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VS逆全球化：世界秩序的“新周期” ｜文化縱橫沙龍No.16講座現場

在《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高鐵對國內發展的戰略意義》等文章中，高柏老師提出了幾個觀點：第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靠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推動出口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發展的“藍海戰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走到限界、陷入瓶頸；第二，以建設交通基礎設施為推動力的向西開放，可以推動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并帶來一個陸權戰略；第三，向西開放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崛起的具體途徑。

本次“一期一會”的分享正是基于以上三點，高柏老師首先強調，他所提出的“陸權”與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陸權”在本質上大相徑庭，與麥金德以地緣政治為基礎的零和博弈不同，高柏老師所指以地緣經濟為基礎，即重視、強調國與國之間利益的重合，重視雙贏，呈現出迥異的問題意識。

從地緣經濟的視角出發，向西開放便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理論內核。高柏老師指出，中國在向西開放的進程中獲得陸權，借此可在全球層面與美國的海權形成對沖，所謂對沖，既不是對抗，亦非友好外交，它旨在向其他國家顯示，不合作之外的其他選項，只會對其利益造成損害。尤其在面對美國重返亞太的形勢下，中國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巨大壓力，實行向西開放和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無疑如同給中國經濟裝上兩臺發動機——一臺依托過去的太平洋沿海地區，另外一臺依托內陸。

回顧美國“霸權”地位的形成，離不開美元貨幣地位、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方式以及一個廣泛的盟國網絡和多邊合作的制度性保障。談到中國自身的崛起，高柏老師因循這三個要素，提出中國在成長為一個主要大國前，“一帶一路”無疑是主要實現路徑：通過為沿線國家基礎設施進行融資改善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為中國在未來國際金融秩序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前提條件；通過發展一系列多邊合作機制，特別是與未來發展中大國的連帶關系，建立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通過在沿線國家的對外投資，逐步建立起中國企業自己主導的全球生產方式。

在實現對沖效應和成長為一個主要大國同時，中國還需面對全球化格局的變動，迎接后全球化時代的挑戰，“一帶一路”戰略將在其中起到制衡、牽制和延緩的作用。

▍?“一帶一路”為全球化開辟第二戰場

近一年來，所謂的逆全球化趨勢正愈演愈烈。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日漸走向民粹主義與孤立主義等等反自由貿易、反移民現象，暗示出國際局勢可能發生全球化逆轉。早在2001年，高柏老師在其著作《日本經濟的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中已經提出全球化的鐘擺理論。卡爾?波蘭尼早已指出，資本主義長程運動總是呈現鐘擺型運動，在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這兩極之間擺動，中國的鐘擺過程也正是如此。

高柏老師總結吉瓦尼?阿里齊的霸權周期，認為這亦可解釋為一種全球化理論，即生產和貿易擴張導致跨境流動國際資本之間的競爭，進而導致金融和財政擴張，并促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危機中的新霸權上升和舊霸權衰落構成了新一輪全球化進程。而哈羅德?吉姆斯則提出，全球化逆轉的重要標志表現在反移民運動和反自由貿易運動兩方面，這些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來自于管理全球化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

所謂的反移民、反自由貿易，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全球化的利益沒有被公平分享，在發達國家底層，受損害的底層開始擁抱民粹主義。高柏老師進一步解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主要市場、中國的傳統出口市場已經沒有能力支撐中國的出口，這些發達國家自身陷入蕭條，如果想保護自由貿易，必須避免增加出口的壓力，正因為如此，“一帶一路”戰略為全球化開辟了第二戰場。

中國顯然已經意識到，若我們再不擴大進口，國際經濟失衡會進一步加劇，這種失衡在民主政體條件下必然會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必然會導致逆全球化過程的進一步發展。而“一帶一路”作用于西方保護主義下的世界格局中，中國通過為發展中國家拓展新的市場，推行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在某種程度上既可以對沖發達國家，也可以利用基金的力量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同樣也是為世界經濟提供新的增長點，形成第二市場。

關于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所處位置，高柏老師認為，中國的獨特性需從兩個方面來定位：一方面，在西方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體系中，中國通過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變成了世界工廠，變成了世界大經濟體及最大外匯儲備國；另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變成了一個主要的投資者。

因此可以說，中國處在世界經濟循環過程的銜接點，這也可以解釋“一帶一路”與“逆全球化”之間的關系——依靠實施于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來對沖逆全球化中的發達國家，以此形成連帶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