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瑋?|?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許輝?|?德國耶拿大學社會學院
【導讀】近日，一則關于碩博畢業生青睞高科技制造業、不進大廠進工廠的新聞引發熱議。一些人提出，高學歷人才日益青睞高新技術產業，這是否暗示了制造業轉型時期的一種人才危機——作為制造業勞動力主體的農民工開始不適應新技術產業的需求？
“機器換人”，或許是中國產業升級時期最令人擔憂的勞動市場困境之一。本文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自動化升級對農民工的“去技能化”影響有限，相反，這是一種“技能偏好型技術進步”，即先進機器裝備的應用會創造新的技術崗位，驅動農民工實現技能提升，實現“再技能化”。然而，目前農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參加技能培訓的比例小，面臨“技術型失業”的風險較高。不僅如此，在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行業的中等收入人群中，來自農業和制造業的比例偏低，這是貧富差距的原因。
因此，作者認為，要促進共同富裕，就必須讓一定比例的農民工通過技能升級的方式成為新的中間階層，進一步緩解機會不均等的代際傳遞，從而增強社會流動性。要實現這一目標，在制定邁向中高端的產業政策、投資技術先進的機器設備的同時，也需要同步實施進步的公共政策，包括改革戶籍制度、提升職業教育質量、增強收入激勵機制以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54-62頁，原題為《向上的階梯——經濟轉型時期新技術工人的社會流動》，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向上的階梯——?經濟轉型時期新技術工人的社會流動
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指出，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這一重大論斷把分配問題擺在了高質量發展的突出位置。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我國的積累體制(regimes of accumulation)必須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使得經濟社會發展不但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重組帶來的效率增長，而且建立在與生產力提高相匹配的工人技能提升和收入增加的基礎上，這樣才能推動更多低收入群體邁入中等收入行列。
我國具有消費能力的中等收入群體主要分布在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行業，而來自農業和制造業的比例偏低，只有少數掌握復雜技術的產業工人有機會成為中產階層，由此導致我國長期以來面臨社會各階層之間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 因此，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中，讓處于社會底層的廣大農民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階層意義重大，可以有效地防止社會階層固化。
技術工人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城農民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當前以生產過程自動化為主要特征的制造業轉型升級，為農民工提高技能水平、享有均等的市民權利以及實現向上社會流動，提供了重要的機遇窗口。因此，培育壯大新技術工人隊伍，既是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著力點。
▍ 農民工階層流動的困境
多年以來，社會學界對我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共識，是底層群體規模龐大而中間層較小，這種“倒丁字型”結構具有兩極化特征，往往會帶來各種社會問題。這一點在農民工群體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他們大多處在城市社會底層，是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當前我國農民工總量已經達到29077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425萬人。如果該群體長期陷于低收入和低地位的狀態，無法實現正常有序的階層流動，整個社會將潛伏著不確定性危機，不利于我國的和諧穩定發展。因此，要實現中國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就必須保持社會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渠道暢通。
當前農民工群體的階層流動面臨著三大結構性困境。首先，農民工主要從事中低端產業的工作，在勞動力市場上極易被替代，因此他們的就業狀態趨于不穩定和短工化，社會經濟地位難以提升。 近年來，農民工的工資雖然有所上漲，但仍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無法實現經濟上的積累。其次，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技能培訓，很難通過獲得專業技術資格向中間階層流動。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的調查，七成左右農民工為初高中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上學歷僅占11.1%，接受過官方組織的職業培訓的農民工僅占33.3%，具有職業技術等級認證的農民工更是極少數。在現有條件下，由于技能培養體系的不完善，農民工獲取教育資源的成本過高，獲得職業資格仍存在制度性障礙，因此難以過渡到專業技術階層。最后，在以戶籍制為基礎的社會治理結構中，農民工是一個“夾在中間”的群體，長期受到城鄉二元結構的制約。無論是通過職業渠道還是教育渠道，農民工尋求社會地位的上升流動無不受到戶籍制度的桎梏。他們不但在可支配收入上與城市居民存在較大差距，而且無法享受均等的社會公共服務，導致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抵抗突發風險能力差。
正是因為這三大結構性難題的存在，中國在推進建設橄欖型社會的過程中面臨巨大挑戰。從社會學角度看，中國社會結構現代化的破題之舉在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通過持續推進高水平工業化、城鎮化，促進人們工作和生活方式變化，進而帶動職業結構的調整與社會流動的實現。一方面，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高創新技術的轉變能提升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并將創造出數量可觀的中高收入崗位，提高人力資本的回報。另一方面，國家需要為實現制造業強國目標創造良好的社會制度條件，讓農民工可以通過提升技能水平獲得資格認證，以此作為“市民化”的杠桿，享有更為充分的社會權利。
為解決過去發展方式重投資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提高就業質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因此，讓一定比例的農民工通過技能升級的方式成為新的中間階層，是建設橄欖型社會的關鍵所在；并且，新技術工人的培育壯大還將進一步緩解機會不均等的代際傳遞，從而增強社會流動性。
▍職業技能提升對農民工社會流動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業教育發展迅速，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為什么“技工荒”問題一直存在，并呈擴大趨勢發展？從理論上說，職業技能培訓嵌入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它的發展與不同時期的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密切相關。在計劃經濟時期，以重工業為主的國有企業大都采用師徒制來培養技術工人，并建立“八級工資制度”考核認定工人技術等級。而在市場經濟時期，外資和私營出口加工業的蓬勃發展導致傳統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逐漸瓦解，這是因為勞動密集型制造工廠普遍采用泰勒制流水線技術，農民工被高度“去技能化”，幾乎不需要技能便可完成裝配操作，使得企業沒有需求也沒有動力培養中高級技術工人。
但是，當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時，高水平職業教育的支撐作用才能得以顯現。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是相互影響并相互促進發展的：企業引進的高端生產線需要技術工人的操作維護，否則技術改造將無法實現利益效應；如果沒有相應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配套，企業的轉型升級將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國家和企業需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為新興先進制造業培養新技術工人，這樣才能有效發揮人力資本對經濟轉型的促進作用。
從國際經驗看，制造業強國德國和日本的職業技能培訓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因為兩國的政府和企業在技術工人的培養中承擔不同的角色，發揮各自的功能。德國“雙元制”模式讓產業工人后備軍既在學校接受知識教育，又在企業進行技能培訓，所學與所用無縫連接，大大提高了技能培養的效率和質量。德國職業技能培訓成功的關鍵在于：企業是技能投資的主體，承擔了建設獨有或共享的培訓中心的成本；國家通過學徒津貼、設備補償、稅收減免等方式鼓勵支持職業技能培訓；行業工會則在工資集體談判中代表學徒工的利益，與企業就學徒期的工資水平達成一致，既降低企業的雇傭成本，又提高了學徒的留用率。
推行精益生產的日本企業在職業技能培訓中占主導作用，相比于學校教育提供的通用性技能，日本企業更需要工人掌握專用性技能來適應不同的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一線工人經由在崗培訓、輪崗制等多種形式獲取技能，成長為能適應不同崗位的技術“多面手”，有能力處理日常生產中遇到的問題。由于不同企業的技能認定制度并不通用，企業和工人均需為技能提升付出較高的成本，因此，日本企業往往采用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等制度來穩定勞動關系，使得企業避免技能投資流失的風險，而工人實現名義工資的持續增長，實現雙贏。
當前中國制造業正在經歷以生產過程的自動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產業結構升級。在此背景下，企業對工人的技能要求也相應提高，比如工業機器人的安裝調試及操作維護等工作，都離不開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專業技術工人。但是勞動力市場存在的“技工荒”會制約高端設備發揮應有的效率。在各地政府公布的緊缺職業目錄中，高級焊工、維修電工、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等都是企業所急需的人才。所以實現制造業強國的目標迫切需要提升職業技能培訓的規模和質量。
企業在實施“機器換人”的過程中給農民工的技能需求與職業結構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即一方面是“去技能化”與崗位替代，另一方面是“再技能化”與職業升級。 依據西方經驗，這類技術進步往往導致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大量中等技能要求的崗位消失，失業人口增多，低技能和高技能崗位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長遠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為避免這種兩極化情況，中國必須加快構建完善更具包容性的國家技能形成體系，為一線工人制定轉崗培訓和社會保護的政策，并提供技能補貼，幫助低技能工人在短期內重返勞動力市場，從而減少結構性失業，縮小收入差距。
農民工是制造業勞動力的主體，但是他們受教育水平偏低，參加技能培訓的比例少，面臨“技術性失業”的風險更高，因此職業技能培訓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工。 已有研究指出，提高受教育年限，學徒工經歷以及自費參加技能培訓對農民工成長為技術工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且技術培訓機會、參加社保情況、工資收入和工作環境等因素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皆有正向影響，并能提高工作穩定性。這說明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既能提高農民工的就業能力，又能為他們提高整體收入水平及實現階層流動發揮關鍵性的銜接作用。
產業結構升級對農民工的“技術賦權”主要是通過職業技能培訓來實現的，但職業技能培訓必須與專業資格證書相配套，才能使技術轉化為“應得的社會地位”，即新技術工人只有通過技能資格認定才能具備向上流動的條件。現有的“積分入戶”政策正承擔了促進農民工技能積累，并將其轉化為戶籍身份的功能，進而幫助他們實現社會流動。
總之，在經濟轉型時期，中國不但需要改革現有職業教育制度，提高技能培訓的質量，而且需要更均等包容的社會政策，增強資源分配的公平性，這樣才能培養更多的新技術工人，使他們升級成為新的社會中間層，唯有如此，建設橄欖型社會才能行穩致遠。
▍ 從農民工到新技術工人：階層流動的可能路徑
盡管有學者發現制造企業提高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水平會導致勞動降級，但筆者認為以工業機器人為主的自動化設備主要用來替代重復性、疲勞性乃至危險性的崗位，而農民工從事這類工作本來就不需要掌握太多技能或者會面臨很大的職業安全隱患。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動化升級對農民工的“去技能化”影響有限，相反，這是一種“技能偏好型技術進步”，即先進機器裝備的應用會創造新的技術崗位，驅動農民工實現技能提升。
基于2017年以來對工業機器人行業的田野調查，筆者發現隨著汽車、電子、家電等產業中工業機器人裝機數量的快速增長，制造企業對掌握相關設計、編程、安裝、調試、維護等技能的新技術工人的需求也不斷擴大，使得企業和個人均需投資技能培訓。農民工在產業升級中如何通過技能提升來實現社會經濟地位的向上流動是本文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這一過程是由市場和政府兩方面共同驅動的。
一方面，為了滿足勞動力市場上對新技術工人需求，部分工業機器人本體制造商和集成商通過建立專業的技能培訓機構，為制造企業提供定制化的內部培訓，同時，農民工個人也可以自費參加這類商業型技能培訓；另一方面，過去五年全國眾多中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紛紛設置“工業機器人技術”專業，開始規模化、標準化地培養工業機器人行業新技術工人。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把農民工納入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擴招100萬人的計劃中，為農民工參加轉崗轉業培訓打開制度之門。
在此背景下，筆者2020年初對111 位參加過市場化技能培訓、目前在工業機器人行業工作的新技術工人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66.67%的受訪者來自農村，91.89%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剩下的8.11%擁有中職及普通高中學歷。他們在職業技術學校所學專業包括機械設計、電氣自動化、機電一體化、模具制造、數控技術、焊接技術等。但是，只有27.03%的受訪者認為在職業學校學習的技能對求職的幫助很大，56.76%的受訪者認為職業學校的效果一般，剩下的16.22%認為效果不大，這表明政府主導的中高等職業教育在提高學生培養質量、對接勞動力市場需求方面還存在很大的進步空間。
在參加商業性的工業機器人技能培訓之前，大部分的受訪者是在制造行業工作，從事設備維護、機械制造、機器人操作、數控、焊接以及售后等工作，83.78%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從事的是技術性工作，但是只有31.53%的學員在培訓前獲得過相關技能水平資格證書，包括電工證、鉗工證、數控加工中心證書以及高級車工等。在培訓前，41.44%的受訪者每月收入是2500~5000元，36.04%的受訪者每月收入是5000~7500元，12.61%的受訪者每月收入是7500~10000元，此外，還有5位受訪者超過10000元，占比4.5%。
受訪者在培訓中學習的內容主要包括工業機器人調試與維護，PLC編程，工業機器人打磨與焊接，集成項目電氣控制等。這些技術技能實操性很強，是現在實行自動化升級的企業所亟需的。培訓結束后，63.96%的受訪者參加了培訓機構組織的技能認證，其中59.15%的學員獲得的是調試與維修證書，23.94%的學員獲得的是電氣設計證書，12.68%的學員獲得的是機械設計證書。除了拿到技能證書之外，77.48%的受訪者認為提高自己的技術技能水平使得自己在就業時崗位選擇空間增大；59.46%的受訪者認為隨著技術技能水平的提高，自己的收入也會相應提升；24.32%的受訪者認為技術技能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自己獲得在企業內職業晉升資格；還有27.93%的受訪者認為掌握一定的技術技能更能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
我們的調查發現，參加工業機器人技能培訓對工人的技能水平和工資收入均有積極影響。93.69%的受訪者認為參加過培訓后，自身的技術水平和操作能力有了提高，91.89%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現在是從事技術性工作，12.75%的學員認為自己具有高級技術水平，73.53%的學員認為自己具有中級技術水平。明顯的數據變化表明在工業機器人行業，參加技能提升培訓確實能夠提升工人的技術水平，進而促進工資的增長。
數據顯示，受訪者中18.02%月收入在2500~5000元，45.95%月收入在5000~7000元，19.82%月收入在7500~10000元，11.71%月收入在10000~12500元，更有個別受訪者月收入在15000~20000元及以上。相比于參加培訓前，技術工人的收入水平在各個區間內的比例都有了明顯的提升，而且絕大部分受訪者希望未來的月收入能夠超過10000元，向20000元邁進。
111位受訪者現在都在工業機器人行業的企業工作，擔任機器人調試工程師、維修工程師、產品應用工程師、電氣設計工程師、機械設計工程師等，其中有近七成選擇在汽車、電子和家電等產業聚集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就業，這反映出制造業的產業升級對工人參加技能培訓激勵作用。但是這種市場化培訓存在著培訓內容缺乏科學標準，教學水平參差不齊，技能證書權威性不足等問題。因此，在市場驅動之外，相關政府部門也需要積極采取措施介入農民工的技能升級，保障相關培訓更加系統化、規范化。
2019年4月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和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被確認為新職業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分別于2020年8月和2021年1月為這兩個新職業制定國家職業技能標準，具體來說，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和系統操作員職業共設四個等級，分別為四級/中級工、三級/高級工、二級/技師、一級/高級技師，所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內容包括工業機器人專業英語、機械系統裝調、電氣系統裝調、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安全生產與環境保護等。這個標準的建立為工業機器人領域的市場化培訓和職業技術教育提供了指引。
舉辦技能大賽和開展職業技能等級認定是政府激勵新技術工人“以賽代練”提升技能、貫通其職業發展路徑的重要措施。2020年12月10日中國首屆全國職業技能大賽啟動，機器人系統集成項目是重要的比賽項目，共吸引27個代表團共80名選手參加，這反映出各地政府對工業機器人行業新技術工人培養的重視，特別是在機器人產業發展較好省市。比如，2020年12月19日上海舉辦首屆工業機器人技術應用技能大賽，初賽成績合格者可獲得《工業機器人基本編程與維護》專項職業能力證書，而決賽獲獎選手優先獲得參評上海市技術能手、五一勞動獎章、上海市青年崗位能手等榮譽稱號。此外，廣東省在2020年12月30~31日也組織實施了首批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中級）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工作，認定通過人員不但獲得廣東省機械工程學會頒發的職業技能等級證書，而且被納入了技能人才統計的范圍。
專業資格和技術證書制度是決定現代工業社會分層的重要指標之一，新技術工人憑借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和技能人才認定可以享受更多的城市公共服務，進而提升社會經濟地位，這是當前農民工通過技能升級實現階層流動的主要渠道。 筆者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技術工人（83.78%）希望自己能夠融入城市，可以在醫療保障、購房資格、子女入學、積分落戶和購車資格等方面享有均等的市民權利，這個訴求的實現既依賴于他們通過技能提升，獲得相應的職業技術資格，又需要政府的體制改革與政策調整來驅動。
對此，佛山的經驗值得借鑒，為了培育高素質技術工人，當地政府自2016年開始實施“大城工匠鍛造工程”，已經形成了一套技術技能人才的培育、評價、激勵和監管機制，保障技術技能人才“政治上有榮譽，社會上有地位，職業上有保障，經濟上有實惠”。具體來說，佛山市政府根據產業園區布局精準組建職教集團，市財政每年投入2000萬來支撐機器人、數控、模具設計、3D打印等新專業的設置，并成立校企合作共同體，讓企業的技術人才在職業學校設立工作室。
為了檢驗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成果，2019年佛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開展了電工、鉗工、焊工、模具工、車工等工種的中高級企業技能人才評價考試，共有700多人獲得相應的職業技能等級認定。此外，佛山還為各級技能競賽的優勝者授予“高層次人才服務專區VIP卡”，持有此卡的技術工人在佛山工作時能夠在人才認定和推薦、人才待遇申領、子女入學申請、人才公寓申請等方面享受優質的政務服務。
由此可見，在市場和政府的共同驅動下，農民工可以通過企業內部培訓、商業機構培訓和職業學校培訓等多種形式提升技能，成長為新技術工人，在此基礎上，各級政府可以制定專門的技能人才激勵政策來提升他們的社會權利，拓寬他們向上流動的渠道。 隨著制造企業自動化升級的持續推進，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將不斷增加，政府應當繼續在新技術工人的培訓體系、技能認證、職業組織、規章制度、職業道德等方面進行規制，探索新技術工人的職業化路徑，這是農民工的技能升級與階層流動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 小結
當前我國正在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在這個過程中，保障和提升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是改革初次分配制度的重中之重。同時，提升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使之轉化為新技術工人，享有充分的市民權與社會保障，是完善再分配制度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工業機器人行業新技術工人的形成為例，發現在參加技能培訓后,農民工的技術能力、工作內容、收入水平及對社會權利的訴求均出現顯著提升。這表明制造業自動化升級已經培育出一定規模的新技術工人群體，并且促進了他們的社會升級。因此，對于人力資本薄弱的農民工來說，職業技能培訓是一個提高就業能力及推進社會流動的可行路徑。
若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和企業在制定邁向中高端的產業政策、投資技術先進的機器設備的同時，也需要同步實施進步的公共政策，包括改革戶籍制度、提升職業教育質量、增強收入激勵機制以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
總之，發展智能制造是企業參與國際國內市場競爭的必然要求，推動產業升級與社會結構現代化是政府的重要責任，而提高收入水平、提升社會地位與實現階層上升是新技術工人的強烈愿望，唯有國家、市場與社會在這三方面進行制度性融合與優化，我國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的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54-62頁，原題為《向上的階梯——經濟轉型時期新技術工人的社會流動》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