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恩·肯吉·斯塔爾斯 | 英國倫敦城市大學
? 朱利安·赫爾曼 | 英國布賴頓蘇塞克斯大學
? 李昊(譯) | 修遠研究中心
【導讀】21世紀以來，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快速發展，引來世界矚目。為進一步提升競爭力，中國政府推出“中國制造2025”，優先發展10個先進技術領域。對此，作為科技強國的美國與德國愈發感到壓力，兩國都開始將科技競爭與國家安全、階層訴求等相結合，這就是本文所謂的世界已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技術民族主義”新階段。
然而本文作者發現，兩國為應對中國技術崛起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卻大不相同。盡管兩國精英都忌憚中國技術崛起，而且德國更依賴技術制造業，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國對中國挑戰的回應，遠比德國積極”，而且美國反應更具激烈對抗性。為什么會有這種差異？
作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中美之間和中德之間存在不同形式的經濟一體化；二是支撐美國和德國各自整合的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盡管美國不少跨國公司因其全球利益而更偏向與中國合作，但從特朗普時代開始，美國將“中國挑戰”視為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并將制造業失業引發的勞工群體不滿，與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德國一直拒絕卷入地緣政治經濟之爭，雖然德國政府也設法應對“中國挑戰”，但沒成功，因為德國與中國合作太深，而德國產業工人議價能力更強，為了合作利益，德國國內階級選擇維持妥協。這與美國民粹主義右翼形成鮮明對比。
作者特別指出，全球化是一種由大國和跨國公司操縱的力量，有利于特定國家、社會和階級。我們當下見證的不是全球化的終結，而是新階段，隨著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資本所在國將更注重發揮保護和防范的作用。加上新冠疫情的刺激性催化，美國和德國勢必會發展出不同的技術民族主義道路。
本文原發表于《發展與變革》（Develoment and Change）第52輯（2021年10月），原題為《應對技術民族主義時代的中國挑戰：德國與美國的分歧》，由文化縱橫新媒體編譯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應對技術民族主義時代的中國挑戰：德美兩國分歧
▍ 引言
中國的崛起震驚世界。中國領導人明確表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堅持自主創新”。中國在2015年宣布的“中國制造2025”（MIC 2025）計劃，發起了對當前世界技術冠軍的挑戰：挑戰已經發出，競賽已經開始。美國當然已經注意到這一點，自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首次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以來，美國已經采取了無數行動，從挑起貿易戰到禁止美國公司與指定的中國高科技公司貿易往來（最明顯的是對華為公司的打壓）。這種對待中國的強硬姿態，使美國政府得到兩黨支持，并延續至拜登時期。
相比之下，德國盡管也是歐洲的技術強國，其制造業出口占GDP的比重甚至超過美國，但德國對中國挑戰的反應一直較為遲緩。雖然聯邦政府已經開始更謹慎地審查中國對德國先進技術公司的收購，并在關鍵技術和基礎設施成為收購目標時啟動歐盟范圍內的預警，但其試圖通過制定“國家工業戰略2030”（NIS 2030）來推動國家參與保護“技術主權”的方案，卻遭到德國大多數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強烈反對。這一戰略仍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
(原文發表截圖)
如何解釋美國和德國面對中國挑戰的不同反應？我們認為，答案在于：
（1）中美之間和中德之間存在不同形式的經濟一體化；
（2）支撐美國和德國各自整合的社會利益群體不同。
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在西方（主要是美國）跨國公司將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浪潮中，中國的經濟繁榮，最初并沒有引起兩國政府的太多擔憂。由于美國的工人力量太弱，這一群體無法阻止美國企業將整條生產線轉移到中國。美國國內特定地區的產業和工人在與中國的外包、進口競爭中失利，而在特朗普競選前，產業工人們無法找到政治代言人來表達意見。同時，美國國家安全機構逐漸渲染對中國崛起的擔憂，這些機構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待來自中國的挑戰，并支持政府采取更加敵對的姿態。
我們認為，特朗普政府利用了產業工人和國家安全這兩類選民的訴求，徹底改變了美國對中國的外交和經濟政策。通過抓住選民對“中國沖擊”的不滿心理以及建立在軍工復合體的制度基礎，特朗普和拜登得以對中國崛起、“中國制造2025”做出積極回應，而這遠遠超過了美國商業精英所期望的對中國施加的壓力。
相比之下，德國相對彈性的勞工運動，能更好地保護關鍵出口產業的核心工人，并保留更多高科技制造業崗位。這種相對議價能力，加上德國制造商在一系列先進和定制的資本貨物方面的比較優勢，使得“中國沖擊”對德國制造業的影響得到了緩沖。
事實上，中德貿易一體化的深化大大抵消了這種影響：在過去二十年里，中國經濟的崛起為資本和勞動力帶提供了重大機遇，而不是帶來威脅。這種情形可能會在未來有所改變，但這意味著德國的資本和工人都不可能支持任何類似美國針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辦法。盡管德國企業越來越擔心與中國企業在特定行業的新競爭，但它們仍指望中國市場的巨大增長潛力，不希望被排除在美中貿易戰的交叉火力之外或陷入其中。直到最近，德國的產業工人依然歡迎中國投資者，后者通常保證不會裁員或將生產轉移到海外。最后，德國無法與能夠獲取社會支持的美國軍工復合體相媲美，因為德國自1945年以來一直依賴美國保護其國家安全。由于缺乏這些能力和機制，同時由于一直依賴于社團主義傳統，德國政府對中國挑戰的回應較為有限，也難以在其“國家工業戰略2030”規劃中爭取到資本和勞動力。盡管工黨將重振產業政策視為提升其地位的一次機會，但資本反對政府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認為挑戰尚未完全出現，此舉背后的代價太過高昂。
迄今為止，21世紀初所出現的重大挑戰和機遇，都與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有關。就人口而言，中國的人口增長規模是美國的4倍，工業化的速度也比美國快得多。研究表明，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不僅能夠“干預”，而且能夠集中資本來實現長期目標，盡管這可能與資本在中短期利潤積累中的利益相矛盾。近年來，中國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更加明顯，美國政府也是如此。例如，美國政府在2019年禁止美國公司與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做生意，這顯然違背美國公司的商業利益（特別是在5G電信網絡設備方面，與領先全球市場份額的華為相比，美國公司缺乏競爭力）。
與此同時，我們認為，全球政治經濟中日益加劇的貿易緊張局勢和技術競爭的現狀，尚未被充分地視為“國家的回歸”和隨之而來的“全球化的逆轉”。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比喻，因為從一開始就忽視了大國在塑造全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越來越明顯的是，國家認為其擁有資本所有權，特別是先進技術及其相應公司的所有權，因為二者不僅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而且對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也至關重要。因此，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資本所在國開始發揮保護和防范的作用。
質言之， 我們正在見證的不是全球化的終結，而是全球化的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標志正是理查德·薩繆爾斯所謂的“技術民族主義”，即20世紀日本崛起的關鍵組織原則。目前，這種復興在中國和美國表現得尤為明顯，同時在德國或是視野之外的西北歐、東北亞等其他地方也逐漸顯現。通過關注美國和德國應對中國的不同反應，本文為在全球視野下對各種技術民族主義進行的階級分析奠定基礎。本文分為兩個部分和兩個目標：
（1）描述挑戰和反應的來龍去脈；
（2）解釋產生不同反應的結構差異。
最后，簡要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對這些新興趨勢產生的影響。
▍ 什么是“中國挑戰”，美國和德國是如何應對的？
“中國挑戰”源于中國決策者面臨的一個結構性困境，即如何在全球化中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這種環境中，中國想通過提高生產率或技術創新來提升競爭力，但受到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及其企業的限制。
為了擺脫這一陷阱并維持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中國需要擺脫對早期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的依賴，并打破目前美國、歐洲和東北亞公司對產業鏈頂端的壟斷。雖然中國已經在一些高科技產品方面表現出色，如汽車和電子產品，但除了少數例外，這些先進產品最終仍為外國跨國公司所掌控——無論是直接掌控還是通過分包或合資企業間接掌控。
這一轉型嘗試的關鍵，是“中國制造2025”戰略。“中國制造2025”是一項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目的是把中國經濟從“外國資本的出口平臺”，重新定位為“通過自主研發先進技術來促進出口和國內消費的經濟體”。它側重于促進投資和研發，更嚴格地限制轉讓先進技術，發展先進的服務部門，著重提升信息技術、機器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車、原材料開采、制藥、醫療設備、造船、農業和通信十大核心制造業。該計劃為提高中國工業的突出地位設定了目標，旨在提升技術標準和獲得知識產權，使中國的跨國公司能夠掌控最先進的產業鏈。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那些掌握核心技術的跨國公司賺取了最多利潤，從而進一步開展研發、營銷和其他全球競爭力所必需的高價值活動。
“中國制造2025”從其他東亞模式、德國“工業4.0”以及美國軍工復合體等模式中獲得靈感，并將其與商業相結合。盡管貿易自由化與國內建設之間存在矛盾，但中國的總體愿景是，在2049年（建國100周年）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科技超級大國。近十年來的諸多努力，都圍繞強化黨和國有企業在中國政治經濟中的地位而展開，二者扮演的角色，更具干預主義和保護主義。總的來說，這一過程對當今世界的技術冠軍構成挑戰。受到最直接影響的國家是德國，德國的制造業對其國內生產總值至關重要，而且高科技企業在德國制造業中占據突出地位。相比之下，美國受到中國工業升級計劃的威脅要小得多，至少在大多數領域是如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國對中國挑戰的回應，遠比德國積極。
▍ 美國 的反應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的對外政策機構基本上并不在意中國的崛起。在2005年喬治·w·布什執政時期，美國第一次開始對中國投資作出實質性回應。當時，美國拒絕中國國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對優尼科公司的收購。在奧巴馬政府領導下，美國的擔憂越來越重，其外交政策也變成“平衡和遏制”的“轉向亞洲”戰略。盡管如此，奧巴馬仍然或多或少保持了美國幾十年來的一貫策略，即與中國保持積極接觸，以求后者可以進一步開放。隨后，特朗普政府很快采取攻勢，認為之前所有對中國的寬松立場都失敗了。此外，特朗普上任一周后，美國便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貿易和投資談判，向世界表明：他拒絕達成多邊“自由貿易”協議，并宣揚“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這是履行他對“被遺忘的美國男人和女人”的關鍵競選承諾之一，這些人認為幾十年來的貿易協定——特別是克林頓政府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獲得“最惠國”待遇，顛覆了他們的生活。
經過一年多的威脅、談判和調查，特朗普最終在2018年夏天，發起了世界上兩個最大政治經濟體之間的全面貿易戰，這種情況在1945年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中首次出現。這一政策的急劇轉變包括三個方面：（1）關稅戰升級；（2）對中國在美投資進行更嚴審查；（3）美國加強對中國技術出口的管制。2018年2月，特朗普對來自所有國家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進口征收關稅，隨后，這些關稅征收范圍擴大到鋼鐵和鋁。作為對特朗普政策的回應，中國對價值30億美元的128種美國產品加征關稅。7月，特朗普對價值340億美元的818種進口商品首次征收中國特定關稅。中國立即對價值340億美元的545種美國商品加征關稅進行反制。到2019年夏天，這些針鋒相對的關稅擴展到幾乎所有的中美商品貿易，并在談判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豁免。2020年1月，中美宣布貿易戰休戰，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這一休戰很快開始瓦解。
其次，特朗普在原有強硬政策的基礎上，對外國投資者施加更為嚴格的限制。2018年8月，美國頒布的外國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擴大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職權范圍和預算。 在此之前，CFIUS可以阻止那些會導致公司控制國家安全相關行業的投資，但現在它可以審查任何被視為“基礎”和“新興”技術的投資，任何來自國有企業的投資，以及靠近軍事設施的房地產交易。同年，中國在美投資驟降逾80%，盡管中國也實施了更嚴格的資本管制，以防止資本外逃和“非理性”的海外投資。作為新的限制性政策的表現，2019年4月，CFIUS迫使北京昆侖萬維科技（Beijing Kunlun Tech）出售其持有的社交應用Grindr 60%的股份，而這類業務之前很少被認為與國家安全相關。
第三，從2018年8月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開始，特朗普政府不斷擴大對華技術出口禁令。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對中國核心科技公司發起攻擊，取締所有與它們相關的美國業務。首先，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發布長達七年的、禁止美國公司與中國第二大電信設備制造商中興通訊公司交易的禁令。隨著中興通訊公司瀕臨困境（這也側面反映中國對美國技術的依賴），2018年6月中美達成一項協議，在試行的基礎上暫停實行禁令10年，但該協議附帶侵犯中國主權的特殊條件。中國允許美國更換中興通訊公司的整個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并同意在試行期內將美國合規團隊安插進該公司總部，這一舉動在美國商務部歷史上尚屬首次。
回想起來，這似乎是為2019年5月美國禁止與華為進行商業交易所安排的預演，這不僅有效禁止了美國公司與華為進行貿易，甚至影響了第三國公司，如英國的Arm Holdings和日本的松下集團。再加上在盟國發起禁止華為的外交攻勢，美國政府似乎想終結華為的全球擴張。這是對一個政治經濟大國中最具國際競爭力的IT公司所發起的前所未有的攻擊，至少在1945年后的自由秩序中是如此。此后，美國禁止了與100多家中國科技公司的業務往來。
這一對華政策的調整，不僅反映特朗普及其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特質，還贏得兩黨和國家安全機構的大力支持。這讓人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國對日本日益增強的技術競爭力的反應，得益于此，截止本世紀初，美國在汽車和半導體領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更引人注目的是，這種趨勢在拜登政府的領導下得以延續。在其就任的前100天里，拜登非但沒有取消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更不用說重新加入TPP）或放松對美國與某些中國科技公司商業交易的限制，反而將出口禁令名單擴大到中國超級計算機公司，收緊對半導體出口的限制，并承諾在研發領域投資數千億美元以及發起“購買美國貨”計劃，這表明：美國反自由貿易和民粹主義的新時代，與其國家安全機構遏制中國的目標，保持了一致。
▍ 德國的反應
與美國相比，德國對中國技術挑戰的反應姍姍來遲，也遠沒有那么明顯。直到2017年初，中國家電制造商美的公司對巴伐利亞機器人制造商庫卡公司發起的收購引發爭議時，德國政府才被迫采取行動。德國當局努力阻止收購，但最終未能說服西門子或博世等德國公司與美的公司進行競購。德國企業的自滿，使得德國政府大大加強對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審查，并否決了中國收購，例如小型IT公司IMTS收購案。2018年，德國政府將安全和國防領域以及涉及“關鍵基礎設施”的外國收購門檻，從25%降至10%。在2020年和2021年，德國政府擴大其法律授權，以處理“可能影響”德國或另一個歐盟成員國的公共秩序或安全的案件，以及涉及“歐盟利益的項目和方案”的案件。這一重大修訂列出了廣泛的高科技領域，如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駕駛和關鍵原材料。這就要求外國投資者在超過20%的門檻（10%用于“關鍵基礎設施”）時通知監管者，同時凍結此類投資，直至審查結束。此外，德國還與法國和意大利一道，推動歐盟制定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條例，此條例于2020年10月生效。
然而，與美國相比，這一監管框架仍相當薄弱。雖然歐盟成員在涉及關鍵基礎設施和技術的交易時，會與歐盟委員會保持聯絡，但他們仍保留最終決策權。因此，新的立法缺乏CFIUS的強制力，也無法以國家或歐盟安全為由執行其裁決。此外，盡管美國已經擴大了針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出口管制清單，但歐盟成員國一直不愿遵循這一進攻性舉措，歐盟缺乏制定替代方案的強有力授權，德國政府內部也存在分歧。最后，德國政府加強了審查，頂住了美國施壓，沒有讓華為參與5G招標。迄今為止，德國政府對于中國有可能報復德國企業的擔憂，超過了美國凍結情報共享的威脅。
當然，在其他領域，德國政府試圖彌補在新技術競賽中失去的時間。由于對歐盟委員會在2018-2019年阻止西門子與阿爾斯通的交易感到憤怒，德國政府推動歐盟委員會放寬卡特爾規則，以便歐洲公司可以合并或合作，從而匹配享有國家補貼的競爭對手的規模和范圍。德國希望歐盟國家放松援助規則，以便為從電池制造到工業云和平臺的戰略產業鏈提供資金，并加強其國家競爭法，主要目的是為了遏制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但也著眼于中國的數字公司。盡管聯邦卡特爾局和經濟部對數字壟斷、外國直接投資的監管權力令人印象深刻，但歐盟層面一直進展緩慢。歐盟委員會厭倦了其權威和競爭政策受到檢查，其他歐盟成員國則擔心更寬松的監管和更慷慨的政府支持可能會首先惠及德國和法國公司。然而，最重要的是，德國的許多努力缺乏必要的社會支持，這一點將在下一節討論。
德國政府的初衷，是將這些舉措與經濟部于2019年2月起草的“國家工業戰略2030”結合起來，目標是在以美國保護主義和中國擴張主義為標志的全球競爭中確保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地位。然而，“國家應該建立歐洲冠軍企業，或暫時投資關鍵的工業和技術公司，以保護它們免受外國收購”，草案的這一核心建議遭到大多數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并在10個月后公布的最終版本中被刪除。研究機構警告說，雖然捍衛了只允許“符合市場”的干預的現有共識，但國家是一個糟糕的企業家。德國的中小型企業抱怨“規模問題”的咒語威脅他們的存在，大企業擔心一旦政府邀請自己加入，它將無法擺脫政府，由此，德國的保護主義轉向，可能會使美國發起的貿易戰進一步升級。由于德國強烈依賴出口，美國和中國日益增長的保護主義對其而言將是一場災難。鑒于這種反對意見，尚不清楚德國“國家工業戰略2030”將如何實施。
▍ 全球化、勞工和美國霸權
為了理解為什么美國比德國更積極、更全面地應對中國的挑戰，我們根據生產的全球化重新解釋了傳統數據，并證明 美國資本繼續主導對中國的跨國產業鏈的整合，特別是針對與“中國制造2025”相關的行業，而德國資本大幅增加對中國出口，同時將更多的制造業留在國內。
我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德國勞工和美國勞工的差異。德國勞工與德國資本進行了權衡談判，并在與中國更深入的合作中獲益。美國勞工已經在生產外包和自動化的包圍中，被摧毀了。這種破壞引發民粹主義憤怒，再加上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對中國崛起的日益擔憂，特朗普由此得以將對抗不斷升級。相比之下，德國政府無法利用這種不滿或獨立的國家安全機構，來全面應對美國和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
首當其沖的是貿易逆差。2019年美國對中國的逆差，中國報告為3080億美元，即使在貿易戰最激烈的時候，中國對世界貿易順差的29%也是驚人的。相比之下，德國對中國只有230億美元的小額順差。但更令人吃驚的是，2019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與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價值相當，盡管美國的GDP大約是德國的四倍。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中，德國占歐盟成員國對中國制成品出口的一半左右：相對于其規模而言，德國是一個出口大國。
此外，盡管美國也向中國出口高價值的制成品，但其大部分出口是農產品和其它大宗商品，而德國的出口則更偏向于先進的制成品。德國在與“中國制造2025”相關的7個行業中，有6個是貿易順差，其中順差最大的是汽車和零部件。相比之下，美國除了航空業之外，只有在4個部門有盈余，這些盈余明顯少于德國。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在電機和電子產品方面存在巨額赤字。盡管德國和美國在這兩個部門的出口總額，在絕對值上幾乎相等，這表明相對于美國而言，德國擁有不成比例的高水平先進制造業。
然而，與政治言論和公共話語相反，美國的整體貿易逆差，并不意味著中國企業在競爭中勝過美國企業，而這也是特朗普關稅和科技戰的一個突出但有缺陷的解釋。特別是在先進技術領域，這些數據模糊了作為后冷戰時代全球化核心特征的跨國產業鏈，以及美國企業的驅動力作用。也就是說，在一系列廣泛的技術領域，美國公司將各種零部件的生產和最終組裝外包給中國臺灣的企業，然后這些公司在中國內地制造產品，再出口回美國。自2004年以來，在中國融入全球產業鏈相關的出口中，被中國海關歸類為“外商投資企業”的實體，在關鍵出口產品中占據80%以上的份額。 因此，中國絕大多數的先進技術出口，實際上是由外商投資企業進行的；2020年，這些出口中只有16%為中國私營企業所有。“中國制造2025”的時間表已經過半，即使在中國國內，中國企業與外國制造企業競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更遑論在國外了。
此外，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處于跨國供應鏈頂端的美國公司，從遍布多個大洲、最終在中國組裝的分包關系中，攫取了大部分利潤。即使全球生產不再像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那樣集中在美國本土，總部設在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大多數先進產業的市場份額中，占據主導地位。在全球化時代，美國公司仍然從這種生產中占有大部分利潤，至少在與“中國制造2025”相關的先進行業是如此。因此，將特朗普的反應歸因于中國資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施加的任何重大競爭壓力，都是錯誤的。
鑒于美國企業的這種主導地位，加上中國企業在福布斯全球2000強企業中的關鍵技術領域的總體利潤份額正在超過德國的事實，美國政府對中國挑戰的反應比德國更強烈，這更加矛盾，也更令人震驚，因為 最初美國大部分企業反對特朗普的好戰立場，特別是在發動貿易戰方面。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實質上對美國大公司非常有利，它們利用中國的低成本和相對于其他低成本國家的優秀基礎設施，來維系全球產業鏈。因此，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先進技術征收關稅，往往是對這些美國跨國公司征稅，難怪世界上最大的企業游說團體美國商會反對特朗普的貿易戰。
另一方面，全球產業鏈盡管對美國企業有利，但對美國勞動力的影響卻截然不同。據統計，1999年至2011年間，由于中國的進口競爭，美國有多達240萬個制造業崗位流失，越來越多的自動化以及來自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進口競爭，也導致大量勞動力流失。無論確切數字是多少，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美國人認為全球貿易協定使美國就業機會轉移到海外，尤其是中國，而這種印象在美國重要的中西部“銹帶”選區更加明顯。這些情緒足夠廣泛，足以為2016年川普的右翼和伯尼·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義提供肥沃的土壤。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了大規模和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出現了大量依賴單個或少數幾個已關閉工廠的社區，以及越來越多的“絕望之死”（吸毒過量或自殺）現象。民粹主義者的憤怒，大多指向自由派精英和政府機構。因為這些精英和機構認為，全球化的“失敗者”應該簡單地找到另一份工作，搬到一個更有活力的社區；或美國工人應該高興，由于中國勞動力低廉，許多日常商品的價格已經停滯或下降。當然，亞馬遜和沃爾瑪自己也蹂躪了美國大街上的家庭零售店，導致后者無法與中國制造商品的巨大規模經濟競爭，結果是進一步掏空了整個社區。
因此， 中美與中德之間的經濟一體化模式明顯不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德國制造業在GDP中的份額一直穩定在20%左右。在美國，這一比例從1997年的16%降至2017年的11%。因此，盡管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德國仍選擇將更多的制造業留在國內，而美國的跨國公司在推動生產和進口轉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9年，德國連續第四年實現全球最大的經常賬戶盈余，而過去十年其商品出口超過了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8%。事實上，德國與中國不斷擴大的貿易增加了更多的制造業就業崗位。此外，應該注意的是，德國的福利國家政策仍然有助于緩解類似美國的社會腐敗、絕望以及民粹主義不滿。即使在不穩定的地方，右翼民粹主義也只是將目標對準了歐盟、伊斯蘭和難民，而不是中國。
這些與中國經濟融合的不同模式，與美國和德國勞工組織的不同力量密切相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勞動運動就處于瓦解之中，面對幾乎不成組織的抗議，再加上寬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美國跨國公司在將整個產業轉移到國外時，一直不受限制。相對而言，德國企業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公司層面的交易，成功地繞過了中央工會領導的談判，但由于德國的共同決定法，德國企業仍面臨著車間和董事會中勞工代表的問題，這些所謂的工會，選舉董事會成員并參與公司決策，能夠就重要的讓步進行談判，盡管這需要以更激進和包容的視角為代價。與美國公司相比，德國公司傾向于只遷移生產線中技能最低和勞動密集型的部分，同時致力于將高附加值的生產部分留在德國國內，因此，與美國相比，德國資本仍然以越來越不平等和排他性的優勢，與德國勞動力一起分享更多中國貿易的戰利品。未來中國對德國科技公司的收購是否會有所改變，還有待觀察。雖然中國投資者的形象最近因庫卡(KUKA)等一些突出案例中的裁員而蒙上陰影，但大多數工會發現，他們的中國所有者已經升級或擴大了生產規模，維持了現有的員工和場地，并讓公司獨立運營。就已經有勞工組織開始改變主意并呼吁德國做出回應而言，他們的動機，更多是希望從工業戰略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而不是來自中國的競爭威脅。
比起勞工阻止制造業外包，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龐大的國家安全機器為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提供了基礎設施支撐。它們深入外交政策和媒體機構，還包括智庫和相關學術機構。自蘇聯解體以來，它的常規操作程序一直是防止任何其他競爭對手的出現。雖然2000年代的“反恐戰爭”，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美國對中國的注意力，但中國在2008年華爾街崩盤和隨后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的持續崛起，開始給美國的國家安全敲響警鐘。2012年之后，美國國家安全機構的擔憂逐漸加劇。
因此，特朗普在政治上足夠精明，能夠駕馭并煽動部分民粹主義者的不滿和反體制者的情緒，同時也在全能的國家安全機構日益增長的憂慮中，找到了共同的原因。這種利益交匯，讓特朗普得以大幅升級與中國的緊張關系，而德國在1945年之后，并不存在這樣的國家安全機構。如果說美國資本把生產外包給了中國，那么德國就把維持全球資本主義所需的組織化暴力，外包給了美國。這讓德國得以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搭便車”，但也剝奪了它整合對立利益的能力，進而克服以“國家安全”為名的短期商業行為。
可以肯定的是，德國政府最近試圖模糊民用和軍用領域的區別，部分原因是為應對來自中美雙方的壓力。德國政府與歐盟主席、前德國國防部長烏爾蘇拉·馮·德·萊恩攜手行動，宣布安全和國防部門對歐洲的工業發展至關重要。反過來，德國擴大了它認為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值得特別支持的產業的范圍。不過，盡管這些措施受到一些人歡迎，德國資本總體上仍堅決反對“將國家安全延伸到保護關鍵技術”，大部分德國機構在整體上或部分上反對“國家工業戰略2030”，認為這是政府未經允許，對德國所吹噓的社會市場經濟的一種干預。沒有強大的社會力量或國家安全機構來凌駕于資本利益之上，德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復活的危機社團主義來尋求共識，“工業4.0”平臺就是其縮影。能否產生一個更廣泛的階級聯盟和全面的戰略，仍有待觀察，但我們預計，任何此類德國技術民族主義都將明顯背離中國或美國的實踐。
▍ 結論
要解決的最后一個問題是，新冠肺炎如何改變了我們在本文中確定的全球背景和國家對策。許多評論家認為，病毒加劇了“去全球化”的壓力，這是對冷戰后國家解除管制、多邊管理和全球擴張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決定性逆轉，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資本主義已經陷入危機。按照這種觀點，最糟糕的情況是世界經濟分裂成類似于上世紀30年代的對立集團，這一點在中美貿易戰中已經體現的很明顯。
可以肯定的是，病毒暴露了跨國產業鏈和“即時”生產的世界經濟的顯著脆弱性，導致許多國家征用資金來獲得對抗病毒的資源和技術。毫無疑問，這種情況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和平時期是罕見的，只有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經濟能與之相提并論，這也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重大重組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在我們看來，將大蕭條作為未來指南的說法，是基于一個錯誤的假設，即正在消退的現狀是一個“扁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資本、商品和服務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流通，沒有偏見或限制。相比之下，我們認為全球化是一種由大國和跨國公司操縱的力量，大規模集中在世界的特定地區，并受到管制，以有利于特定的國家、社會和階級。
因此，我們建議對正在發生的、更大范圍的轉變予以概念化， 不是將其視為歷史的重演，而是作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各國正在擴大其工具，以支持或約束他們認為的“國家”或“聯盟”資本。
展望未來，我們可以通過技術民族主義的視角，透視這個新時代，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以及相互依存的國家戰略。我們已經看到，美國將中國的挑戰視為一個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并受到特朗普煽動的反全球主義的推動。通過這種方式，疫情使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中的鷹派人物得以加強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戰。借口懲罰中國對疫情的管理不善，美國宣布對中國官員和公司進一步征收關稅和實施新的制裁，限制必需品的流動，并收緊對華為及其美國供應商的出口控制。同時，美國還在考慮稅收激勵和補貼，以鼓勵美國公司離開中國，并遷回生產和供應鏈。它還旨在建立一個亞洲和拉丁美洲盟國的“經濟繁榮網絡”，希望那些強制性脫鉤的“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公司中獲益。疫情在美國主要改變的是時間表，而不是根本方法。雖然不斷增加的死亡人數和經濟崩潰破壞了特朗普的連任，但在拜登擔任總統期間，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機構內部有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這些政策的廣泛勢頭。
我們已經表明，德國政府一直拒絕卷入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角力，但它為“中國挑戰”制定替代對策的努力失敗了，因為過去10年與中國更深入的融合，使德國的國內階級選擇維持妥協。這要歸功于德國產業工人更強的議價能力；它讓德國沒有一個政黨支持戰略轉變，這與美國民粹主義右翼發出的“致命中國”言論下的嚴峻現實形成鮮明對比。
疫情在德國產生了不同影響，它使德國政府能夠推動通過“國家工業戰略2030”的部分內容，而這些內容此前遭到國會反對和工黨默許支持。由于德國企業接受了高達5000億美元的紓困計劃，使其不得不接受這一有爭議的想法，即建立一個國家投資基金，基金允許國家持有股份，對陷入困境的公司進行資本重組，從而保護它們免受中國和美國競爭對手利用最低價的影響。疫情還向歐洲監管機構施壓，要求其屈從于法德的要求，并準備提案，允許國家監管受到中國政府“不公平”補貼的公司。最重要的是，這場危機第一次為制造業回歸提供了商業理由。將重要的產業，尤其是醫藥或食品遷回國內，似乎正在成為歐洲內部的一種新共識，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呼吁歐盟在疫情之后建立具備戰略能力的關鍵部門。
這些行業是否會與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重疊，以及干預措施是否會在緊急情況下生效，仍有待觀察。我們當然要警告，疫情可能會成為又一場危機，政府介入將使企業損失社會化，但一旦資本恢復，又會讓其照常運營。但是，就病毒作為發展的進一步催化劑而言，它將可能推動美國和德國沿著不同的技術民族主義道路前進。
本文原發表于《發展與變革》（Develoment and Change）第52輯（2021年10月）特別專題“The Wind from the East：China and the Economic Future of Europe“，原題為Respond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in Techno-nationalism：Divergence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由文化縱橫新媒體編譯首發。 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