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歌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導讀】2013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反“四風”為突破口，推動全面從嚴治黨，要求“把造福人民作為最重要的政績，堅決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實踐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人們共同批判和希望消除的現象，但卻往往反復滋生。如何理解這一問題？
本文從學術角度探討了現代政治的普遍難題。作者圍繞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對斯大林批判事件的分析，深入剖析了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及背后的權力異化問題。在丸山看來，對斯大林批判的核心問題在于教條主義危害，但教條主義可不僅僅是某一陣營的問題，而是現代政治異化的普遍問題。在官僚制的推進下，現代政治制度和思維逐漸實體化，被固化為（官僚）個人的私有權力，政治的腐化由此蔓延。丸山認為，現代政治無論何種體制，都是由權力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官僚主義或形式主義都源于權力的異化，而與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無關。那種樂觀地認為一旦建立民主制度就能實現平等自由的觀點，其實缺乏對權力特性的真正理解。這是為什么，作為自由主義者的丸山，卻清醒認識到自由主義理論的缺陷；也是為什么，丸山在20世紀50年代就預言，冷戰將促進兩大陣營在體制上更接近——在此過程中，沒有任何人能隔岸觀火。而權力的異化與權力的復數多重性，也讓現代社會的自由變得非常曖昧。因而丸山認為，迫切的問題在于重建政治思維，澄澈而冷靜地捕捉那些政治過程中的動態性要素。
本文摘自《文化縱橫》2019年第5期，原題為《現代政治權力的異化與政治思維的實體化——從丸山真男對斯大林批判的討論談起》，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丸山真男的方法論
早在大半個世紀以前，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曾經指出了一個饒有興味的現象：日本的大學里不乏政治學教授，他們對西方政治學理論如數家珍，卻沒有培養起相應的政治思維；當他們遇到現實中的具體政治事件時，平時得心應手的理論并不能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于是只能依靠常識進行分析。因此，在復雜的現實狀況面前，他們往往還不如報社政治部那些經驗豐富的記者更能抓到問題的關鍵。在這樣的觀察中，有一個丸山真男一直在思考的基本問題，即如何使政治學作為一門經驗學科向現實開放，但又不使其直觀地自以為介入了現實——丸山正是在這樣一個悖論關系中嘗試著打造戰后日本社會的政治思維。
丸山本人是西學背景的政治思想史家。他很早就意識到，政治學作為一個學科，在日本是全盤從西方引進的。西方政治理論所針對的本土問題，到了日本就失掉了現實土壤；日本學者往往比西方學者顯得更“理論”，那是因為這些被“連根拔起”的外來思想與日本社會的經驗現實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隔絕；因而除了概念之外，學者們并沒有多少可以用來討論問題的思想方法。但是，丸山并沒有因此陷入至今仍構成學界基本思維定式的日本（東方）/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之內，而是奠定了自己的工作方式：他“打碎”和重造了西方政治與社會理論提供的要素，追問那些在日本社會流行一時的理論范疇及其概念，以此打開新的理論想象空間。
丸山寫作于20世紀50年代的《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一書，是一本他自稱為作為政治思想史家“余業”而寫作的政治評論集。在今天看來，或許丸山真男對一些具體政治現象的分析未必都是準確的，但是他的貢獻卻不會因此而減色。正如該書以及其他未收入該書中的重要論文所顯示的那樣，丸山一向在“思想”與“行動”的關系中思考“現代政治”的含義。這使他的思考得以在歷史狀況中的政治思維層面延展。
在丸山真男集中寫作政治學論文及評論的20世紀50年代，發生了斯大林批判這一震驚世界的事件。這個事件出現之后，同時引起了世界兩大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強烈反應。丸山對這一政治事件的討論方式，對我們今天思考官僚主義問題仍然很有啟發意義。
▍斯大林批判與現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困境
在進入丸山的論述之前，需要先關注一下當時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論述，這將為丸山的討論提供有質量的參照系。
我們先看一下當時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的發言。意大利共產黨是在野黨，走的是合法斗爭的道路。陶里亞蒂不僅在黨內對斯大林批判做出了反應，也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的時候對意大利社會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陶里亞蒂看來，蘇共早在衛國戰爭時期就已經意識到了斯大林的問題，但是，由于當時蘇聯面對西方世界的嚴酷包圍，蘇維埃高層的布爾什維克沒有去糾正這個問題。蘇共顯然認為，任何公開的自我批判，都有可能引發混亂并被敵人所利用。因此，陶里亞蒂說，在法律意義上，完全可以糾正斯大林的錯誤，而且事實上蘇聯的法律條文在這一點上是很完備的；但是法律歸法律，這件事在事實層面卻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蘇共為什么不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刻推動對斯大林的批判，反而要拖到1956年？陶里亞蒂駁斥了一個很細致卻很關鍵的看法：當時西方世界流行一種說法，斯大林批判顯示了蘇共內部存在著政治派系斗爭。他指出，假如這個說法真的成立，那么對斯大林的否定應該在他去世之后立刻發生，因為那才是權力再分配的最佳時機；而事實上，從1953年到1956年，盡管存在著高層的分歧，但是它并沒有導致蘇共分裂。
在陶里亞蒂看來，真正應該討論的，是為什么在衛國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之后，國際局勢已經緩和，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以及蘇聯獨立地建成了現代化大工業，已經具備了進行權力結構內部調整的條件，這個調整卻沒有發生？
陶里亞蒂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斯大林執政后期，蘇聯產生了龐大的官僚體制，這種官僚體制不斷發展與強化，沒有得到及時的遏制。它不僅是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政治基礎，也是其社會基礎。陶里亞蒂認為，蘇聯在斯大林執政后期的錯誤方針，與其奉行的錯誤思維方式也密切相關。這種思維方式認定，公開承認內在矛盾，會貶低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成功；因此在意識形態上，蘇共強調所有的內在矛盾已經被克服。這種意識形態導致了空話與官話的盛行，也導致了把一切矛盾都視為階級斗爭的簡單化做法。
不過，陶里亞蒂并沒有因此認為斯大林批判之后蘇聯應該轉向資本主義式的“自由民主制”，也不認為多黨制才是解決蘇聯問題的關鍵所在。他認為西方一側的民主制度并不具備讓人民獲得政治權利的條件，多黨制還是一黨制也不是決定性的差別。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包含了實現人民民主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官僚主義、權威主義的阻礙，使得這些可能性并沒有得到實現。
與此同時，中國的《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參與了對斯大林批判的討論。這兩篇社論均由《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所以事實上直接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態度。
與陶里亞蒂相同，中國共產黨也認為不能因為斯大林所犯錯誤而一筆抹掉他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家的貢獻。同時，也強調了共產黨并不能避免犯錯誤。《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還援引中共從建黨開始經歷的數次路線斗爭的事實，說明共產主義的政黨也要在錯誤中成長，因此斯大林“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
在中共看來，斯大林晚年的錯誤，就是集中被片面強調、民主形同虛設的結果。它導致了兩個相互呼應的現象，一個是個人崇拜，一個是教條主義。就前者而言，中共并不同意蘇共的說法，即個人崇拜完全是斯大林依靠個人的專制造成的。社論援引列寧關于“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的說法，指出造成個人崇拜的根源在于小生產者的思想殘余。就后者而言，擁有延安整風經驗的中共，指出了教條主義與個人崇拜之間的共謀關系：“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對于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
《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一篇社論寫于蘇共二十大閉幕后不久，此時波蘭、匈牙利事件尚未發生，當時國際局勢與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緊張關系尚未形成；第二篇社論發表于以斯大林批判為誘因的波匈事件基本結束之時，在這個歷史時刻，剛剛批判了斯大林專制的蘇聯在對待這兩個國家的態度上顯示了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特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重蹈了斯大林錯誤的覆轍。因此，在第一篇社論的論述基礎上，第二篇社論有了更明確的指向性，同時也因為事態發展的復雜化，使分析在具體化的同時具有了更加豐富的含量。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進一步論述了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歷史根源的基礎上，對蘇聯干涉東歐國家內部事務的做法提出了委婉的批評。同時，相比半年前的第一篇社論，在這篇社論里，有一些原則性的說法得到了進一步的解釋。例如為了有效地遏制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專制政治，需要徹底貫徹群眾路線。《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還進一步完善了關于糾正教條主義的論述，它與矛盾轉化和實事求是的基本觀點直接結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篇社論中沒有出現的“修正主義”問題在這里得到了強調，這顯然是對蘇聯的東歐政策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反對修正主義與反對教條主義是同時提出的。換言之，這篇社論強調的是，采取生搬硬套的教條主義，并不能防止修正主義的產生；而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也不意味著容忍修正主義。
可以說，斯大林所犯錯誤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共產主義陣營中教條主義的蔓延，它不僅是個人崇拜的思想基礎，更是照搬蘇聯經驗導致其他國家革命失敗的認識論原因。同時，官僚主義的強化，形式主義的盛行，都與教條主義被奉為圭臬直接相關。
在斯大林批判發生之后，陶里亞蒂提出的如何在蘇聯所處的國際國內局勢中處理斯大林所犯錯誤的問題成為一個關鍵。這是一個分寸感極強的問題。如果走向極端，它可能成為單方面強調國際國內局勢的嚴峻并以此為斯大林辯護的依據。陶里亞蒂出色地守住了這個分寸，《人民日報》社論更是在守住分寸的基礎上深化了這個討論。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這兩篇社論里需要處理比意大利共產黨的討論更復雜的問題。一方面，在當時嚴峻的冷戰格局中，需要對抗來自西方一側利用斯大林的錯誤直接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但是與此同時，也需要仔細甄別內部迎合西方攻擊的對抗勢力與誠懇的建設性批評之間的差異。
在發表這兩篇社論的翌年，毛澤東所做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正是在復雜的政治張力關系中進行這種甄別的理論綱領。警惕革命陣營內部為了處理意見分歧而直觀地以教條主義的僵化作風壓制不同意見，甚至無限上綱，為此而對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進行區分，同時也要注意到這兩者之間相互轉化的可能性。這是在斯大林批判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成果。但其后發生的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則反過來證明，即使由政治領袖在理論上進行了相應的論述，根除以教條主義為基礎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仍然并非易事。陶里亞蒂所說的法律上（也可以說在制度和理論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往往在現實操作中卻很難做到——這一基本事實在政治運作的現實當中，并不僅僅是共產主義陣營曾經遇到的難題，而是普遍存在于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困境。
然而即使如此，無論是陶里亞蒂還是中共中央，都指出了同樣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錯誤的政治方針與政策，往往植根于錯誤的認識。當教條主義的思維與權力結合的時候，斯大林所犯的錯誤就將在各個層面重演。這個教訓對于各級決策者以及處于決策層之外的權力執行者構成了極為嚴峻的考驗，同時也對于學術研究特別是政治學領域的學者提出了難以用教條化的姿態回答的嚴肅課題。
▍意識形態的功能及其限度
斯大林批判發生之后，丸山真男寫作了《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邏輯》，借助于這個震驚世界的大事件，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功能和限度進行了政治學分析。
丸山真男在政治理念上更傾向于自由主義。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從來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思考的敵對方。丸山在戰后曾撰文批判日本某些社會勢力打著自由主義旗號排擠社會主義者的做法，犀利地揭示了那種“保衛自由主義”的說法其實違反了自由主義的原則。同時，作為政治思想史家，丸山一直在關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學意義，特別致力于理解和解釋共產主義陣營的內在邏輯，并且力求在人類文明的發展脈絡中為其定位。
在40年代后期，丸山通過對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政治學者，英國工黨理論家）的介紹介入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討論。丸山特別強調拉斯基關于蘇維埃原理作為價值崩潰的現代社會的“新的信仰”與基督教在誕生之后曾經承擔的歷史功能之間的比較，進而指出這二者的類似性不僅體現為它們各自的貢獻，也體現為指導者的殘忍性、教義的夸張等負面后果。
對于俄國革命在重建價值信仰方面的意義，特別是對于西方世界殘酷圍剿蘇維埃的事實，丸山與拉斯基一樣，也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而在肯定俄國革命暴力手段的別無選擇時，他們也同樣指出了這個選擇的巨大代價與隱藏的危機。拉斯基早在40年代就看到了蘇聯官僚主義的嚴重危害性，他指出：1924年以后，特別是1927年后，蘇聯共產黨表現出顯著的官僚化傾向。對于斯大林為首的執政者而言，政權是他們獲取的既得權益；為了維持這個他們絕對不會放棄的權益，不僅蘇聯共產黨的黨內民主生活以及社會民主生活被犧牲，當時在德國、中國、西班牙等國存在的促使俄國革命迅速成功的那些革命要素，也被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所犧牲了。
在丸山諸多的政治評論與論文中，“政治權力”構成重要的討論中心。但是他的討論一直保持了兩個基本特征：一、他并不是立足于冷戰意識形態一側來比較政治制度的得失問題，而是致力于討論那些在不同社會制度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共通性政治課題；二、他雖然總是結合具體的政治狀況展開論述，但是自覺地把討論限定在認識論層面。由于這兩個基本的特征，使丸山的著述在時過境遷之后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
寫于1956年、修改于1957年的長文《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邏輯》，丸山正是借助于斯大林批判這個集合了各種復雜要素的政治事件，系統地整理和升華了此前的思考。
《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邏輯》有一個獨特的開篇：“不同于圓與線的比較，在對人進行比較的時候，由于真理與利害相沖突，無論經過多久，也無法得到幾何學那種確切的認識——托馬斯·霍布斯發出這個慨嘆已經是三百年前的事了。意味深長的是，霍布斯發出這一慨嘆，正值17世紀英國革命所釀成的激情如火如荼之時。”
丸山一直把人性的變動不定作為政治學思考中最基本的維度。但在他看來，霍布斯時代的這個不言自明的政治學視野，隨著科學主義在其后幾個世紀的盛行，在現代政治學乃至社會科學中被迫退到了論述的邊緣。概念與范疇的日益固定化和抽象化，使得那些鮮活的現實狀況經過概念的過濾之后日漸變得靜態化與扁平化。丸山的政治思維一直自覺地保持了對“人性變動”的密切關注，這種關注幾乎貫穿了他一生政治論述的始終；同時，他又力求在變動著的對象中建立“可測性”分析環節，不至于落入不可知論的范疇。
在《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增補版附記中，丸山解釋了他為什么要在該書中為第二部分命名為“意識形態的政治學”。政治學對意識形態的研究曾經盛極一時，但在50年代后期，政治學開始轉向社會意識、行動調查或者政治過程論和交往理論等等，意識形態討論似乎成為一個過時的話題。但是丸山認為，在日本的精神風土中，人們往往以實體性的二元對立思維對待政治意識形態，認為實踐中的偏激與煽情是正常的，于是意識形態往往會成為未被思考過的既定前提或結論。丸山在對斯大林批判的討論中試圖推進的，并不是所謂旁觀者的客觀認識，而是對于意識形態的歷史形成與現實經驗之間關系的追問。這一追問的重要性在于，在政治過程中理解意識形態的歷史意義，并正視政治理念對于政策的指導性，才能避免僅僅把革命理解為“打破現狀”。
丸山推進了各國共產黨理論家們提出的那個命題——錯誤的方針來源于錯誤的認識；他認為意大利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這種承認共產黨也會犯錯誤的認識是健康的；不過，他進而指出，皈依正確的原則，未必能夠保證行動的正確。丸山深刻地指出這種認識方式內含著堅信政治信條、堅信科學的原則可以徹底支配政治過程的所有環節——這正是其內在的問題。事實上，任何完美的原則都需要由人執行，而人卻是動態的、個性化的；因此政治過程中所謂“目的的派生”（本來為了A目的而產生的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卻演變為實現B、C……等目的的手段）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如果僅僅依靠原則性論述，很難處理這些構成政治過程主體的動態性要素，于是后者就往往被視為“特殊性”與“個別性”，劃歸經驗范疇。在宏觀的“客觀形勢”與具體的政治行動之間，政治人格的動態性以及組織化的過程構成了使二者發生連接的媒介，但是這一重要的政治環節在共產黨理論家那里卻往往被視為個別的戰術問題，并未得到理論化的處理。因此，需要建立認識的“可測性”維度，在變動的狀況中辨識那些可以切入理論分析的要素。
比如，丸山真男并不反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但是他不贊成在應用這一觀點的時候把其固定化為“本質決定論”的思路。《人民日報》社論對于個人崇拜原因的解釋——-“千百萬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是個人崇拜的社會基礎”——就是這樣一種解釋方式。在丸山看來，這個解釋顯然并不充分：“那么，在小生產者為數眾多、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特性蔓延的法蘭西等國，最應該流行個人崇拜，可是在那里流行的反倒是個人主義；或者不如說，正因為流行個人主義，對于個人崇拜的心理抵抗才極為強烈。”因而，正確的視角并不能直接用來有效地分析問題，因為它僅僅提供了思考的原則，并不能取代思考過程。《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邏輯》的基本著眼點，就在于剖析本質決定論這一實體性思維方式。丸山充分評價了共產主義實踐在現代資本主義包圍中的嚴酷性以及意識形態在革命過程中的實質性價值，在此基礎上他又尖銳地指出了政治實體化思維無限膨脹的危險性。
丸山指出這種實體化思維的要害在于它是一種“整體主義”的論述，其邏輯在于認為事物都具有先天的內在本質，在發展過程中不過是不斷使本質顯現出來而已。這種整體主義思維動輒以“敵我”兩極區分事物，并僅僅滿足于把上層建筑的問題“還原”為經濟基礎。丸山反復強調，這種整體主義的實體化思維并不是蘇共特有的，歐美“敵對陣營”的意識形態也同樣奉行這種思路。例如麥卡錫主義所顯示的基本特征，就使得美國意識形態所強調的自由民主假象不攻自破：“對美國而言，比起共產主義的危險來，自己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惰性化與形骸化的危險程度更高；對俄國而言，比起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帶來惡劣影響的危險來，在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進步性上高枕無憂的危險更值得警惕。”
丸山追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教條主義不斷受到批判，卻不斷在實踐層面復制？他認為陶里亞蒂強調的官僚主義在制度上的異常膨脹問題，與《人民日報》社論強調的群眾路線需要得到制度保障的問題，是進行這一追問的最好線索。具體而言，這就意味著在觀察行政機構的動態操作過程中，辨析教條主義與組織機制以及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系。
▍變動的人性與政治學的可測性
丸山真男寫于1957年的《政治權力的諸種問題》，正面處理了政治學所面對的變動著的人性（狀況性）與政治學分析的可測性之間存在的悖論關系。
在寫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40年代，丸山真男就以“自然與制作的對立”為基本視角致力于討論前近代與近代社會的結構方式與價值觀念的不同特征。在這個視野里，前近代所謂“熟人社會”的人際關系與價值體系均具有“直接性”的特點，它以確定的實體（人、團體）作為判斷和操作的前提。近代以后的社會，由于人的高度流動帶來人際關系領域的擴大化，同時國家機制也日益復雜化，導致社會關系乃至現實認知的“媒介化”——即通過規則、制度、傳媒等中間項建立人們之間以及人與團體、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最能體現這個特征的是現代的“契約關系”。與實體化形態相對，契約并不具有實體性，它是一種“虛構”。法律程序、制度安排、政策條文，都具有這種非實體的虛構特征，它們不是確定的“實物”，而是隨時可以調整的手段。但是丸山指出，現代官僚制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反過來將虛構的制度實體化了——原來作為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媒介項的制度，本來不是執行者的“私有物”，但是被固化為其個人的私有權力，于是手段變成了目的，現代的政治腐敗由此而生。同時，本來僅僅是媒介、應該時刻處于調整狀態的條文與制度，通過意識形態宣傳被固定化為自足的存在物。丸山把這一思維方式稱為“物神崇拜”。
丸山真男對于“實體化思維”基本上采取批判性態度，但是他并沒有止步于把現代政治以及政治思維的惰性歸咎于制度的實體化。丸山認識到，現代政治的弊端是無論何種體制都是由權力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但由于“物神崇拜”的惰性思維，致使人們對權力在各種狀況下的形態缺少分析，這才是問題所在。
《政治權力的諸種問題》為了分析的方便區分了關于權力的實體概念與機能概念。區別于“實體性思維”，丸山認為實體概念在分析權力時有自己的特長：由于它透過政治過程的各種具體表象，把權力視為人類集團的所有物，這種視角便于觀察到權力凝固為一定客觀形態的必然性，便于把握權力被抽象、凝固的異化過程。但是實體概念的弱點在于它對權力的分析脫離了具體的政治過程，對于支配與服從之間的復雜動態關系缺少認知能力，因此難以在人或集團的相互制約中討論權力的現實功能。權力的機能概念（也稱為權力的關系概念或函數概念），是把權力置于它發生作用的動態關系中加以分析的視角，它的長處是便于追尋權力的動態狀況，處理實體概念無法面對的那些復雜問題，因此更具有討論政治過程的能力。但是這種機能概念也容易忽視權力自我凝固與自我目的化傾向，從而轉化為遮蔽現實權力狀況的虛假意識形態。
傳統政治學理論傾向于認為權力實體概念主要體現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特征，關系概念則是西方民主社會政治理論的特征。但在丸山看來這二者在現實中很難截然分開。他多次強調，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在進行具體的政治分析時，多以權力的關系概念作為前提進行討論。但是，這部分卓越的政治學成果，卻往往被視為具體的戰略戰術，并沒有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學理論的組成部分。丸山認為，斯大林批判所體現出來的理論誤區，正在于僅僅依靠實體思維討論事物的“本質”，而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權力關系分析戰術。換言之，以實體概念對于權力的偏差進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結合機能概念的理論視野，才能有效分析權力在不斷異化過程中所帶來的問題。
當然，官僚主義的不斷被批判和不斷再生產，并不僅僅是由于“錯誤的認識”所導致，它與權力本身的特性直接相關：如果不能獲得更大的權力，則無法確保現有的權力。本來為了追求其他價值而產生的權力關系，就是在這一過程中轉向了自我目的化，也就是權力的異化。
官僚主義與它的表象教條主義或形式主義，其根源正在于權力的異化。丸山進一步指出了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這種權力的自我目的化與政治體制無關。換言之，在現代社會，任何一種體制都會產生權力關系的異化。特別是在大眾社會興起之后，權力的多重性構成了廣泛的重疊關系，國家權力、政府權力僅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但日常性的權力關系卻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比如演出公司的經紀人自己并無名氣，卻擁有操控他人名氣的權力；對于一個人A而言，B對他擁有知識與信息的權力，C擁有財富的權力，D擁有受到尊敬的權力等，A就生活在這種價值多樣化的權力關系之中。自由主義者樂觀地認為只要建立了制度就能直接擴大人們的自由，實在是對權力的復數多重性缺少了解的典型錯誤認知。
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丸山對于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缺陷一直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指出：純粹依靠說服和共識建立起來的權力關系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政治權力所倡導的說服和“政治共識”，總是帶有神話色彩。在這種意識形態背后，利益的誘惑和對于抗拒行為的威脅構成了政治權力重要的統治手段。自由主義的神話把國家權力視為現代政治唯一的載體而將其“物神化”，即將國家權力確定為不可分解的抽象實體；而把其他的社會勢力統統歸結到市民社會這一“私人領域”，相信市場經濟的交換關系可以消除權力統治的特性。于是政治問題就僅僅被歸結為法制的健全與選舉權的擴大。丸山提出的疑問是，假如民主政治可以解決權力的集中問題，為什么隨著民主化在19世紀末以來的進展，資本壟斷的寡頭化也同樣迅速形成呢？如果不能在生產關系中形成民主化格局，政治民主制度能夠自然產生社會的平等與自由嗎？
即使在對斯大林批判這一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事件進行討論的時候，丸山也沒有以“物神化”的思維將斯大林批判的政治邏輯固定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固有邏輯。他認為實體性思維同時存在于冷戰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宣傳中，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在50年代初期就預言冷戰將促進兩大陣營在體制上接近的丸山真男，敏銳地意識到在現代政治權力異化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人能夠隔岸觀火。
在思維方式上，丸山吸收了權力的實體概念之長，卻摒棄了實體化思維之短。他以斯大林批判為媒介，嘗試著建立面對現代大眾社會政治難題的問題群，這些問題群都建立在關系研究的視野里。他認為若只關心社會諸價值的制度化分配形態，就會忽略社會中以不同的價值方向和強度為基礎的潛在勢力；這些尚未成形的潛在勢力，會改變已有的權力格局；日常性非政治的權力關系，會以政策為媒介而政治化，這也正是何以不能把政治團體、經濟團體、文化團體等固定化的區別方式應用于政治過程的原因所在。“在特定的政治狀況中，甄別什么機構或集團最為根本性地左右著國家權力關系，這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憲法主權的規定以及關于機構權限的條文，并不能給我們提供答案。平時隱形的最高權力，有時會在緊急事態（例如肅反、政變、內亂等等）突發之時猶如電光一閃般地亮出它的所在之處。”
與其說丸山在給他同時代的國際政治開藥方，不如說他是在這個大眾迅速轉向福利而喪失政治興趣的時代里努力建立政治思維。在紛紜的社會情緒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之下他寫出的下面這句話，含蓄地道出了政治思維的倫理操守：“無論在任何時代，為了準確判斷權力的實態，都必須具備澄澈的目光與冷靜的勇氣，只有這樣，才能確認裸體的國王是裸體的。而無論是躲避‘政治事物’或反過來對政治事物亦步亦趨，都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判斷。”
本文摘自《文化縱橫》2019年第5期，原題為《現代政治權力的異化與政治思維的實體化——從丸山真男對斯大林批判的討論談起》，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