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進?|?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李琳一?|?中國國際扶貧中心
【導讀】今天，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在京舉行，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目標已經達成。貧困是困擾世界千百年的難題。當代貧困問題是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貧困與緩解貧困不斷生產與再生產的產物，這也是人類難以擺脫的“富裕-貧困”二元對立的周期性魔咒。
本文作者認為，現代中國的貧困問題，同樣是在資本主義擴張進程中形成的全球二元性問題的一部分。但中國減貧自始便是中國邏輯與世界互動的歷史過程。擺脫貧困，與中國革命和改革緊密相關：建國初期，中國采取以農業為主體的大規模減貧模式；改革開放40多年來，則是工業化與城市化減貧的模式，其中的典型，是一個個貧困者出來打工提高自己收入，再帶動更多人提高收入——例如湖南打印軍團、安徽裝修工程隊等鮮活范例，這些人再回去改變家鄉面貌，這是改變中國農村貧困格局最重要的人民推動力；十八大以來，面對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雙重挑戰，中國共產黨打破利益集團制約，突破行政、技術、官僚、市場的結構性約束，進行了超常規的減貧政治治理。
作者指出，中國減貧的最大特點是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引導和控制，在突破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時，尤其需要從政治的人民性與正義性出發，推動果斷的減貧治理。而這也許正是中國減貧模式突破全球性二元對立周期模式的關鍵。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3期，原題為《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
▍現代中國的貧困是全球二元性問題的一個部分
擺脫貧困、走向富裕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主旋律。雖然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但是，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這一關系改變的背后是西方工業文明對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巨大沖擊。一個長期認為自己處于世界之中并具有優越感的文明，突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正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遭受的史無前例的心理震撼與文化價值以及政治體制頻繁遭遇危機的根源。這一沖擊折射出了繁榮與落后、富饒與貧困以及中國與西方的二元對立景觀。雖然任何一個獨立的經濟社會體系都存在客觀的貧困，貧困也是中國社會在歷史上就存在的普遍現象；但是，現代意義上的貧困是在與富饒的對照下被生產和再生產出的社會經濟結果。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中國的貧困問題，是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過程中所形成的全球性二元性問題的一部分。
16世紀，西方開始進入現代世界。在理性主義的驅動之下，一個神秘的未知的自然和人類社會被除魅。除魅使得個體的能動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產生了巨大的創造力和財富效應。西方個體主義與財富創造之間的關系一直都是西方學者和思想家認識現代不平等問題的起點。從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的發展觀到阿瑪蒂亞·森對貧困問題的認識，都深刻地反映了基于自由主義的個體能動性的財富創造思想?，F代西方的貧困問題同樣是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結果，這一問題從17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開始到19世紀的快速工業化達到了高峰。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的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化和貧困化，引發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誕生。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貧困都與工業資本主義的內部深化和外部擴張緊密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意義上的貧困在西方是原發性的。因此，西方社會針對貧困也就形成了一系列帶有原發性和在場性的解決方案。全世界第一個針對貧困的法案《濟貧法》就出現在西方。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體制下，貧困和緩解貧困被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逐漸形成了富裕與貧困的二元性規范性范式。這一規范性范式隨著全球化的擴張被不斷地輸出，形成了所謂的全球性知識和實踐，并在后殖民主義時代演化成了現代發展概念。
從啟蒙主義到工業化，不僅西方世界內部形成了富裕與貧困的二元結構，全世界也形成了富裕國家和貧困國家的二元結構。富裕與貧困的范式不僅是西方自身政治經濟實踐的框架，而且產生了富裕的西方和貧困的非西方的反差，激勵非西方世界追趕西方文明，并進而發育出了外生性的現代性。在此框架下，西方的知識與實踐被認為是全球性和普遍性的，非西方的知識與實踐則被認為是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只有按照西方的全球性知識和經驗，才有可能從貧困走向富裕，任何地方性的經驗和實踐都只是局部性的和非系統的，無法具有全球性的指導意義。這是進入以西方為主導的現代世界以來，支配全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而20世紀以來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特別是大規模減貧的經驗，雖遠不能說會取代西方的發展教義，但毫無疑問挑戰了統治全球發展的規范性范式。
▍中國的減貧事業是本土社會文化邏輯與世界互動的結果
在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框架下討論中國的經濟社會變遷，需要避免兩個極端的觀點：一是中國發生的經濟社會轉型是采用西方市場主義模式的結果，二是中國的發展完全是自身孤立發展的結果。實際上，中國與世界一直都是相互連接的，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一直都受到外部世界影響。但是中國在外部世界影響下所發生的變化，一直沒有脫離自身的政治社會文化軌道。因此，中國今天的發展變化可以被認為是基于中國社會文化邏輯的、與世界不斷互動的歷史過程，而擺脫貧困正是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不同時間階段，中國推進減貧所依靠的主要動力機制是不同的。在新中國成立后初期以及改革開放的早期，中國的減貧成就主要是通過破除制約農業發展的障礙獲得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轉為主要依靠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來繼續推進減貧。與此同時，快速的經濟社會轉型的負面效應也開始顯現，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這一背景下出現了精準脫貧這一突破行政、技術、官僚等結構性約束的政治實踐。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業減貧模式
中國擺脫貧困的過程交織著中國的農耕文化、社會文化實踐、政治傳統、西方發展主義經驗等各種復雜的因素，形成了所謂中國特色的減貧模式。清末以來，中國的革命者將實現西方的現代化作為擺脫貧困的根本出路，把工業化作為實現現代化的重要路徑。但是，由于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導的、農民占人口主要構成的農業國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基本結構基于農耕文化，傳統政治實踐的意識形態主體是農本主義，長期的農耕傳統支撐了中國的發展。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最大張力，就來源于基于農本主義的傳統性和基于工業革命的現代性的摩擦，這也是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
農業是中國農本主義的核心，中國消除貧困過程中最有特色的實踐形式就是農業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隨即開展了全國范圍的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90%以上的農民擁有了土地和生產資料，直接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迅速提高。這一由中國共產黨基于中國農本為基礎的政治經濟社會特點所推動的重大社會變革，是在西方工業化條件下形成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指導下，解決中國特殊問題的實踐。按照原初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革命的目標是消滅資產階級。而在中國，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座大山中，最主要的障礙是地主階級。毛澤東把農民問題作為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的理論，是將西方工業革命后產生的進步思想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的典型代表。
1978年，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實踐的基礎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再次回歸土地改革的原議程，又一次激發了農業的大發展。1978年至1985年，中國農業實現了年均7%的增長率，同時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高達16.5%，達到中國歷史高峰。按照1985年確定的農村貧困線來衡量，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降到1985年的1.25億，貧困發生率從30.7%降低到14.8%。中國這一階段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減貧成果的原因在于，當時中國人口80%以上在農村，農民生計的主要來源是農業，因此，破除制約農業發展因素的政策也就成為有效的減貧政策。基于農業發展減少貧困，看似是一個地方性實踐，但其動力則來自以消除不平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因此，這也是一個融匯了全球性經驗的地方性實踐。
（二）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減貧模式
工業化是中國革命者追求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從孫中山開始的革命者始終將工業化、現代化與擺脫貧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前后一致的現代中國的發展目標。中國的工業化雖然理念和總體路徑都是外生性的，但具體實踐卻有著很強的內生性和在場性。例如，民國時期長三角地區興起的紡織工業，雖然表現出現代工業化的形態，卻與傳統中國的農耕以及手工業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而新中國成立后，初期的工業化雖然呈現出很強的外部植入性，但改革開放以后又迅速回歸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軌道。
1978年開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業發展所產生的剩余迅速轉向與農業、農村和農民高度相關的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生產總值占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5年的不到20%增加到1999年的超過60%。
繼農業超常規增長導致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和貧困人口大規模減少之后，鄉鎮企業迅速成為農民收入繼續保持增長和貧困繼續緩解的新動力。按照中國政府1985年的貧困標準衡量，1986年至1992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31億減少到8000萬，同期貧困發生率從15.5%下降到8.8%。這是農村工業化導致的農民生計結構改變的結果。
這一變化一方面將中國傳統的小農推進了全球化的軌道，另一方面也將維系中國經濟社會傳統的邏輯帶入了全球化過程中。也就是說，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全球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另外，這一工業化的機制又是內源性驅動的，是與中國農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緊密相連，并與中國的農業發展連為一體的地方性實踐。
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廣度日益增強，以外來投資為標志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迅速推進，而依靠農業和鄉鎮企業提高農民收入的邊際效應開始遞減。與就近的勞動力流動模式不同，大規模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催生了大規模的跨區域的勞動力流動和轉移。外出打工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直至今天，始終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獨特現象。同時，打工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漸提升。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從1990年的20%上升到2009年的38%，替代農業收入成為農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應忽視傳統要素的延續。這一階段的減貧實踐一方面呈現出全球化的外來影響；另一方面，在外出打工這一看似簡單的勞動力流動的現象中，卻充滿了傳統中國社會親緣和地緣網絡的作用。
在外出打工的大潮中，形成了大量適應全球化新技能的內生性社會實踐形態，如基于地緣網絡迅速擴散至全國的湖南婁底市新化縣的復印打印軍團，以家庭親屬為基本單位形成的安徽裝修工程隊等。中國減少農村貧困的典型敘事，就是一個個貧困的人首先出來打工提高自己的收入，然后帶動更多的人提高收入，這些人再回去周濟留在家里的親人和同鄉，蓋起新房，外出創業，改變家鄉的面貌。這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以來改變中國農村貧困格局最重要的推動力。將這樣一個過程簡單地理解為外出打工掙錢并不能夠反映出中國擺脫貧困的地方性實踐的真實含義。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中國農民通過親緣和地緣網絡的支持，迅速獲得新的技能，進而發育出了數量巨大的企業家群體，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能夠抵御各種風險的、韌性很強的地方經濟體系。城市化和工業化這一看似具有西方現代化典型特征的社會轉型過程，蘊藏著豐富的中國社會文化內涵，并產生了巨大的減貧效應。
（三）超常規減貧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既是中國擺脫絕對貧困的重要機制之一，也是現代貧困的再生產過程。減少貧困與生產貧困并存，成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悖論性象征。與西方原生性的現代化社會變遷不同的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在與富裕西方的對照下展開的。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精英們始終都有一個中國貧窮落后的心理陰影，由此激發出了他們矢志不渝追求中國富強的情結。但由于中國歷史上缺乏與西方現代化相匹配的社會變遷過程，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后也一直不夠富饒與發達，所以中國在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對于這一過程的負面作用，在開始并無足夠的認識。
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社會快速轉型帶來的負面作用日益凸顯，其中最明顯的是不平等的加劇。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自1990年的0.32很快增長到2002年的0.42，直至2013年才回落至0.4的國際警戒線之下。不平等的不斷擴大，一方面開始影響經濟的增長，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貧困的持續緩解。不平等加劇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后果，是社會的階層化和收入以及福利的結構化。在這樣一個條件下，經濟結構的益貧性逐年減弱，貧困群體通過就業、產業等發展活動受益的潛力越來越小。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發達與落后地區的區域差異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社會公共服務的差異，使得窮人的人力資本遠遠達不到在現代經濟體制中受益的水平。某種程度上，這些問題成為中國革命者獲得政權以后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
不平等和貧困——特別是貧困群體處于結構化的經濟社會狀態，嚴重地挑戰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則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使命。這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精準脫貧攻堅戰的初衷。精準脫貧采用了“第一書記”掛帥強化黨的集中領導、“建檔立卡”精準瞄準、“五個一批”精準施策以及全社會動員等一系列旨在大幅提升最底層群體收入和福利的倒置型制度安排，突破了由頂層收入向下調節傳遞的一般路徑，力圖改變中國社會不平等的基本結構，縮短收入差距的梯形長度。精準脫貧實施以來取得了很大進展，根據統計局數據，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2014年的7017萬人下降至2019年的551萬，農村貧困發生率由7.2%降至0.6%，同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鎮居民1至3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
中國的精準脫貧攻堅戰略，吸收和綜合了北歐等福利國家依托收入轉移進行貧困治理和美國等自由競爭國家基于個人進取和市場化方案推動減貧的全球經驗；但其實質，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期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雙重壓力下，政黨國家打破利益集團的制約，突破行政、技術、官僚、市場的結構性約束所進行的超常規政治治理，是延續了國家主義政治傳統的新的地方性實踐。
從20世紀到21世紀，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中國按照自身的政治和社會文化邏輯來展開現代化。中國消除貧困的地方性實踐，一方面受到了全球性經驗的影響，在減貧的過程中積極吸收了規范性的要素；另一方面則始終基于中國社會文化的本土性邏輯。
▍中國的減貧事業能否為跳出全球二元周期律提供借鑒？
全球與地方的二元性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話語霸權。在這樣一個規范性話語中，全球性意味著普適性，地方性意味著特殊性。中國消除貧困的實踐，一般也被認為是地方性的。然而，對于中國在面對不平等加劇和社會分層日益嚴重的條件下，發起脫貧攻堅戰并不斷取得重大成果這一地方實踐的認識，已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大規模減貧的關注已有20多年的時間。過去大部分的關注都是將中國僅僅看作是西方語境下全球性知識發揮積極作用的案例，但是最近10年來在認識上的分野越來越明顯：一種將中國經驗看作是具有全球意義的觀點開始出現。
這一觀點有兩個維度的含義。一種含義是，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和大規模減貧，符合經濟社會轉型的一般性規律。這一觀點并非西方規范性經驗的延伸，但包含了中國在發展道路上全球化學習的印跡。另一種含義是，中國的發展承載了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傳統的基本邏輯。這一觀點也不完全是中國中心主義的框架，但包含了中國社會文化的主導性含義。無論是從偏向全球主義的角度還是從中國特殊主義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大規模減貧的實踐，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這一經驗的全球意義是否成立？其內涵又是什么。
（一）為什么中國減貧具有全球性意義？
第一，20世紀新興民族國家不斷出現以來，緩解和減少貧困是各個國家追求國家建設最重要的任務?！岸稹币院?，除了東亞少數國家和地區成為發達經濟體并成功擺脫了絕對貧困以外，幾乎沒有新興民族國家完全終結絕對貧困。按照世界銀行每天1.9美元購買力平價標準來衡量極端貧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雖然只有全球不到15%的人口，卻集中了全球過半的極端貧困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事實上未能有效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中的減貧目標。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減貧成就。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較好地完成消除極端貧困這一全球性目標的事實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全球意義。
第二，從經濟社會結構的角度講，雖然中國在近代歷史上有初級工業化的基礎，但無論從經濟總量上還是對國家經濟社會的影響上看，這一基礎都很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都是一個農業社會。一個農業社會如何通過經濟社會轉型減少貧困，是現代發展理論和實踐中的重大問題。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發展的全球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中國的政治歷史傳統不同于西方。近代以后，中國雖然受到了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的影響和沖擊，但是始終保持了自身獨特的政治傳統，并以此形成了以家國為紐帶的國家-社會關系結構。這不同于以個體主義和自由民主為特點的西方國家的社會-市場體系。因此，一個不同于西方規范性發展框架的體系，如何實現了被認為只有在西方的規范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這也是中國得到關注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減貧的全球性意義是什么？
中國減貧并不是對西方規范性發展經驗的否定，而是在于自身的社會經濟文化如何能夠步入現代經濟社會轉型的軌道。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屬于外生現代性的國家而言，外生性的變量如何植入本土文化經濟體系中是中國能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經驗。中國既自豪于文明傳統，也承認近代以后的落后。因此，中國的精英們都在不同程度地探索，如何將外生性的社會經濟變量轉變成內生性的經濟社會因素。中國在這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實踐，并創造了與此相對應的話語，如“洋為中用”“他山之石”“自力更生”“學習西方先進經驗”“改革開放”等。這些，正是中國減貧的全球性意義的實質內容。
首先，中國減貧實踐的最大特點是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引導和控制。這與自由主義發展框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是中國發展的地方性經驗?！岸稹币院笾饾u獨立的大部分國家都采用了西方規范性的政治實踐模式，中國與這些國家在發展業績上的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質疑了西方規范性模式的全球性意義。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發展實踐也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經驗模式，但它的確呈現出具有時代性的全球意義。
其次，中國減貧是與全面的、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結合在一起的。中國消除貧困的實踐不僅僅體現在治國理政的模式上，同時也體現在與農業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等現代化發展要素的聯系上。中國的大規模減貧是在一個相對長期的發展進程中實現的，而非依靠某個單一的因素。農業的發展緩解了中國的食物性貧困。同時，農業的發展又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勞動力供給，從而避免了進入依靠外援發展工業化的歧途上，為中國自力更生的政治實踐提供了物質基礎。增長與減貧的同步化，是中國最重要的經驗。
“二戰”以來，大多數新獨立的國家在減貧方面屢屢受挫，除了國家治理方面的問題以外，經濟社會轉型的失調也是重要的因素。以貧困發生率較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為例，在過去20多年中，該地區出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其中很多國家的經濟增長在10年間保持在6%左右。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貧困狀況的改善十分有限，增長與減貧的脫節是這一地區經濟社會轉型的一個極大的悖論。根本原因在于：在過去10多年中，經濟增長最快的主要部門并不是大多數人口特別是貧困人口能夠直接受益的部門。如坦桑尼亞的非制造業部門近年來成為其經濟增長的引擎，特別是建筑業和采礦業，2018年和2019年第一季度非制造業工業部門增長率分別達到7.5%和15%，同期農業增長率只有5.1%和6.3%，低于GDP整體6.8%和6.9%的增長率。而現實中農業承載了坦桑尼亞全國2/3的就業，并與3/4的貧困人口有關。
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要想實現大規模的減貧，沒有農業的發展固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僅僅有農業的發展，減貧也不可持續，需要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一步推動來維持農業的減貧成果。這是中國在全球化條件下學習規范性的社會轉型經驗，并將其融入中國農耕社會經濟現實的實踐形態；這一被看作是地方性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極為廣泛的全球意義。它不是簡單地直接植入外部模式，而是把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特點與外來成功現代化的經驗要素做了有機的結合。
再次，中國擺脫貧困的實踐不僅僅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同樣有借鑒意義。當不平等越來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減少貧困的阻力會日益增加。減貧的議程涉及利益的調整和資源的配置，需要廣泛而實質性的政治共識。在競爭性政治的條件下，減貧很容易成為政治和行政官僚博弈的工具。英國涉及扶貧的法案從1601年的《濟貧法》開始，經歷了幾百年的演化；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全民醫療法案從提出到終結，更是成為現代社會一個正義議題被競爭性政治條件下黨派政治和利益集團犧牲的典型案例。
中國在不平等日益加劇、社會公共服務的差異不斷增加，貧困群體脫貧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實施的精準扶貧行動，是中國消除貧困的新的實踐形式。這一實踐實際上是通過政治議程來打破利益集團、官僚技術及行政阻礙等各種不利于窮人改善生計的格局。這一實踐經驗的全球意義從形式上看是有限的—因為國家之間的政治制度差異很大，中國特有的政治超越行政與社會的治理模式無法應用于競爭性政治體制中。但是，當需要突破產生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時，無論是通過磋商還是妥協，政黨的人民性與正義性均需要超越政黨執政的功利性。在眾多關于中國減貧經驗的論述中，涉及中國政治體制的觀點往往是中國特殊主義的。但不能忽視的是，中國政治主導一切的形式包含了政黨正當性的基本原則，這也是中國減貧實踐全球意義的重要內容。
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語境下所形成的全球性經驗與地方性實踐的二元范式，長期主導著全球發展。實際上，在“二戰”以后的70多年中，涌現出大批成功的地方性實踐模式，并且這些模式都或多或少地成為全球經驗的組成部分。東亞國家的成功，就是在規范性全球經驗中來自所謂地方性實踐的案例。20世紀末以來新興國家概念的出現，又標志著新一輪地方性實踐被納入全球經驗的體系中。在所有這些被納入全球經驗體系的實踐中，中國的實踐經驗對于全球規范性經驗的影響和沖擊，可能是最為深刻的。其他的地方性實踐，在很大程度上都與西方所提供的全球性經驗的規范性出現了政治趨同；相比之下，中國是在保持其政治傳統的基礎上，實現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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