。
現代世界體系對全球經濟的改造，并非一個純經濟過程。相反，軍事暴力是最基本的手段。這就折射出，在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區域，與資本主義擴張相輔相成的演化，是現代國家的形成。這些西方列強之間的軍事與經濟斗爭，對現代世界體系的意義，并不亞于它們在全球的擴張。這種內層競爭與外層擴張的雙軸連轉，成為現代世界體系的持續性特征。
到了 18 世紀中期，英國在現代世界體系的內層競爭中成為佼佼者，在外層擴張中因為征服了南亞次大陸而拔得頭籌。對南亞次大陸的征服，是現代世界體系第一次，也幾乎是唯一一次完全地吞下了東方一個古老體系，而南亞次大陸的舊體系同樣是東西方貿易結構失衡之源。因此，現代世界體系的英國霸權比此前只能在東方占據戰略據點的荷蘭霸權更加強大，也更能推進現代世界體系的擴張。在這一階段，英國自身的體系可以用重商主義體系來概括。
最早使用“企業家”（entrepreneur）一詞的愛爾蘭籍商人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ion）是展示 18 世紀現代世界體系擴張動力的有趣樣本。坎蒂隆鼓吹英國要發展本國制造業，其手段是改善國內制造品的品質，并限制國外制造品的進口。一方面，他直接建議英國應該限制同印度的貿易，減少用貴金屬購買印度的制造業產品：“印度人的制成品，如絲織品、印花布和薄紗織物等，盡管經過 18 個月的海上航運，在英國的售價卻非常低廉……我們每年向他們輸出現金，使他們的財富增加而我們的財富減少。歐洲消費印度制成品的結果，只能是減少我們的貨幣和制造業的工作。”另一方面，他支持英國在與荷蘭的霸權之爭中采用貿易戰的手段：“英國為了防止荷蘭憑借費用低廉加強海上優勢，從而損害它的利益，已下禁令：任何國家向英國輸出的商品，必須是它們自己生產的，而不能是其他國家的商品。這樣，荷蘭無法充當英國的運輸商，英國人就加強了自己的海運業。雖然他們的海運費用超過荷蘭，但國外貨物的財富使這些費用變得不太大。”坎蒂隆的兩個論點，對應了現代世界體系的內層競爭與外層擴張，是英國重商主義體系在思想觀念上的投射。實際上，坎蒂隆可能根本不能被稱為重商主義者，他持有上述觀點只能說明這些觀點在 18 世紀的英國非常流行。坎蒂隆思想的意義在于，他指出了企業家這一群體的重要性，而企業家的特性就是生活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中，所以“須冒風險”。這種企業家理論雖然非常原始和粗糙，但它已經暗示了創新這一現代世界體系擴張的另一種動力。首先發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就是一次大規模的創新。工業革命使東西方貿易結構在 19 世紀真正實現了逆轉，變為西方輸出制造品而東方輸出初級產品的新局面。只有當這種局面出現后，現代世界體系才完全重組了全球經濟，并配合著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擴張，實現了對其他體系的吞并。
因此，現代世界體系的演化是一個吞并其他并存體系的過程，其內層競爭篩選出了包括霸權國家在內的有能力推動重組全球經濟的強國，這些強國的外層擴張改變了長久的東西方貿易結構。霸權對于現代世界體系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使體系發生變化的能動力量；霸權的轉移既是體系變動的結果，又是體系變動的原因，塑造著體系的具體形態。霸權轉移對于現代世界體系的重要性，使得當下的“中國時刻”必然成為關注的焦點。
▍“中國時刻”對世界的意義：霸權轉移邏輯的打斷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明確表示“不稱霸”，這使得討論中國是否會成為下一個霸權似顯多余。然而，歷史上的霸權，如美國，也曾宣稱不愿稱霸，但那種表態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掩飾。這一事實會令一些人質疑中國的真實動機。然而，以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觀察，中國自身的發展史表明，現代世界體系的霸權轉移邏輯已經被打斷了。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一樣，因為可供研究的樣本過少，難以像自然科學那樣得到精準的規律，也就難以準確預測。現代世界體系的霸權轉移機制研究即屬此例，畢竟，迄今為止公認的霸權只有三個而已。盡管每一次霸權轉移的情形都不同，而且現代世界體系的演化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但仍然可以辨識出一些共性現象。
首先，現代世界體系的三個霸權，規模不斷變大，可調動資源越來越多，行動能力也越來越強。在三個霸權中，荷蘭如同一個城市國家聯合體，英國本土已經是標準的大型民族國家，美國則是一個洲級大國。這種規模特征，決定了 20 世紀 80 年代流行的日本將取代美國經濟霸權的觀點，缺乏可能性。無論如何界定霸權，只有能夠調動較多資源的國家才能參與霸權的角逐。
其次，三個霸權在崛起階段都采取過自立型發展戰略，在成為霸權后才采取離散型發展戰略。所謂自立型發展戰略，就是英國的重商主義體系，特點是傾向于內部一體化整合的架構：在國家層面表現為扶植本國制造業的保護主義；在企業層面則體現為更重視依靠組織內部能力創新，包括大量采取垂直整合戰略。英國的自立型發展戰略就像坎蒂隆所建議的那樣，既補貼本國產業成長，又限制荷蘭、印度等競爭對手侵蝕本國市場。美國在整個 19 世紀的崛起期都堪稱高筑關稅壁壘的國家，其制造業的大量創新也首先得益于廣闊的國內市場需求，而非海外市場，亦屬于自立型發展戰略。
最后，不管如何定義霸權，霸權都必須為有利于其領導地位的國際秩序提供公共品，但這通常需要霸權讓渡自己的部分利益給秩序內的追隨者或參與者，故霸權通常會存在一個從自立型發展戰略到離散型發展戰略的轉向。英國從重商主義體系到自由貿易體系的轉變最為典型。美國在 1945 年后為資本主義陣營盟友提供資金、技術乃至市場，也是同樣的邏輯。半導體產業在美國誕生時，原本具有內部一體化的特點，但在美國霸權推動的全球化浪潮下，該產業的制造環節大規模地從美國遷移到了東亞，這就是一種離散型發展。通過這種分工，東亞相關地區與美國的相互依賴關系得到強化，霸權打造的秩序在這種關系中得以實現。然而，對霸權來說，這種利益讓渡也包含著力量的損耗，甚至在不同的領域為自己培養了競爭對手。當霸權的成本超過收益時，霸權就會出現動搖。英國在 19 世紀后期出現的新重商主義動向，以及美國在 20 世紀后期頻繁發動貿易戰，都折射出了霸權的悖論。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現代世界體系誕生于西方，已有的三個霸權也都是西方國家。盡管現代世界體系已經覆蓋全球，但這種歷史形成的“西方性”對于該體系的演化并非可有可無。“中國時刻”的出現，其實是這種“西方性”的瓦解——在西方世界，已經沒有比美國規模更大的國家能滿足已有的霸權轉移邏輯了。此外，在 19 世紀中后期之前的幾百年里，現代世界體系的外層擴張與東西方貿易結構有直接關系，而輸出制造品的中國正是這種外層擴張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但是，到了 21 世紀，歷史似乎正在回歸，東方輸出制造品的貿易結構似乎又重新出現了。這當然只是一種表象。20 世紀后期的全球化重組了制造業的生產鏈與價值鏈，制造業依然具有戰略性，但不再是國家產業競爭力的完整載體。然而，歷史僅僅以表象回歸，也意味著現代世界體系的運轉邏輯辯證地回到了 19 世紀前西方強國試圖對抗東方制造業的局面。這是“中國時刻”對于現代世界體系的又一重要意義。至少，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們還沒有過這種東西方產業優勢再失衡的經驗。
中國的“非西方性”已經打破那種機械的霸權轉移理論的邏輯了。更為具體地說，中國也不滿足前述霸權轉移的共性特征。首先，中國并不是一個比美國規模更大的霸權候選國，而是一個與美國規模旗鼓相當的國家。這意味著，在現代世界體系的內層競爭中，中國并不具備調動資源上的壓倒性優勢，也就難以實現過去那種霸權轉移。更有甚者，盡管中國也是一個洲級大國，但它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發展階段與英國挑戰荷蘭或美國取代英國時的發展階段完全不同。其次，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復雜的故事，在同一時段內同時存在自立型與離散型發展戰略，這與英國和美國的經濟演化非常不同。事實上，中國在快速發展階段比崛起期的英國和美國更加開放。與英美自利的重商主義體系相比，這種開放帶來了更多的相互依賴關系，也使得中國的成長實際上更加溫和。當然，由于制造業技術本身變得更加復雜，任何一個新興大國想復制 20 世紀后半期之前那種自立型發展戰略也不太現實了。最后，前三個霸權在其鼎盛期都是當時世界的創新之源，英國率先爆發了工業革命，而美國以大規模生產的“美國體系”進一步革命了工業生產力。但是，迄今為止，作為后發展國家的中國仍然缺乏強大的原始創新能力，也未能產生如工業革命或“美國體系”那樣原創性的產業新范式。因此，從有限的歷史“規律”來看，中國的發展不符合現代世界體系既有的霸權轉移邏輯，或者說，中國不期然地打斷了這種邏輯。
于是，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國時刻”意味著，在原本可能要發生霸權轉移的體系變動期，缺乏一個標準的霸權候選國按照歷史邏輯推動體系沿著固有路徑演化。實際上，全球化盛期的結束與美國霸權的日漸左支右絀是一致的，與之相應的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實力的相對增強，以及中東等地區相較于21 世紀最初十年體現出越來越強的自主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全球均勢的趨向，如同現代世界體系將它曾經吞并的那些體系重新“吐”了出來。不過，在經歷了與現代世界體系相伴的工業革命等力量的洗禮后，歷史不會簡單回歸到 17 世紀或 18 世紀。現代世界體系已經給各個文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現代化”仍然會是一種普遍的追求，只是“現代化”將被重新以更為個性化的方式定義。無論如何，“中國時刻”將重寫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及其理論。
▍“中國時刻”對中國的意義：多種可能性的未來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霸權出現動搖時，證明霸權合理性的霸權穩定論在美國應運而生，其核心論點為世界經濟需要最強大的國家領導。隨著美國霸權的動搖，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設想了“霸權之后”的世界，但他亦指出：“無霸權的合作是困難的，因為它的實現必須在更多地靠自我利益驅動而非對共同善意的關心的各個獨立國家之間進行。”這個時期美國霸權打造的世界秩序是缺乏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深度參與的，美國及其盟友對社會主義陣營實施了廣泛的技術與經濟封鎖。事實上，冷戰結束后，美國依然禁止西方國家的高技術產品流入中國等國，這是全球化盛期的另一面，也意味著全球化從來不是“完整”的。但不管怎么說，全球化盛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美國霸權提供公共品的產物。隨著全球化盛期的結束，“霸權之后”的問題再度變得迫切起來。美國學者依然相信，現代世界經濟不時出現的崩潰現象源于缺乏國際領導者，霸權有助于促進各國間的相互合作及恢復經濟繁榮。然而，一些新興大國還有“全球南方”的國家，或許更歡迎一個多極化時代。這兩種不同訴求之間的矛盾，恰是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國時刻”所蘊含的體系變動危機，其解決方式的多種可能性指向了不同的未來。
從現實角度說，一種最大的可能性是，美國霸權在不同的指標上持續衰落，卻依然試圖維持全面霸權的地位，由此會導致大國間的斗爭升級。從 2018 年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開始，這種局面就越來越清晰了。2021 年拜登政府上臺后，不僅未改變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與方針，反而變本加厲地迫使中興公司等中國企業加速退出美國市場。因此，即使中國從意愿、能力與邏輯等各方面都無意稱霸，但只要中國的經濟總量、創新能力、軍事實力和外交輻射力自然增長，就一定會侵蝕美國霸權，并強化美國維護霸權的意志，從而使貿易戰等“逆全球化”趨向加強。但要再次強調的是，即使在全球化盛期，美國也并沒有與中國全面自由貿易，中美貿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要歸結于美國最具比較優勢的軍工產品等高技術產品并不賣給中國。因此，目前的局面，其實只是過去不完整的全球化再度放大了其不完整的一面。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種美國霸權“衰而不落”的未來，中美兩國之間必須管控全面戰爭的危機，但全方位的競爭不可避免，兩國只能盡可能在全球議題上尋求合作點。在這種未來，現代世界體系或許會經歷一個持續低烈度動蕩的變動期。
如果歷史沿著上述路徑回歸，那么，不完整的全球化也許會導向一個美國版“朝貢體系”與現代世界體系的殘余并立的未來。美國霸權在確立之后推行了離散型發展戰略，自我肢解了其曾經完整的產業體系。然而，美國在意識形態上從未放棄自立型發展戰略，施壓臺積電搬遷至美國等行為便是例子。美國擁有兩洋隔絕的地緣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能夠通過移民補充各層次勞動力的國家特性，一旦其將戰略性產業遷回國內，并在盟友那里配置其他產業，就可以形成相對自足的體系，并將特定國家排除在體系之外，只與后者維持有限的經濟、文化交往。這就如同中國明清時代的朝貢體系，存在著不同的圈層，不同圈層與“天朝”之間的交往模式是不同的；“天朝”需要外部世界的白銀等資源，但也可以限制同外部世界交往的規模、程度，尤其是限制自己的財富、知識大規模流向外圈層。一旦美國版朝貢體系建立起來，可以想見的是，中國不會與美國完全斷絕關系，但會面對美國更嚴格的封鎖，美國的市場、技術將不再對中國開放，而中國生產的制造品將由印度、東南亞的產品替代。這種未來或許會意味著某種均勢與和平，讓世界安然避過大國戰爭，但中國的出口部門與創新能力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從某種樂觀的角度說，歷史回歸到一個美國霸權接受其衰落，而多體系能夠并存于世界的未來，或許是一種幸事。全球史學者約翰·達爾文就認為，世界將回到 500 年前各體系均勢共存的狀態。當然，由于世界經濟已經變得過于復雜，在缺乏霸權而全球化繼續的多極化未來里，各大國間有效的集體協調對于解決經濟危機、地區沖突等問題將至關重要。困難之處在于，這種無霸權的集體協調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上還從未存在過。更大的困難仍然在于，美國是否準備接受自身霸權的衰落？這個問題，在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國時刻”，比起中國自身的發展，是決定未來走向的更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