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杰 | 貴州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 桑志芹 |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導讀】電視劇《小舍得》近來大火，很多人指責該劇“販賣焦慮”又“充斥補課廣告”，甚至呼吁禁播。劇中小學尖子生顏子悠站在講臺上哭訴“媽媽愛的不是我，而是考滿分的我”，令人心疼又無奈。事實上，該劇雖有爭議，卻真實呈現了當下中國的教育競爭：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們給孩子“打雞血”式地報班加課，早已陷入一場層層加碼、無人幸免的“雞娃”大戰。
“雞娃”、“中年老母”等熱詞的流行，折射當前中國育兒壓力的“痛點”。中產群體家長的競爭意識不斷增強，城市中“教育拼媽”現象愈發普遍。透過“虎媽貓爸”和“嚴母慈祖”的有趣現象，可以發現：母親往往擔負著撫育孩子成長成材的重任，也具有更大控制權。
本文分析“中年老母”一詞背后的身份困境與五重博弈。“中年老母”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80后、90后，她們在收入與就業、消費與生活、社會參與等方面多有分化，成年時都面臨較大生存發展壓力，尤其是中產群體存在“地位恐慌”或“地位焦慮”。有別于傳統母親和“辣媽”，她們對孩子進行“產品化”經營，容易陷入“哀娃不幸、怒娃不爭”的親子關系、“喪偶式育兒”或“詐尸式育兒”的夫妻關系以及好母親與好員工的艱難平衡，以至于自嘲為“中年老母”。這一現象，與教育成本抬高育兒成本的問題密切相關。承擔更多育兒責任的母親，在焦慮無奈中陷入了難解的“囚徒困境”。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8期，原題為《新生代母親的身份困境及其多重博弈——生命歷程和畢生發展視域下的“中年老母”》，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新生代母親的身份困境及其多重博弈
——生命歷程和畢生發展視域下的“中年老母”
作為新物種的“中年老母”
2019年1月，半月談網的一篇《中年老母：一個“新物種”的誕生》的文章正式確立了“中年老母”這一網絡專有名詞。2018年初至2019年初之間，《一位老母親的精分日常》《每天演好一個沒脾氣的老母親?哈哈哈哈哈》等文，都共同指向“中年老母”的“情緒失控、精神病態、喪而不妥、難以摧毀”的心理特征。孩子和丈夫是母親們的天敵。孩子是消磨母親身心能量的“睡渣”和“學渣”。而親職投入的性別差異則引發“中年老母”的強烈抱怨和不滿，丈夫被戲稱作“云配偶”和“豬隊友”，隱形的“云配偶”導致“喪偶式育兒”;育兒技能不佳又指手畫腳的“豬隊友”則造成老母親們最恨的“詐尸式育兒”。但“中年老母”卻無力改變“云配偶”才是婚姻的主流和“到處都是豬隊友”之現實。
2019年以來，“中年老母”熱潮開啟了集體狂歡模式，涌現出一大批公眾號和眾多普通母親關注并繼續創作、轉發相關文章，全方位展現育兒過程當中的各種窘迫和小確喪，自嘲和吐槽成為主流。其中也有不少文章意在尋求問題解決的辦法，如《朋克老母，專治各種人間不值得》《老母親總在深夜情緒崩潰?你就從了你自己吧》。此外，“中年老母”概念還走向國際化，如《中國老母親文化何以擊中奧斯卡》等文章，使原本就焦灼不安的母親對自身及孩子的要求更加不敢放松。
“中年老母”的身份困境何在？
（一）親子關系：哀娃不幸，怒娃不爭
“中年老母”自從有了娃，生活仿佛只有娃，就連名字都變成了×××的媽媽。她們與孩子的關系是母親單向犧牲、偶爾感動、難以滿意的親子關系，孩子是嬰幼兒期的“睡渣”、學齡期的“學渣”和一如既往的“吞金獸”。對于成長，母親們往往痛恨孩子的幼稚和不成熟，而對可塑性報以極高的期望。她們堅信：雞娃是必須的！娃渣沒關系，老母親可以努力啊！娃牛，娘的腰板才硬朗啊!“十年樹木，二十年樹娃”，從早教、義務教育階段直至高考，“教育拼媽”愈演愈烈。早教內容品類繁多、課外培訓科目細化，母親對孩子心疼又無奈，但當發現孩子資質平平時又氣惱崩潰，她們殫精竭慮而孩子態度佛系，孩子哪里明白母親長計遠慮的良苦用心?
（二）夫妻關系：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自孩子降生，家庭的重心就轉移到孩子身上，夫妻協作是理想狀態，但現實中多數丈夫成了妻子眼中的“云配偶”和“豬隊友”。
“云配偶”總是漂浮在云端，要么工作忙不著家，要么在家但心系手機、電腦，對家事云淡風輕、置身事外，對妻子的焦慮無助和辛苦付出缺乏同感和理解，妻子們不得不淪為“喪偶式育兒”。
“豬隊友”雖然參與了家事和育兒，卻因業務能力差、育兒效果低而飽受“中年老母”詬病。“豬隊友”受到的指責甚至比“云配偶”還多，“詐尸式育兒”成為她們的最恨。“詐尸式育兒”具有以下特征：一在行動上持續性裝死、間歇性詐尸；二在氣勢上，如領導指點江山；三在殺傷力上直擊妻子炸點，極易引起家庭戰爭，比如“豬隊友”認為“孩子好的地方都是隨我，不好的地方都是媽媽沒教好”。
（三）雙重負擔兼顧：好母親與好員工的艱難平衡
對于身在職場的絕大部分“中年老母”來說，她們總有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感覺，面臨“好母親”和“好員工”的沖突。“中年老母”把孩子看得比事業重要，卻又無法舍棄事業，沒有固定職業的全職媽媽也越來越多地加入到淘寶、微商、微店等靈活就業中去。一是客觀上對于城市普通工薪階層來講，僅靠男性一人養家難以支撐;二是女性主觀上害怕“什么也沒做”“沒有追求”“與社會脫節”等評判。
職場中的“中年老母”大多贊同帶娃比工作還累，上班是老母親得以解放的一條生路，而長途出差則變成她們高配版的獨處時間，在公干之余才能獲得平時難得的聽音樂、鍛煉健身、觀光旅游的機會。相比“輕裝上陣”的爸爸們，“中年老母”的職業發展常因家庭牽絆而處于瓶頸階段和邊緣地位，即使是管理層的職場女性，也常常因生育而在重返職場時面臨下屬變領導的尷尬境遇。
（四）母性：軟弱中尋求力量
“中年老母”通過細數育兒之艱辛和訴苦式的個人經驗表達來關注母親的弱勢處境并為女性發聲。“中年老母”大多受過高等教育，但她們意識到自己仍舊無法擺脫孩子的緊緊捆綁、丈夫的隱形管制和社會的嚴苛期待，“中年老母”的苦是一種自我意識覺醒和神經質之苦。
千百年來做母親的隱秘辛苦被認為是女性的“分內之事”或“私人體驗”，犧牲隱忍型的母親形象受人謳歌卻常常被忽視。而當今作為孩子的教育經紀人和人生設計者的“中年老母”卻不甘于失去存在感。“中年老母”要發掘和展示身為母親的力量與價值，為了孩子變成最強“斜杠群體”，在365個行當中瘋狂跨界，甚至大膽提出中年婦女才是這個社會的中流砥柱，姐妹(而非老公)才是自己最好的伴侶。每個“中年老母”都是真的猛士，在認清生活的殘酷本質后仍然熱愛生活，用自給自足的雞湯填滿人生。
母親身份困境下的多重博弈
（一）以愛之名：子女結構化童年背后的階層博弈
中國正經歷著第二次現代化，即指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轉變過程及其深刻變化。雖然80/90后群體自身的童年大多是自然成長型，但他們的子代卻不得不依據社會轉變而發生童年生活的轉向，兒童的日常生活已被成年人組織的學習活動逐漸占滿，兒童自身能支配的自由時間也越來越少，連玩耍也需要帶有教育性和功能性，而不能“瞎玩”。兒童的生活呈現出邊界清晰、高度結構化的特征。現代城市家長的競爭意識不斷增強，“教育拼媽”愈發普遍，安排孩子參加各類校內外教育活動，尤其是校外教育比例顯著增長。
當下的中國陷入了孩子至上主義、智育至上的養育文化下的消費泥潭里，無論是來自富裕階層還是工薪階層的家庭，都被深度卷入其中。童年已成為社會競爭和階層代際流動的重要場域，當前的教育競爭不再是簡單學業競爭，而成為依賴家庭經濟資本的競爭。“中年老母”直呼“好成績都是用錢堆出來的”，家庭支付表現于近年來義務教育階段的“學區房”熱和教育產業化，方長春指出，義務教育資本化的其中一個直接影響是加劇教育競爭的同時導致普遍的社會焦慮。教育成本是育兒成本高企的主要原因，而家長在焦慮無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博弈困局，除了培訓機構獲得最大利益，所有參加補習的學生家庭都是輸家。但不少父母寧可讓孩子過著有缺憾的童年，也不愿其在未來競爭中被淘汰，他們著力于“謀求未來的生存發展和社會適應”。
（二）兩性平等：家庭內性別權力的博弈
不同于西方的長期抗爭型婦女解放運動，中國的婦女解放是伴隨著革命斗爭產生并隨著社會現代化而發展起來的，更多由國家層面主導而缺乏女性主體的自主性，而私人領域的兩性平等尚難得到國家權力深入和全面的干預與滲透。總體上來說我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都在不斷提高，2012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女性超過男性。但我國婦女近十年來受教育水平不斷上升而勞動參與卻不升反降，她們遭遇了發展心理學家蘇珊·平克所言的“性別悖論”，即雖然女性在學校的學習成績整體優于男性，但步入職場后在薪酬和位高權重的職位方面，卻不具有相應的優勢，而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女性更加受到生育與家庭的牽制。男性的時間利用方式不會因結婚和生育發生太大的波動，但結婚特別是生育對女性的時間利用方式造成了非常強烈的沖擊。家庭內的家務勞動女性化和母親的時間貧困是性別權力失衡在家庭內的體現，微觀層面的兩性平等以及尊重差異條件下的價值公平，是當今世界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三次浪潮的訴求所在。
家庭是兩性合作最密切的社會單元，也是情感和情緒交融最深刻的場所。新生代母親們因育兒的親職投入不平等而產生婚育負面情緒，指責丈夫的婚前愛護承諾是謊言。女性的婚育負面情緒與社會對女性的善意性別偏見有關，善意性別偏見是指一類主觀情感上愛護女性但是將她們限制在傳統性別角色定位上的態度。當前生育成本不斷高漲，為人父母者都自詡為“孩奴”，但女性的“奴役”顯然更深。當女性在網絡上談論女性權力時往往遭到否定，甚至被污名化為帶有攻擊性的“女拳主義”或貶低為“中華田園女權”。家庭內的性別平等抗爭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且男性性別觀念的變化需夫妻間在家庭領域內積極與平等的互動。“中年老母”的性別博弈砝碼就是生育選擇權，欲與男性談判，改變傳統的家庭生態。王雨磊的父職研究表明，從國家、市場與專家系統等將撫育行為重新納入一個法律化、科學化和專職化的撫育體制中，這使得父親于法、于理、于情都應該承擔撫育職責，父親參與撫育工作將是今后家庭不可避免、越來越強化的趨勢。
（三）產品化與作品化：爭做好母親的自我博弈
做母親是女性生命歷程的重大事件，但由于“中年老母”本身的生命歷程(如獨生女身份、接受高等教育、經濟獨立、晚婚晚育等)不同于以往的母親，造就了她們“養兒防老”的功利性育兒觀念淡化，但密集母職的精細化育兒傾向卻在加深。社會、市場和網絡提供的育兒內容花樣百出，其宗旨是母親應該“給孩子最好的”。她們對育兒成才有著偏執的執念和強大的自我施壓，她們過度“見賢思齊”的向上社會比較，導致母職不斷自我加碼，但當育兒受到來自孩子、配偶、工作等方面的挫折時，即陷入“心有不甘又自我認命，心比天高又無可奈何”的糾結之中。
“中年老母”的母職體驗的“自我分裂”，來源于她們對親子關系的定位。首先，親子的身心共生狀態導致孩子之于母親的“產品化”。常言道，孩子是媽媽身上掉下來的肉，生命的孕育需要通過女性的身體才能完成，胎兒的成長依靠母體的供養，孩子降生后成為母親難以割舍的私人產品。科學話語不斷強調母親是兒童的不可取代的重要和首要養育者，而西方心理學則極其強調早期母嬰依戀，撫育的綁定關系逐步發展成母子/母女的心理共同體，而男性則有意無意地成為育兒的局外人，這正是西方女性主義心理學者所批判的。其次，母親們在“教子”上的“作品化”。新生代母親的知識水平不斷提升，她們質疑傳統的自然粗放型育兒方式，并在育兒實踐中透露出自身的思想意識的改變。近些年的母職研究出現“虎媽貓爸”和“嚴母慈祖”現象，母親對孩子的成才和成功負有極大的責任的同時也獲得強大的控制權。母親們通過“教子成才”獲得繁殖感，但相比對育兒成功的渴望，“中年老母”更害怕失敗。她們認可“慈母多敗兒”和“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傳統育兒理念;認同傳統的親子軸大于夫妻軸的觀念，與孩子形成差序格局下血緣至親的“關系自我”。從個體來講，孩子人生的成功是母親“理想自我”再來一次的機會。然而母親不可能真正設計和把控孩子的人生，而孩子的成長也必然是難以完全駕馭的，過度控制反而讓母親自己“失控”。
（四）生與不生：個人與國家的博弈
當前生育之于國家和社會的外部效益與對于個人及其家庭的內部效益存在沖突和不協調，生育增加無疑具有較高的外部效益，但因過高的生育成本和養育負擔而導致較低的內部效益。劉金菊指出，二孩政策的長期效應需要依賴新進入婚育年齡的人群，并預測未來10多年進入婚育年齡的群體正是1995—2005年間我國生育率最低迷時期出生的人群，生育規模將持續大幅度縮小，構建和實施強有力的婚姻和生育促進的制度和政策體系已經刻不容緩。
家庭承擔的兒童照顧負擔是學術界公認的制約個體生育決策及總和生育率的關鍵誘因。家庭責任過高且男性角色缺失使得女性的養育負擔過重，由于多種原因，國家長期把“扶老育幼”責任劃定在家庭責任之內，補缺型而非普惠型的兒童福利政策只使少量的困境兒童得到保護和政策實惠。陳友華認為，隨著國家福利制度的發展，撫育和養老的責任在國家上面有所轉移，但人類的一切社會制度都建立在人口的基礎之上，由每一個個體貢獻出來的力量共同構成，因此呼吁年輕人為國家做出自己的生育貢獻。但理性的青年群體卻難以僅憑一腔熱血來做生育決策，且青年人存在著責任分散的心理效應，指望同輩群體中的有條件和意愿強烈的其他人來承擔社會生育責任。夏志強研究發現，生育成本收益處于非均衡狀態，家庭之間，選擇生育的家庭比選擇不生育的家庭承擔更多的生育成本。而家庭內女性承受較大的生育代價，劉金菊最新測算指出，中國城鎮女性、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北京上海特大一線城市的女性生育1個孩子的收入損失分別為近30萬、50萬、60萬元。“中年老母”因生育變成“隱形貧困人口”并非矯情，她們不敢生二胎，而部分二胎母親有“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的感覺，且由于時間精力不足也只能“二胎當豬養”。因此迫切需要國家出臺和落實配套的家庭友好型和女性友好型的政策措施，如完善母嬰保健、社會托育、學前教育、婦女權益保障、教育公平等多方面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五）事實還是浮夸：網絡身份建構背后的商業博弈
“中年老母”僅是一個網絡建構的“語言身份”，分析此概念必須從概念的生產者和受眾兩方面出發。“中年老母”的生產主體是微信公眾號，其作者大多是碩士以上學歷，坐標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中產知識女性。她們的身份有職業型的自媒體人、暢銷書作者、繪本漫畫作家、育兒專家、情感及育兒心理工作者，其中不乏新媒體的領頭者，如格十三、凱叔講故事、丁香媽媽。雖然大眾趨之若鶩地使用“中年老母”概念，但事實上80、90后母親群體內部在地域、階層、學歷、職業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分化，她們的困境面向和程度不可能完全相同。此外，新媒體的內容不管如何直擊人心，也難以掩蓋其贏利的目的，新媒體遵循“流量為王”和“內容為王”的規則，受眾即是市場，流量即是收益。而諸多公眾號中大多存在商業營銷，很多高流量文章都含有“軟文廣告”。“中年老母”這個語言身份已被商業收編和解構，商業試圖開發“老母”經濟，在展現母親艱難處境的同時又試圖通過消費解決她們的困難，而非真正全方位地來解決母親困境和促進女性的全面健康發展。
從受眾方面來講，即使明白“中年老母”身份的商業化建構，也不減對這一身份產生深深的認同。這得益于自媒體創作的原創性、人格化特征和可讀性，使其恰如其分地滿足了受眾的被理解、被認可、被贊揚的心理需要，并在群體認同中獲得自我減壓和彼此支持。但“中年老母”是否反映了育齡女性的客觀全貌呢？答案是否定的，她們所反映的只能是她們希望突出的那部分主觀事實和感受。比如對于丈夫父職參與的批判和家務勞動的分工不滿可能以偏概全，何紹輝的實證研究表明，兒童教育中的父職參與，盡管還是一種局部現象，尚未成為主流趨勢，但父親關愛、全職爸爸、奶爸等新的父親形象與父職實踐不斷涌現，新舊父職話語與父職實踐正在同一時空上演。如老母們自己所言，“中年老母”更像是一種文藝病，并通過浮夸、自嘲和吐槽來呈現無奈的現實，重批判而輕建設，情緒宣泄大于問題解決。
結語
“中年老母”現象之所以在網絡新媒體上引發熱議和關注，在于它真切地擊中了當前社會的育兒壓力的“痛點”。母親身份困境牽涉到女性與自我、與男性、與社會和國家的關系。由于劇烈的社會變遷，新生代母親的生命歷程已不再傳統，而子代的人生剛剛起航，人生軌跡卻存在諸多變數，因此她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子女盡量多地保駕護航。但從生命歷程和畢生發展的視角來看，成長不僅是孩子的事，做父母本身也需要不斷地成長、調整和適應。“中年老母”概念的流行，更像是育齡女性對新生育政策的一種應激反應，不論這種應激反應多么地滑稽、浮夸、尖銳和偏頗，都既是社會變遷的結果，又會促使新的社會變化的發生。《“中年老母”核心競爭力是：忍》在2019年底再次成為10萬加的爆款，母親身份困境的解決恐怕還有較長的路要走。母親們在抗爭中賦權、在倦怠中妥協、在狂歡后休整，她們的博弈結果如何還需主客觀多層次的調和、制衡與妥協。
本文節選自《新生代母親的身份困境及其多重博弈——生命歷程和畢生發展視域下的“中年老母”》，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8期。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