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小云、張傳紅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導讀】當前國際秩序的激烈變化有目共睹。壓力之下，中國正努力尋求與第三世界共同發展的突破口，為推動構建一個平等互惠的新國際體系打好基礎。早在20世紀，中國就曾以革命經驗凝聚“亞非拉人民大團結”；但在當前大變局之下，過去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的“革命兄弟情”，還能構成維系共同發展牢不可破的紐帶嗎？
本文從中非關系視角出發，指出：在西方圍堵下，中國不能再天真地將歷史上由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所建構的第三世界“革命兄弟”的想象，視為今天處理中非關系的基礎。一方面，冷戰后，中非共同步入市場改革和經濟發展道路，在不發達的現實語境下，革命理想和生存需要所催生的“兄弟”不復存在，中非轉而成為共謀發展的“朋友”；另一方面，多數非洲國家已步入穩定發展進程，對于殖民主義的體驗日漸式微，因而往往基于現實利益，發展能使自己受益、不含排他性的合作伙伴關系。
作者指出，俄烏沖突直接沖擊冷戰后有利于非洲的國際格局，極大影響非洲糧食安全，導致歐美對非援助持續下滑。雖然非洲對于構建新國際體系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但在俄烏沖突帶來的外部風險下，中非合作將面臨巨大挑戰。對此，作者提醒我們，切勿將第三世界的“過去記憶”視為“未來選擇”。中國不能簡單地把非洲想象為“過去的兄弟”，而應考慮非洲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變動，以及美國和西方對中非合作的干擾；應利用中國的發展資源優勢，打造中非合作不可替代的領域，才能在未來發展出真正牢不可破的中非關系。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8月刊，原題為《想象的兄弟，還是現實的伙伴？——中非關系的歷史敘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想象的兄弟，還是現實的伙伴？
——中非關系的歷史敘事
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俄烏沖突都可看作是自“二戰”，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后，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巨變的轉折點。雖然這一危機在地緣上仍然屬于“西方內部”的沖突，但不可否認的是，1054年7月16日羅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相互開除教籍的“東西大分裂”時刻，實際上已經在西方的“東”和“西”之間埋下了持續千年的深深裂痕。俄烏沖突爆發后，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基里爾明確站在普京一邊，以及羅馬教皇方濟各警告基里爾不要成為“普京的祭壇輔祭”，似乎讓我們看到了這一沖突的宗教底色。
對于真正處在世界“東方”的中國而言，如果沒有19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將中國強行納入西方“世界”的話，中國在這場危機中或許也只是個“觀火者”。“被動”進入西方世界，是引發中國近代一系列政治、社會、經濟以及對外交往問題的核心變量。從孫中山的“跂于國際平均地位”到毛澤東的“站起來了”和習近平的“強起來”所表達的“那口氣”，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至今都未解決的“天下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文化硝煙。
烏克蘭危機因所謂北約東擴和俄羅斯安全受到威脅的邏輯而發生。這一沖突本可以被視為源于歐洲“內部”宗教、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分歧的事件，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歐洲未完成的民族國家歷史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卻被歐美自由資本主義陣營放大為所謂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從而構建出一個超越了地緣沖突范疇的新霸權邏輯，其背后則是一個對于中國而言極為險惡的地緣政治隱喻。
盡管中國反復重申不尋求改變目前的全球秩序，不尋求與美國對抗，專心致力于“和平與發展”，通過“做好自己的事”，謀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歐美國家主導的以強大的現代軍事和經濟武器為手段的霸權邏輯，將中國拖入了“次生性”地緣政治沖突中。
如果說，19世紀中葉中國被動卷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是一種無奈的話，那么，當下的中國雖不具備在整體上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集團相抗衡的實力，但憑借自身的經濟發展和全球政治影響力，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奠定的全球性的經濟影響力，可能已具備了主動布局和把握這一巨大變局的部分條件。有調查顯示，在非洲年輕人眼中，中國對他們生活的積極影響已經超過了美國，76%的非洲年輕人認為中國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支持美國的只有72%，這一點似乎印證了中國正在增強的影響力。有的中國學者甚至開始思考一個近似天方夜譚的大膽設想：俄烏沖突引發的大變局，是否意味著世界正在孕育一個與現行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相平行的新型國際體系的可能性。于是，幾乎被遺忘的“亞非拉人民大團結”的記憶被拉回當下。這個構想的要義是，如果說當年中國的“革命經驗”凝聚了亞非拉人民，那么今天中國的“發展經驗”能否再次成為團結亞非拉人民的新的政治實踐資源？
我們當然不能天真地假定今天的“亞非拉”還是昨天那個“亞非拉”。但是，一方面，自由資本主義陣營正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它們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外，而中國又不可能僅僅通過內循環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世界需要中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更需要中國。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力圖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推動構建新國際體系，并非沒有合理性。中國維護全球化，自然應繼續盡最大可能維護與西方國家的合作；但與此同時，中國也會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尋求新的戰略合作資源。2015年，筆者在《非洲對于中國發展的四大戰略意義》一文中，提出了非洲在中國與西方博弈中的戰略杠桿意義。在亞太、拉美、中東、中亞等地區戰略不斷變動的條件下，一個地理上雖然遙遠，但已與中國建立了穩定且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的非洲大陸，對于中國構建新國際體系的基礎性戰略意義凸顯。
▍非洲與大變局中的世界
非洲一直被看作是人類的發源地，這自然意味著非洲大陸與其他大陸存在著源遠流長的歷史聯系。但是從現代視角來看，非洲與世界的關系幾乎都呈現為一種揮之不去的“苦難”敘事。其實，在歐洲殖民者在非洲開始奴隸貿易之前，當地酋長販賣奴隸的現象在非洲已經普遍存在。公元7世紀末，阿拉伯人在北非開始奴隸貿易，伊斯蘭教隨即傳入非洲，非洲與中東由此逐漸形成了基于貿易和宗教的密切聯系。14世紀西班牙人開始在非洲販賣黑奴。1562年英國人首次來到塞拉利昂，同樣也是從事販奴生意。然而，到18世紀，英國人開始把黑奴送回西非，并把今天塞拉利昂的首都作為自由港，收留黑奴成為自由人，發起廢奴運動，并派出皇家海軍駐扎塞拉利昂，阻止販奴船只。從那時起，尤其是1804年英國教會開始在塞拉利昂傳教之后，歐洲各國通過在非洲開展各種傳教活動和殖民統治，非洲與歐洲也逐漸形成了復雜而密切的歷史關系。
從16世紀開始，歐洲人將印度人販賣到非洲從事家奴、種植園勞動管理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很多印度后裔逐漸成為商人和農場主，從而開啟了印度與非洲的經濟聯系。中國和非洲的交往開始于3世紀，《魏略·西戎傳》列舉的大秦屬國就包括今天的埃及，直到1409年鄭和下西洋到達今天的索馬里和莫桑比克。[5]俄羅斯與非洲的關系主要開始于“二戰”以后，從50年代開始，蘇聯成為非洲爭取獨立和自由運動的“教父”。
進入當代，特別是經歷了“二戰”后的去殖民化運動，歐洲通過將殖民議程轉入發展議程，繼續主導非洲事務，對非洲產生持續影響；蘇聯通過輸出革命將非洲卷入冷戰的地緣政治競爭中；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兄弟也開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影響非洲。這些新的地緣政治力量的較量，使得冷戰期間非洲與世界的關系呈現為碎片化的地緣政治景觀。
在冷戰期間，非洲不僅從蘇聯以及中國、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獲得了物質資源支持，還在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泛非主義思想體系。冷戰結束以后，非洲進入一個有利于國家建設和經濟社會轉型的發展時代。在這一時期，非洲雖然繼承了西方國家的政治資源，但也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國家建設實踐中不斷影響西方對非戰略和政策，使其調整得更有利于非洲的發展需要。非洲自主能力的不斷提升及能動性作用的不斷發揮，是當代非洲與世界關系的新特征。尤其是中國、印度、巴西等與非洲有著長期歷史關系的新興經濟體在20世紀末期以來的快速成長，更是為非洲提供了更多可供選擇的發展經驗和發展資源。總之，非洲采用了不放棄西方、擁抱東方的非洲實用發展主義，實現了經濟社會前所未有的發展，塑造了非洲與世界的新型關系。
從某種意義上講，從早期的奴隸貿易到殖民時代的農業開發和礦產資源利用，非洲很早就被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并且至今仍未改變自身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邊緣地位。這是非洲與世界關系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性變量。在俄烏沖突帶來的國際格局下，如果把非洲作為一個能動的主體放入構建新國際體系的戰略中，那我們就需要檢視非洲在這一大變局中的位置。
其一，非洲與中國、美國、歐洲、印度、巴西、日本、韓國和中東地區都保持著密切政治經濟關系。如表1和表2所示，歐盟、中國和印度是非洲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歐盟、中國、日本等則是非洲最重要的直接投資國。
其二，盡管非洲進出口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福法克認為，非洲一直都是大國尋求全球影響力的地域，而且美國和中國在非洲的競爭日益明顯，但與東南亞、東亞、拉美、中亞和中東等地區不同的是，由于地緣位置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等因素（如表3），非洲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尚未進入大國激烈競爭的核心圈。
其三，非洲一直都是世界主要經濟體提供援助的重要地區（如表4）。去殖民化以后，歐洲將在殖民地的建設援助轉為發展援助，并一直是非洲發展援助的主要提供方。目前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對非援助占各自總援助的比例均高達30%以上。2009~2019年，中國的對非援助占中國總援助的比例接近45%。從某種意義上講，非洲也是各國兌現國際承諾，提升自身全球影響力的道德高地和發展經驗的試驗場。大量的援助資金進入非洲，一方面推動了非洲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導致非洲國家普遍存在“援助依賴”問題。
其四，冷戰改變了非洲以往單純依賴西方殖民宗主國的格局，蘇聯、中國開始為非洲提供援助，非洲的發展資源開始多元化。20世紀末期以來，非洲因為其市場的規模潛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很快成為包括發達國家以及中國、韓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中東地區等全球多元經濟體經濟合作的對象。非洲發展資源的多元化有助于放大非洲國家地緣政治資源存量的杠桿效應，客觀上形成了非洲歡迎多元主體在非洲展開競爭的邏輯。
其五，對于非洲而言，冷戰之后的國際格局基本上屬于有競爭、無傷害的有利態勢。非洲國家利用自身作為不發達地區的道德優勢以及市場和資源優勢，獲得了包括人道主義援助、經濟援助和投資在內的綜合性發展資源（見表2和表4）。無論非洲各國是否有效地利用了這些資源，單從獲得資源的角度講，非洲是后冷戰時代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俄烏沖突極大地沖擊了這一有利于非洲的國際格局。俄烏沖突對非洲的糧食安全影響巨大。2016~2018年間，非洲85%的糧食依賴進口，總額度高達350億美元；到2025年，非洲糧食進口額將高達1100億美元。[8]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一份快速評估報告顯示，非洲高度依賴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糧食，2018~2020年間，非洲從俄羅斯和烏克蘭進口的小麥占其總進口額的44%（其中俄羅斯占32%，烏克蘭占12%）。除此之外，根據2021年OECD/DAC的報告，流入非洲的官方發展援助（ODA）已連續兩年出現下滑。而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幾乎達到美國以往年度對外援助預算的總額，這無疑會導致歐美主要國家對非援助的繼續下滑。
福法克在最近一份研究報告中認為，“在地緣政治轉變中，非洲再次成為超級大國爭奪全球領導地位的‘游樂場’”。“第二次冷戰也許是非洲面臨的最大挑戰”的觀點，表明非洲社會精英敏感地覺察到俄烏沖突對非洲的潛在風險。后俄烏時代，美國與歐洲勢必會加強其在非洲的戰略布局，非洲極有可能被迫卷入大國競爭，成為繼亞太之后大國博弈的新戰場，非洲將面臨“選邊站”的挑戰，非洲與世界的關系可能會因為大國競爭進一步得到重塑。
▍從想象的兄弟到現實的伙伴：建構當代中非關系的兩個認識框架
從中國的角度講，當代中非關系的建構最初主要基于兩個認識框架。
首先是基于“革命”的認識框架。20世紀初，列寧提出當時國際格局的核心問題是帝國主義戰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毛澤東繼承了列寧的這一判斷，并在1942年提出“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的觀點。“二戰”結束以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亞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亞非拉的去殖民化和民族獨立潮流成為自中國革命之后“世界革命”的代表。因此，當埃及遭遇帝國主義的制裁時，中國在自己還很困難的時刻仍然向埃及伸出援助之手。在這樣的語境下，非洲被視為中國革命陣營的“同志”。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講道：“近代以來，亞非兩洲的大多數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義的掠奪和壓迫，以至被迫處于貧困和落后的停滯狀態，我們的呼聲受到壓制，我們的愿望受到摧殘，我們的命運受旁人擺布，而且我們不得不起而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催生了一個超越國界、民族和膚色的“想象的革命共同體”，共同體內部自當是“兄弟”。這是當代中國對非援助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不附加條件、不要求回報的重要背景。
中蘇關系惡化以后，“一邊倒”的外交格局不復存在，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發生重大變化，開始受到兩個集團的戰略封鎖。在此格局下，新完成革命的中國更有理由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客觀上，亞非拉各國的領袖們將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看作是實現理想的榜樣。與此同時，毛澤東認為亞非拉人民的革命將會徹底摧毀舊世界，可以緩解中國被孤立的國際處境。為此，團結亞非拉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就不再僅僅是“革命”理想，也成為中國基本生存的需要。這為上世紀60~70年代中國對非洲的大規模援助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在革命理論的啟發下，有著不同世界歷史遭遇的中非被建構為一個具有共同歷史遭遇的“第三世界”共同體。革命的理想和生存的現實生產出一個將“共同的歷史遭遇”“當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未來”連為一體的中非關系現代敘事，中非由此成為“想象的兄弟”。基于革命理論和生存需要衍生出的核心要素構成了當代中非關系的基本成分，同時也形成中非“兄弟友好”的官方敘事。中非關系至此開啟了戰略性伙伴關系時代。
其次是基于“發展”的認識框架。70年代末期以后，隨著第三世界國家實現獨立、完成建國并逐漸轉入建設時期，“革命”的全球性潮流漸漸減弱，加上中國在財力上無法滿足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援助需要，因此中國的革命“中心”地位開始下降。1977年，鄧小平提出第三世界國家取得民族獨立以后的首要任務是發展民族經濟，擺脫貧困狀態，而不是致力于革命。1985年3月4日，鄧小平明確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形成的中國對外戰略，極為智慧地擺脫了制約中國發展的外部地緣結構。中國與兩大對立集團的關系開始大幅度改善，中國的國際環境開始發生變化。進入80年代，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后，中國逐漸融入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在此條件下，中國通過革命議程建構第三世界革命共同體的現實意義大大下降，中國依靠非洲維持自身國際生存空間的必要性也趨于減弱。與此同時，非洲國家在總體上也開始擁抱市場經濟和民主選舉政治，接受西方主導的結構調整計劃。中非共同步入面向市場的改革和經濟發展道路。中非不再是曾經的“革命兄弟”，在發展的語境下，中非都放棄了過去的想象，回歸到彼此都身處的不發達的現實境地，開始成為共同求發展的朋友。
21世紀以來，中國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開始發生變化，這一變化最突出的特點是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依存關系逐漸加大。與改革開放之初不同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對世界市場、資源、資本的需求不斷增長，中國資本、技術和產品的輸出規模也不斷擴大，中國既是世界的市場，也是世界的工廠。在此背景下，非洲再次成為中國開展合作的重要伙伴。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正式成立，標志著一個嶄新的中非關系時代的來臨，中非進入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階段。中國與安哥拉、剛果（金）的投資換資源合作受到全球關注，顯示了新時代中非關系的多元性。2000年之后，中國對非貿易和投資快速增長。2009年中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自2013年就超過了美國。在中國巨大的投資/貿易/援助為一體的機制支撐下，中非之間的兄弟、朋友和伙伴關系也合為一體，呈現出中非官方宣稱的“牢固不破”的友誼。
▍中非關系的未來想象
中非在過去20多年形成的卓有成效的互惠互利關系，既得益于冷戰結束后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也得益于中非雙方均未成為過去幾十年各種國際沖突的利益相關方。更重要的是，美國和歐洲的戰略重點長期不在中國和非洲，客觀上沒有從根本上干擾中非合作的發展。在當前俄烏沖突可能引發的全球地緣政治巨變和大國競爭日益凸顯的語境下，非洲又被部分學者假設到了“未來”的場景中。他們基于東非大地上飛馳的中國列車，中國在非洲修建的一條條道路和一座座橋梁，一批批非洲留學生來華學習這樣的客觀現實，構建出一個中國與非洲等第三世界共同建設新國際體系的“未來想象”，提出了一個擁抱第三世界是中國的歷史宿命的命題。在西方圍堵之際，推動建立一個維護第三世界根本利益的某種組織形態尚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考慮排除掌握全球經濟命脈與創新前沿技術的發達國家，建立一個新國際體系的設想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尤其是試圖將非洲作為這一藍圖中的基本戰略資源的構想更需客觀系統的研判。
首先，雖然非洲大陸依然處于全球發展的下位，很多國家內亂和政變時有發生，人道主義災難頻繁，對外部援助依賴性高，但在經歷了將近70年從去殖民化到發展的歷程之后，多數非洲國家已經步入穩定發展的進程。非洲已經有了如盧旺達、埃塞俄比亞等利用發展黃金時代的經驗和資源實現成功發展的榜樣。非盟作用的日益增強也從非洲整體層面強化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機制。多數非洲國家在俄烏沖突中的站位，恰恰說明他們更加注重維護自身戰略資源，顯示了非洲國家對于任何“俱樂部”形態的合作均有可能保持敏感態度。
其次，如今多數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及對選舉有重要影響的年輕人普遍缺乏對于殖民主義的體驗，而且都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響，再加上包括宗教等因素的西方文化制度的長期影響，非洲社會在總體上不存在類似反殖民主義的與西方對抗的社會基礎。有理由相信，非洲國家更傾向于接納能使自己受益，且沒有排他性的發展合作伙伴關系。
再次，相比其他地區而言，非洲作為中國外交正資產的整體性很強。中國在非洲沒有歷史“負債”，并且是支持非洲民族獨立的“兄弟”和推動非洲發展的重要貢獻者和伙伴，這是穩固的中非關系的基礎。尤其是中國向非洲提供的投資/貿易/援助的組合型發展支持，是與美國和歐洲具有政治附加條件的援助和投資相比更具優勢的發展資源，這是左右當下和未來中非關系的重要戰略工具。但是，我們也不能天真地將“過去的兄弟”想象成“未來的兄弟”，更不能忽視非洲內部日益明顯的多元化和在現實面前“友好關系”的流動性。事實上，中國已經不再是非洲眼中的那個曾經的“窮兄弟”，非洲社會如今普遍認為中國是“發達國家”。非洲是中國十幾年打造出的重要外交資源，對于中國的外部發展環境具有不可替代的影響，不能因為過高估計自身實力和忽視非洲當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變動而透支這一稀缺的戰略資源。切勿將第三世界的“過去記憶”簡單地視為“未來選擇”。在新的語境下，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而言，與世界各國攜手推動基于新普遍主義的全球化比任何“俱樂部”的模式都更為關鍵。
最后，俄烏沖突之后的中非關系勢必受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沖擊。可以預料，后俄烏沖突時代，美國及其盟友將會加大對中非合作的干擾，它們可能會通過價值觀＋援助＋投資＋軍事存在的組合拳，來阻礙和破壞中非合作的基礎，更有可能聯合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非洲推動以民主為主線的經濟發展計劃。對于非洲而言，經濟發展依然是非洲的核心關切。因此，如何提升中非合作論壇的機制，利用中國的發展資源的組合優勢，打造中非合作的不可替代性領域，是強化未來中非合作關系的關鍵。一旦以往支撐中非合作關系的發展資源優勢被削弱，中非兄弟關系的牢固性也必將受到影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8月刊，原題為《想象的兄弟，還是現實的伙伴？——中非關系的歷史敘事》。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