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
政黨的興起：從精英到大眾黨
“黨”其實并不是一個新詞，但“政黨”卻是一個很晚近的概念。中文中的“黨”，與西文中的“黨”，有著不同的原初含義。《論語》中即有“鄉黨”的說法，指古代一種地方基層組織。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百家為黨。《周禮》中也有“五族為黨”的說法。此外還有古人經常提及的“朋黨”，但古代的“黨爭”與現代的“政黨政治”并不一樣。
英文中的party一詞，源于法文，其原初含義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往往被用于指代小群體。直到17世紀末，party一詞才具有了所謂的“黨”的含義。當時的英國議會，出現了托利黨和輝格黨，英國人開始用party一詞指代這種新形成的政治勢力。當然，托利黨和輝格黨，與今天的政黨，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那個時代的議會政治，只是一種小圈子政治。小圈子當中一定會有派系，最后形成了兩個比較穩定的派系，就是托利黨和輝格黨。因此，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一直到19世紀上半葉，“黨”的含義基本都是議會內政客們拉幫結派形成的小圈子，與中文里“朋黨”同義。用現代學者的話說，當時的黨都是“精英黨”(elite party)或“干部黨”(cadre party)。
直到19世紀中葉，“黨”的含義才發生了巨大變化。1848年，歐洲很多國家都爆發了革命，然后出現了一種“大眾黨”(mass party)。大眾黨與之前的精英黨的不同之處在于，它不是在議會的小圈子里面形成的，而是在議會以外形成的。大眾黨不僅出現在歐洲，而且出現在歐洲移民去的地方，比如澳洲、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它之所以出現，與當時興起的兩大類社會運動有關。
其一是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或工人階級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以及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興起有關。而這些理念的興起，又與普選有關。我最近幾年一直在做關于抽簽的研究。其實在很長時間里，“民主”并不意味著選舉，而是與抽簽聯系在一起。直到19世紀初，民主才與選舉聯系到一起。所謂的普選運動，是要擴大選舉權。工人階級政黨也被引入這個游戲當中——在很長時間里，工人階級爭取的就是擴大普選權。18世紀的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其實不包含普選運動，但1848年革命就包含了普選運動。工人階級爭取普選的社會主義運動，跟大眾黨的出現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其二是民族主義運動。所謂的民族國家的形成，其實也是很晚近的事。即使在歐洲，很多民族國家，如意大利、法國、德國，也要到19世紀中葉乃至19世紀末之后，才完全形成。例如，雖然18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已經推動了法國的國家建構，但直到19世紀末，法國才真正建立起了國民的國家認同。更不必說被長期殖民的拉丁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都是很晚近才形成了民族國家。民族主義運動后來又延伸到了亞洲和非洲。19世紀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高潮期，整個世界都被歐洲國家瓜分掉了。但到了20世紀上半葉，各殖民地開始爭取民族獨立。
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都會動員起廣泛的大眾參與。很多人愿意參與這些運動，以使自己的訴求能夠得到滿足。這就需要一個大平臺，也就是大眾黨。大眾黨形成以后，黨就不再是一個小圈子，而可能容納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黨員。大眾黨的出現，改變了原來黨作為精英黨的很多特性。比如精英黨作為一個小圈子，可以不需要經費。但大眾黨一定需要經費。這就出現了所謂的“黨費”。早期的大眾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黨費來運作的。黨費這個東西，恐怕跟歐洲傳統也有關系——既然教會曾經長期收什一稅，那么政黨似乎也應該收黨費。盡管如此，依然有大量的人積極加入各種政黨，成為普通黨員。
大眾黨最開始興起時，普通黨員的訴求并不是贏得下一次選舉。他們關心的主要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訴求，來改造現實的社會。例如，工人階級政黨要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度、比較好的勞動條件、有保障的就業機會、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但隨著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方向從社會革命轉向議會斗爭，以及歐洲福利國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壓力下逐漸成型，大眾黨也逐漸轉型。
19世紀末，“精英民主”的理念事實上成為黨的理論基礎。這種理論認為，不管什么社會組織都是由精英治理的，政黨也不例外，包括那些聲稱爭取民主的政黨。到20世紀中葉，美國學者李普賽特也指出，不管工會還是政黨，其內部組織其實都是高度集中的。這樣一來，黨內就出現了一批精英黨員。從精英黨員的視角出發，黨的定義是為了獲取政治權力而形成的政治組織。因此，精英黨員的訴求是贏得下一次選舉；如果已經贏得了選舉，就要努力保住執政地位。由此可見，普通黨員和精英黨員的訴求未必一致。這使得大眾黨在形成之時，已經蘊含了日后的危機。
美國政黨體制的特殊性
大眾黨出現的地方包括歐洲、澳洲、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但不包括美國。美國沒有大眾黨，因為美國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這并不是說，美國從來沒有人或政黨倡導社會主義，而是說，美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大眾性的社會主義政黨。問題在于，美國為什么沒有社會主義運動？
我在讀研究生時，寫過一篇文章，力圖回答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基于一個非常簡單的觀察。我觀察了四個移民國家，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全世界最早實現了工人黨執政的國家，加拿大也有大眾性的社會主義政黨。但美國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我對此作出了一個解釋：這三個國家的移民來源比較單一，因此，移民中的工人階級比較容易被組織起來；而美國的移民來源比較多樣，分裂的移民很難被組織起來。
美國早期的移民來源是單一的，都來自于英國。但到了19世紀，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美國出現了一波移民大潮，這些移民來自不同地方，如愛爾蘭、北歐、德國、意大利、俄羅斯。事實上，當時的美國是出現過社會主義政黨的，而且聲勢挺大，有一段時間甚至還在全國性選舉中得到了不少選票。但是，美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內部很快分化為俄文俱樂部、意大利文俱樂部、德文俱樂部等，語言都不通。別人一挑撥，他們很容易互相爭斗。比如，你可以和英國移民說，新來的意大利移民搶了你的工作。這時，他們之間就很容易爆發沖突。美國移民沒有辦法團結起來，因此不可能像歐洲、拉丁美洲那樣，形成一個有組織的的大眾黨。到現在為止，美國依然沒有工人階級政黨。這并不是說，美國沒有共產黨——它有很多共產黨，也有很多社會主義政黨。然而，這些黨從來都沒有得到過參政與執政的機會。這種黨，在政治上是不算數的。
眾所周知，美國有兩大黨，即共和黨與民主黨，但它們都不是大眾黨。大眾黨一般有指導自己前進方向的黨綱(constitution)，有按時繳納黨費的黨員，有經常開展活動的各級黨組織。而美式精英黨卻是“三無”政黨。第一，它們沒有黨綱，只有每次為競選臨時提出的政綱(platform)。而其他國家的大眾黨，比如中國共產黨，都是有黨章的。第二，它們沒有黨員，只有在選舉時把票投給某黨候選人的“黨人”(party affiliation)。而其他國家的大眾黨，是有黨員資格(membership)的，英文中叫持證黨員資格(card-carrying membership)。因此，在美國，你沒法統計民主黨有多少人，共和黨有多少人。第三，它們沒有嚴密的黨組織，只有為籌備下一次選戰而搭建的平臺。事實上，很多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主席是誰，他們的名氣比一般議員要小得多。簡而言之，美國政黨幾乎純粹是一個選舉機器，目的是使精英贏得選舉。
歐洲學者對各國政黨進行比較研究時，幾乎不會把美國政黨放進去，因為他們覺得美國政黨與其它國家的政黨完全不是一種東西，不應混為一談。在他們眼中，現代政黨的主流是大眾黨，但美國政黨實際上還是精英黨，美國選舉就是一小撮精英在操控選民。大眾黨的組織方式使得普通黨員有可能影響黨的走向，從而影響國家的走向；而精英黨只關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選舉中，本黨政客能否上臺。反過來，美國學者也不太會從比較的視角來剖析本國的政黨。美國的政治教科書對政黨的定義可能會讓其它國家的學者覺得十分怪異，因為它把政黨說成是一種“有組織的行動”(an organized effort)，而不是一種組織。
政黨在西方的衰落
19世紀中葉以后，政黨——尤其是大眾黨——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然而，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的政黨已經在走向衰落了。政黨在西方的衰落并不是近幾年的事。早在1960年代，就有大量學者討論這一問題。我認為，政黨衰落的原因，與它興起的原因，可能是一樣的。
政黨興起的第一個原因，是爭取普選的社會主義運動。到了20世紀60年代，除個別例外，歐美國家基本實現了普選。民眾在沒有選舉權時，會產生一個幻覺：社會問題的根源是我沒有選舉權；只要我擁有了選舉取，我就可以影響國家的走向。然而，當擁有了選舉權后，他們才會發現，選舉權好像沒多大用處，該怎么樣還怎么樣。在這種情況下，普通民眾看不到社會改革的方向，大眾黨對他們也不再有吸引力。
政黨興起的第二個原因，是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民族主義運動。到了20世紀60年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格局也大致形成了。一戰之時，歐洲各國的邊界還很混亂；二戰之后，歐洲各國又重新劃定了邊界。又過了15年到20年，歐洲各國的邊界和認同，都已經慢慢固定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精英以民族主義動員民眾的動力也慢慢消失，變得只關注如何贏得下一次選舉。1960年，當美國的政黨政治如日中天時，時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的謝茨施耐德(ElmerEric Schattschneider, 1892-1971)便在《半主權的人民》一書中指出，民主、共和兩黨的動員對象主要是社會的中上階層，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幾千萬不投票的選民。
上述兩方面的發展，共同導致了政黨在西方的衰落。今天西方各國都面臨著嚴重的政黨危機，其表現形式是各國登記為政黨黨員的人數大幅下降，各黨黨員占選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幾乎所有歐美政黨都不得不放棄繼續維持大眾組織的假象。時至今日，西方研究政黨的學者其實是很悲觀的。他們普遍認為，沒有政黨，西方民主就無法運作。然而，現在政黨衰落了，西方民主該怎么辦？當代歐洲最著名的政黨研究學者彼特·梅爾(Peter Mair, 1951-2011)出版了一本題為《虛無之治》的書，副標題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爾看來，今天，連“半主權”也似乎遙不可及，政黨已變得無關緊要，公民實際上正在變得毫無主權可言。目前正在出現的是這樣一種民主，公眾在其中的地位不斷被削弱。換句話說，這是不見其“民”的空頭“民主”。
傳統政黨衰落后，要么出現由傳統政黨推出的非傳統候選人，如美國民主黨推出的奧巴馬，美國共和黨推出的特朗普；要么出現由邊緣政黨推出的候選人，如法國的勒龐。這些人完全沒有、或沒有多少執政經驗，指望他們能帶來人民希望的變局，無異于緣木求魚。
在歐洲國家，傳統政黨已難以得到人們的信任。在美國，認同民主、共和兩大黨的“黨人”也越來越少。1972年以前，超過七成美國人要么認同民主黨，要么認同共和黨。此后，對兩黨都不認同的“獨立人士”越來越多，但依然少于兩大黨中至少某個黨。2009年以后，美國政黨政治出現重大變化：“獨立人士”的比重既超過了共和黨，也超過了民主黨。假如他們構成一個單獨政黨的話，它已是美第一大黨，占美國民眾的45%左右。但在美國的政黨體制下，你只能投給兩黨的候選人，投給“獨立人士”或第三黨都是沒用的、是廢票，因為美國的選舉制度是專為兩黨設計的。也正因此，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出現了一個被普遍使用的口號：“華爾街擁有兩黨。我們需要一個自己的黨！”(Wall St. has two parties.We need one for our own!)。
圖一：1928-2013年間，英國保守黨、工黨和自由民主黨的黨員人數變化
1935-2018年，美國民主黨、共和黨與獨立人士的支持者占總人口比重變化
總體而言，西方的傳統政黨正處于衰落當中。現在所謂的民粹主義政黨，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聯盟，法國的國民陣線，其實都是新型政黨。他們跟傳統政黨不一樣。傳統政黨有一個比較寬的社會基礎，有一個比較廣泛的政治訴求。比如，19世紀的社會主義政黨，以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為目標。然而，現在的很多新型政黨，其社會基礎比較窄，政治訴求也比較分化，很容易表現出極端性。它不是為了追求某種宏大理念，而是為了反對某些具體事情——比如移民和稅收的政策。事實上，這個世界已經有很多年都沒有烏托邦了。人類可能真的還是需要一些烏托邦式理念，哪怕這些理念無法實現。
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締造者和建設者
我之所以介紹西方政黨的情況，是想說明，不同國家的政黨，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個東西。歐洲早期的政黨和后來的政黨就不一樣，當代的歐洲政黨與美國政黨也不一樣，但它們都叫做“政黨”。
中國共產黨與所有西方政黨都不一樣，它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中國共產黨追求的是整體的利益。在西方，政黨的原初含義是“部分”，它致力于滿足部分人的利益訴求。然而，中國共產黨，從其建立之初，就強調維護人民的利益。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定義，人民最初是指工農大眾，不是所有人，但確實是大部分人。改革開放之后，人民的定義越來越寬。中國共產黨主張自己代表全民的利益，甚至代表子孫后代的利益——不然為什么要保護環境？第二，中國是先建黨，后建軍，最后建國，因此其實是黨、軍、國三位一體。這兩個特征表明，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我稱之為國家的締造者和建設者。這是我對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解。
“國家”有兩個含義，第一個是nation，第二個是state。中國共產黨既是國家締造者(nation-builder)，又是國家建設者(state-builder)。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締造者(nation-builder)。Nation主要是一個文化概念。中國雖然有五千年的歷史，但在很長時間里，“中國”這個概念幾乎都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組織概念。中國老百姓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在很長時間里，我們都不清楚自己與他人在政治組織意義上到底是什么關系。因此，中國人雖然多，但組織不起來。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時，這個現象就變得特別令人痛心疾首——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但卻打不過小國日本。中國不僅跟強國簽訂過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跟剛果簽訂過不平等條約，這在今天聽來簡直匪夷所思。因此，孫中山才會在自己的講話里反復提到，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這里的“民族主義”，并不僅僅是說有一個民族意識就夠了，更重要的是把這個民族組織起來。孫中山認為，“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
毛澤東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在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委托起草的會議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中說：“全國同胞們，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
若想把中國人組織起來，就需要依靠一種政治組織。在孫中山那里，這個政治組織就是國民黨；在毛澤東這里，這個政治組織就是共產黨。但國民黨存在兩個問題，這導致它的組織能力相當有限。首先，它的社會基礎比較窄，基本上是社會精英——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基本上就是地主和富農。參加國民黨的中農很少，貧苦民眾可能更少。因此，國民黨的社會影響力其實是很弱的。其次，它的組織基礎比較弱，黨支部最低只設在縣一級。國民黨沒有鄉鎮黨支部、農村黨支部，更不用說工廠黨支部。因此，國民黨的滲透能力也是很弱的。
關于這一點，曾被派往延安的國民黨少將觀察員徐佛觀看得很清楚。他說國民黨“縣政府以上者為鄉原（愿）政治，縣政府以下為土劣政治。不僅不能形成國防、經濟、文化凝為一體之堅實社會，并亦不能與現實之軍事要求相適應”。他進一步指出，“黨團為國家民族之大動脈，新血輪。然血液之循環，若僅及半身而止，則必成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現象，中央有黨團，至省而實際效能已減，至縣則僅有虛名，縣以下更渺然無形無影，是黨團之組織，乃半身不遂之組織，黨團之活動，亦成為半身不遂之活動。故奸偽可以控制社會，會門可以控制社會，土劣可以控制社會，迷信團體可以控制社會，而本黨團反不能以獨力控制社會。此其故，在本黨黨員團員之成分，僅以知識分子為對象，于是黨團之組織，亦自然僅以上層為對象。故本黨今后組織之方向，必須為書生與農民之結合，以書生黨員領導農民黨員。于是黨之組織乃能深入農村，黨部乃有事可做。農村與都市乃能成為一體，智力乃能與體力冶為一爐。可不談民眾運動，而民眾自能與政府相呼應，以形成國防、經濟、文化一元化之實體。在此實體之上，可以戰斗，可以民生。此一發現，雖至淺至近，然黨團復興之路不外乎此”。反觀中共，他發現“黨、政、軍、民（民眾團體）之領導權，一元化于黨；而其工作之目標，則一元化于軍”，其結果可以大大提高團隊執行力。“其領導之方式，在黨內確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的確，與國民黨相比，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則要強得多。首先，共產黨的社會基礎比較寬，包含全體的工農大眾。因此，共產黨在工作過程中要不斷接近工農大眾，這使得其社會影響力比國民黨大得多。其次，共產黨的組織基礎也比較強，正所謂“支部建在連上”。從全國的最高層，到省，到縣，到鄉，一直到村，都有黨組織。因此，它的滲透能力是很強的，從大腦一直滲透到神經末梢。
在組織能力上，中國共產黨比蘇聯共產黨還要強的多。蘇聯共產黨也有基層組織，但早在193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斯大林時代，蘇聯就開始提倡“一長制”。我們解放以后，曾經有人倡導中國也搞一長制，就是由經理或廠長來負責，黨組織只是陪襯。后來，毛澤東也卷入了這個爭論，批評了一長制。事實上，1930年代以后，蘇聯共產黨的黨組織雖然遍及全國各地，但它發揮的實際作用要遠遠小于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所具備的組織能力，使它很好地承擔了國家締造者的職責。它把中國這個原本一盤散沙的nation，組織成了一個堅實的整體。直到現在，我都懷疑，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政治組織，中國可能依然是一盤散沙。
其次，中國共產黨還是國家建設者(state-builder)。State主要是一個政治概念。我對它的理解是，它擁有八項最基本的國家能力：強制、汲取、濡化、認證、規管、統領、再分配、吸納整合。大家目前都說黨管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寬。但從國家能力的角度來看，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相比，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不但不是事無巨細地壟斷所有的國家能力，而是不斷地在很多方面退出；到現在，黨承擔的國家能力只有四項：強制、統領、濡化、吸納整合，其他的汲取、認證、規管與再分配四項能力，黨基本退出，由政府機構負責。但這種現象并不是所謂的“黨政分開”。王岐山明確指出，“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
中國共產黨發揮著四項最基本的國家能力。第一，中國共產黨發揮著強制能力。國家的軍委就是黨的軍委，它掌管軍隊，發揮著國家的強制能力。第二，中國共產黨發揮著統領能力。組織部管理國家的人才，黨員干部的任免是國家體制的一個重要機制。中紀委與監察委員會其實是兩塊牌子、一個機構，它們通過反腐，來保證黨和國家的工作人員的廉潔和效率。第三，中國共產黨發揮著濡化能力。宣傳部管理國家的意識形態。濡化能力主要解決兩個問題，即國家的認同，與核心價值的形成。第四，中國共產黨發揮著吸納整合能力。統戰部的作用是要把黨外的社會精英，吸納整合到體制內來。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管理的是國家的命門，很多重要職能是由它——而不是政府機構——來運行的。這些職能如果交給政府機構，很容易出問題。中國共產黨有近9000萬黨員，有幾百萬支部，更容易勝任這幾項重要工作。
確實，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曾經什么都管。比如，中國共產黨曾經有過工業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財政貿易工作部，還有一個專門負責農村工作的農村工作部，后來被撤銷了。前些年，有一些省開始嘗試恢復農工部。但整體上，共產黨慢慢退出了一些國家職能，交由純粹的政府機構來管理。時至今日，比如國家汲取能力，這部分基本由國家稅務部門負責；認證能力，國家認證由政府的專門機構負責；它還不管規管能力，食品、藥品、房屋等產品的質量問題，也由政府機構負責；它也基本不管再分配能力，再分配同樣由政府機構負責。
中國共產黨所發揮的國家能力，使得它很好地承擔了國家建設者(state-builder)的職責。在國家的八項基本能力當中，它依然在四項最基本的國家能力上，發揮著支撐性作用。
總而言之，我將共產黨理解為國家的一部分。中國是一個黨國，共產黨則是一個國黨。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不能套用歐美政黨的分析框架來分析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
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也面臨著一些嚴峻挑戰。這些挑戰，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因素。
首先，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可能受到官僚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影響，變得腐化或退化。早在蘇聯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盧森堡就提醒列寧和托洛茨基，要注意黨的腐化問題。她擔心黨逐漸變成一個純粹的精英群體，與廣大人民群眾脫離。毛澤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建國初期，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還不太嚴重。但在1962年之后，毛澤東認為，有三分之一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有必要開展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以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事實上，從列寧開始，到毛澤東，一直到現在，共產黨都在探索如何防止黨的腐化。這個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斷革命”或許是一種選擇，但成本實在太高了。
其次，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開始高度流動，這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改革開放以前，在國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背景下，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比較低。因此，中國共產黨比較容易建立一個從大腦到神經末梢的組織網絡。改革開放以后，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很多人在體制外的私企和外企就業，社會流動開始增強。在這種情況下，黨組織以往的布局方式，開始逐漸與社會經濟結構脫鉤。一方面，基層黨組織比較渙散，黨很難真正深入基層。另一方面，黨組織如何延伸到體制外，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近幾年，中國共產黨在基層黨組織建設方面，已經作出了一些新的嘗試，如樓宇黨建、社區黨建、農村黨建。今年，又制定了《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媒體上對此講得很少，但這個條例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舉措。畢竟，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一些農村的黨組織形同虛設，甚至被壞人把控。這個條例把黨領導農村工作的傳統、要求、政策等以黨內法規的形式確定了下來。黨確實應當重視小事，因為實際上只有通過管理小事健全基層組織，黨的組織形式才是健全的。這一點已經被納入了官方話語——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
此外，中國共產黨已經意識到，黨組織應當扁平化。這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就是要精簡機構，減化中間層次，實行扁平化和網格化管理。但具體如何扁平化，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中國在60年代初期實行過的《工作方法六十條》。它指出“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該派遣負責同志到各地的基層單位去”，并對很多具體細節作出了詳細規定。這當中蘊含非常重要的實踐經驗，應當予以認真對待。
總而言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強調意識形態建設，還要強調組織建設。但在這方面，可能很難提出一個總體方案。我覺得還是要依據改革開放的經驗，黨中央給一個大方向，各地自主探索。中國這么大，這么復雜，很難僅僅依靠“頂層設計”實現有效治理，還是得強調實踐出真知。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