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求同?| 本刊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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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日，四川一位新冠確診患者的個人隱私信息被公開于網絡，一時輿論嘩然。一些人對該患者攻擊謾罵，另一些人對其表示同情和理解。該患者也多次發聲，“我也是受害者”，并向市民道歉。昨日該省省委書記也公開發聲：要保護患者隱私。本次事件再次敲響了網絡時代隱私保護的警鐘。
本文作者認為，隱私是人的尊嚴的重要組成部分，隱私的數據化和商品化是隱私威脅的真正來源。在網絡時代之前，基于公私有別與私人領域的真實存在，隱私權處于隱而不彰的地位，然而隨著社會與技術的飛躍，在公私界限的現實困境中，隱私權問題集中暴露。在智能化時代，含有道德與責任的隱私信息被進行了“中性化”的數據處理，這是零隱私時代的開端。在資本逐利性面前，已“中性化”的隱私信息被逐漸商品化，因此隱私的真正威脅，來自合法的隱私收集和商品化交易。而真正的獲利者，一方面在不遺余力地推動隱私商品化，另一方面卻在不斷地唱著隱私保護的高調。如果，人類智能技術持續演進，那么隱私的真正終結便尤為可能。也許，智能化時代，我們的唯一出路在于對隱私采取審慎節制的態度。
文章載于《文化縱橫》2018年6月刊，原題為“‘零隱私世界’：信息時代隱私保護的困局”，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零隱私世界”：信息時代隱私保護的困局
▍智能化時代，隱私已步入終結嗎？
“秘密是撒謊，分享是關懷，隱私是偷竊。”
這是美國科幻作家埃格斯（Dave Eggers）對未來的大膽想象。這句話是其小說《圓圈》（The Circle）同名電影中超級公司的訓言。在那里，我們習以為常的道德規范被顛倒了，做成新的信條：藏著隱私是嚴重的人格缺陷，上繳個人信息等于實現人生自由，光大“分享主義”美德；而保護隱私就視同盜竊，要受新人類的唾棄，并交給新法律制裁。
隱私，能如此激發作家的想象，應該說是物聯網智能時代的標記。不過，作為隱私的法定業主，我們得感激埃格斯先生的慷慨。因為在他的超級智能化未來，隱私仍是有價值的，且依法享有平等的保護。人們只需修正價值觀，將隱私從“私”和“隱”的疆域中剝離，轉化為信息/數據財產，就能繼續熟悉的生活了。當然，新財產總是落在了別人例如圓圈公司的手里，留給我們個人的，只是生產和再生產，即奉獻隱私的許可，是人格權的一具空殼。
事實上，隱私的未來已經到來。做一個透明人，自愿或被迫交出隱私，供人牟利，業已是生活常態了。只是，價值觀的修正與社會道德轉型尚待完成。轉型時期，還會有人呼吁保護隱私；隱私的歸屬和使用上的沖突，卻日益頻發而尖銳起來。這是因為，在資本當道的條件下，隱私同分享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2018年臉書在美國乃至全球受到質疑，就是生動的例證。國會一邊吵架，一邊調查俄國是否介入或干擾美國大選，臉書卻被爆料曾泄露8700萬用戶的個人信息給一家英國公司。臉書聲稱，這些用戶信息是第三方以“不正當方式”獲取的。扎克伯格親自出面，向公眾道歉，保證今后將嚴加管理。殊不知，早在2011年，臉書就曾因用戶信息泄露事件做出過幾乎同樣的承諾。而這承諾之所以未能兌現，是因為無法兌現；實際上，國家法律也不允許兌現。現在的商業模式和殘酷的產業競爭，有哪一家網絡企業，包括電商大鱷，不是靠挖掘買賣用戶信息賺錢的？手里的用戶隱私越多，市場就越大，利潤就越高。假如隱私當真嚴加保護，不就等于支柱產業集體自殺了？
但是，真正的問題還不是幾家大企業的利潤多寡。關鍵在于，這事關乎我們的道德價值和理性選擇：人工智能（AI），這一人類引以為傲的創造，信息技術的高峰，很可能與保護隱私是格格不入的。AI以高效、優化為目標，追求的是優于人腦的超級硅基智能。在那個智能體系中，信息是基本元素，是一切事物和生命的記錄、編輯與展開。人，整體而言，與碳基物、無機物一樣，只是一個信息集。而隱私，進入大數據時代，作為一種游離于人類整體信息集邊緣的個體特征，就“過于人性”了——承載了太多的價值立場和法律風險。保護隱私，人類信息集就變得坑坑洼洼，不好用了，所以亟需優化、標準化、去風險化。換言之，隱私成了硅基智能的障礙，是必須清除的雜音；若非如此，人類不能同AI結合而融入未來。
于是，我們不得不直面那一種可能，即隱私的終結。我們必須思考：如果隱私終結，人類將如何生存。
▍隱私是人的尊嚴的重要組成部分
研究一件事物的終結，需要從其興衰的條件和過程中尋找原因。那么，隱私是因何而來的呢？它又怎樣塑造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的消解意味著什么？這些問題的答案至關重要。
歷史地看，隱私是人類對自身生存狀態的一種描述，既是社會的客觀存在，也是道德倫理的主觀認知，因而承載著情感和價值判斷。關于隱私，學說繁多，實踐更是千姿百態。但萬變不離其宗，都包含兩個基本要素：（1）人的個體有別于群體/社會之公，稱之為“私”；（2）私的領域，時而需要隔絕于公，視之為“隱”。可以說，隱私的觀念，其被社會認可而納入“私”的范疇，乃是因“公”而生，而獲得價值的。隱私既是私與公有別或對立的產物，也是公私賴以共存的條件。
有學者認為，隱私源于人的動物性。人是獨立的個體，同時又是群居動物。人在群體中生活，繁衍生息需要一定的私密空間和時間，才能建立親疏有別的家庭與社會關系，私與隱便在其中了。文明開化以后，隱私的觀念和習慣，更是人類高級智力活動如宗教、藝術、政治、經濟等的產物。漸漸地，隱私就演變為一種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倫理，超越動物本能，而復雜精致起來，終于成了社會秩序的一根支柱。
隱私所要求的社會認可同保護，其實是以自由意志，即人對他人和社會負責的能力，為代價的。換言之，消滅隱私，就是消滅人類個體負責的能力。因為，隱私的存在，不僅是自由意志生成和行使的條件，也是個體接受社會評價、承擔社會義務的前提。反之，若無隱私，自我意識與自由意志就失去了植根的土壤，社會評價和個體責任就無所依托。
隱私，作為具有道德價值的利益，是人格尊嚴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組織、道德倫理、法律問責機制的一塊基石。1890年，美國法學家沃倫（Samuel Warren）和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發表了題為《隱私權》的著名論文，第一次系統闡述了所謂“獨處的權利”，嘗試厘清隱私保護的法律學說和適用規范。隱私權的設立與發展，極大地加強了人們的隱私意識。隱私成了公民的基本權益，享有隱私是現代社會理所當然的一項個人自由；保護隱私，即保護人的尊嚴，保護我們唯一的生活世界。
然而今天，這唯一世界，正受到全方位的挑戰。隨著新型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智能終端的普及，隱私首當其沖。一不留神，隱私已是千瘡百孔，被那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信息工具盯住了。人們的一舉一動，每一個閃念都處于監控之下，不啻一個個透明人。有史以來第一次，隱私成了商品被大規模地買賣。而隱私一旦商品化，不同社會階層和集團便生出相互沖突的利益訴求，關于隱私的社會共識就名存實亡了。
表面上，個人似乎仍是隱私的所有者或法律上的主體，對隱私的動物性需求也未變。基于隱私和自由意志的社會道德依舊，保護隱私的法規都好好的——新制定的保護措施看上去是越來越嚴格了。可是仔細觀察，這些未變的方面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卻徹底變樣了：信息技術的“天網”已經布下，隱私無處可藏了！所以，盡管法律規定，隱私應當保護；但那藏不住的私，是不成其為隱私的。這樣看來，“可隱而不可知”是捍衛隱私的關鍵。易言之，隱私的成立和維護，可隱性是一項必要條件。因為，破壞了隱，也就同時取消了私，即公私的界限。
這必要條件遭到破壞，隱私變得可知而失控，正是當下隱私困局的癥結所在。一切隱私問題的探討和對策研究，都不能繞開這一現實。
▍隱私數據化是零隱私世界的開端
信息時代的大勢，是隱私的隱秘性趨近消失。結果，直接危及隱私的兩要素，公私有別和私的自處。其始作俑者，叫作隱私的信息化或數碼化：隱私被信息技術重新包裝，放入虛擬電子黑箱，隔絕于人的感官，被“稀釋”處理之后，以“中性化”的數據再現。
然而，隱私和信息數據是極不協調的兩極。數據是技術產品，往往視為客觀中性，外延開放包容；隱私卻充滿了道德價值，屬于人類自我意識的范疇，是主觀而收斂排他的。當“隱私數據”被捆綁成一個復合概念，這種不協調就被強行抹去，為隱私數據化，繼而商品化鋪設通道，隱私的天地就徹底改變了。很快，人們開始接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零隱私世界。
隱私的必要條件是“可隱性”。但傳統上，關于可隱性的討論不多。這不是疏忽。從前，日常生活中的隱私的可隱性一向不是問題。仿佛“造物”一開始就恩賜了隱私，讓人行使自由意志。人類的感官，獲取外界信息的能力有限，眼耳鼻口舌，加上皮膚，遠不如許多動物的敏銳。一層紙，一段距離，幾天的間隔，就足以阻斷外界信息的感應接收。而我們引以為傲的大腦，相對于別的動物可稱發達，但信息存儲的可靠性及處理速度，都很不理想；稍微過量，復雜一點，便束手無策。這就使得個人信息不難保持隱秘。例如，說話的聲音與表情，是瞬間即逝的，通常只有近距離耳聞目睹，才能得知。又如，DNA和腦電波，藏在生物密碼中，人的感官無法直接辨認、破譯或記錄。
所以，私的自處而有別于公，生活中不許外人窺探隱私，是自然而然形成習慣和道德規范的。正是這種合乎“人的尺度”的可隱性，成全了隱私，讓人當上自己隱私的守衛，從而整個社會無論在道德還是在法律層面，有了維護隱私的意愿。這么看，人之享有隱私，藉其培育自由意志，不僅是出于傳統的道德選擇，還有賴于客觀上隱私信息往往具有較高的隱秘性。換一角度，隱私之能夠獲得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們對其可隱性特征的一種認知和回應。
假如人類滿足于“造物”的饋贈，不去觸動維護隱私的各樣屏障，隱私就可以保持可隱而安全。可是，人類好奇，總想探求新知，創制工具，發現世界的奧秘。終于，到了物聯網智能時代，隱私的傳統屏障坍塌了。生活完全變了，人必須時刻披露個人信息。從農貿市場買菜用微信支付，到旅游點門票的臉像識別；從政府聯網辦公，到銀行電子轉賬；從百度搜索，到芝麻信用評分和信息詐騙；還有街頭巷尾的攝像頭，低頭族的手機，直至谷歌眼鏡、掃地機器人、汽車傳感器、植入手臂的上班打卡芯片??個人信息的收集監控不放過生活的任何一個環節。伴隨技術進步，隱私的疆域大大拓展了，連基因信號和下意識的意念，也被挖掘了納入個人信息。信息化的隱私，是信息爆炸，需要超級計算機來處理，接受各類算法的深度分析，以便追蹤、模擬、預測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隱私不再可隱。私的自處，公私有別，變得越來越不現實了。
一般認為，人們尊重隱私，本身便是道德選擇。然而在網絡世界，隱私的物理載體形態同其他信息并無兩樣。無論我們的銀行存款、股票交易，還是DNA遺傳指令、生理特征，都已經化作“0”和“1”的數碼序列，由算法處理、電腦存儲。那里，隱私的內涵是隱沒了的，不會影響技術系統的運作。而隱私的數碼序列外形，卻絲毫不能出錯，否則系統就會罷工。久而久之，信息化的隱私化身為數據而“中性化”，卸下了道德倫理的約束，自由了。
隱私信息化，帶來兩個嚴重后果：一是隱私脫離主體，超越時空，永久地駐扎在信息工具里。人失去了對自己隱私的控制，而受制于信息工具及其主人。第二，電子數碼的信息密度低，噪音強，體量龐大，就像一片茂盛的原始叢林，遵循機器的組織原則，虛擬黑箱運作。人自身的信息處理能力對于如此巨大的數據集，是束手無策的，只能依賴機器。而機器依賴性越高，隱私數據的收集者/掌控者的話語權就越大，個人的談判力就越低。
于是，信息社會里，隱私開始自愿或被迫地從“私”（如消費者）向“公”（如商家）流動，在“公”領域快速而大規模聚集，并按照信息工具主人制定的規則，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自從社交網站普及，我們的思想表達、興趣好惡，連同親友信息就被平臺電商收集起來清洗，成了后者的數據財產。接下去的數據交易，則進一步模糊了信息的屬性；隱私本身，也因為在公私之間頻繁穿梭而不再“純粹”，雖然仍指向個人或群體，例如網購者/買家的行為與需求信息，同賣方的交易規則交叉互動而產生的信息集；又如，免費使用搜索器生成的數據。這時，個人維護隱私的意愿就顯得不那么理直氣壯，而難以堅持，直至隱私與道德價值脫鉤。如此，私與公這對經典范疇開始游移不定，公私間界限模糊起來，隱私就無處落腳了。
這就是隱私信息化帶來的最嚴峻的挑戰。面對挑戰，作為擁有自由意志的人類整體，我們仍有機會做出選擇，重建隱私的屏障。然而，新經濟選擇了隱私的商品化，添上了壓垮隱私的最后一根稻草。
▍隱私商品化是壓垮隱私的最后一根稻草
隱私商品化，標志著資本主義世界對隱私態度的質的變化，也是信息社會轉型期矛盾的一個焦點。隱私有用有市，不是新發現。但隱私既是自由人格的條件，也是人的軟肋，需要精心呵護。所以，傳統道德講求節制，是包括尊重隱私在內的；拿自己或他人的隱私做交易，就更是可恥了。道德加上信息能力有限，可謂雙重的約束，隱私才能一路平安地走來。
現在，智能終端的天網建成，迅速消解了這兩道護衛，把蘊藏在隱私中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控制力裸露了。這大大刺激了隱私的商業挖掘。人們找出各種正當化的理由，隱私淘金熱就像放出籠子的野獸，失控了。個人信息充斥了商品市場，在經濟生活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所謂智能經濟，幾乎所有最賺錢的企業都在挖掘使用和買賣隱私，不論谷歌、臉書、百度與阿里巴巴。打開臉書，看看你自己上繳的信息吧：照片視頻，留言打招呼的就不說了，每天的生活細節、消費習慣、工作安排，親友往來等，事無巨細，連你自己都沒注意或忘記了的，統統記錄在案。谷歌占有的信息集就更龐大了。這些網絡巨頭深知，隱私就是財富。于是，隱私被冠以新的身份：以市場需求來定價交易的商品。
既是商品，就免不了推向市場，“公平”競爭。站在市場經濟的立場，挖掘隱私，消費隱私，完全符合發展經濟的政策目標。這樣一來，尊重隱私、維護隱私的道德和技術屏障，因為有礙市場經濟，反而處境尷尬了。資本的策略，是把收集個人信息與服務的便利、高效、創新掛鉤；將分享隱私和煥然一新的消費者感受等同。在飽和的宣傳攻勢下，商家和政府采集使用個人信息，幾乎沒有任何阻力，還美其名曰：消費者同商家雙贏，老百姓和國家雙贏。可是，雙贏是市場贏家的說辭；凡是雙贏的交易，桌面下面總有一方或第三方要付出代價。智能經濟的代價，便是終端用戶/消費者交出隱私。表面上，提交隱私信息換取服務和便利，對人只有好處，但其損害后果是潛在或滯后的，包括未來就業發生困難，突然被拒絕醫療保險，或者遭受價格歧視、信用誤導，直至削弱人們負責任的能力或自由意志。
最近美國一個例子，為此做了絕妙的腳注。2017年3月，國會投票，封殺了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年前通過的《互聯網隱私規則》（IPR）。《規則》是為保護網絡用戶的隱私而訂立的，限制網商使用和“分享”即出售用戶的網上行為信息。詭異的是，封殺理由與保護隱私毫不搭界，而是平衡網商的利益，保障市場的公平競爭。也就是說，圍繞《規則》的利益較量，用戶的隱私權益根本沒在考慮之列。更有甚者，國會還表決禁止FCC今后頒布任何類似的保護用戶隱私的法規。據說，這么做是有經濟學依據的。大名鼎鼎的波斯納法官曾著文闡述：保護個人隱私經常是低效的，而特殊保護又沒有必要。以經濟學觀之，商家的“隱私”或商業秘密比用戶隱私更有理由受保護。據此邏輯，與其加強隱私保護，不如促進商家的公平競爭，總效益更高。這便是隱私淪為市場交易的商品，必須面對的利益與辯白。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在道德倫理和技術手段都敗下陣來的今天，法律已是捍衛隱私的最后一道脆弱的防線。
隱私法如此不堪一擊，并不奇怪。立法向來是社會各方利益集團談判妥協的產物，一般總是向強勢方傾斜。如果遵循“經濟規律”即市場信條來制定規則，法律就不能妨礙“正常”的商品交換，尤其是實用價值高、市場需求大的商品。而隱私早成了信息市場的寵兒。君不見，個人行為信息支撐著精準投放廣告、區別定價；指紋和刷臉，方便了身份識別與信用追蹤；DNA信息則可幫助保險公司甄別投保人風險。因而，所有的強勢利益集團都要求法律承認，商家收集個人信息，做成商品，就是科學、正當、高效，故而應當支持。隱私保護難免變得縮手縮腳了。于是，基于技術操作規程，法律將獲取和使用隱私分成兩類：合法、非法。例如，黑客為非法，因為沒有向官方注冊；但社交和購物網站合法，只需設置用戶選擇及相關提示。
如此立法執法，造成一個假象：仿佛合法取用隱私對人無害，可以放心“分享”。唯有非法入侵才是隱私遭破壞的原因和隱患，才會影響我們的正常生活。所以只消立法禁止、懲罰隱私數據的盜竊泄漏和非法買賣，我們的隱私就安然無恙了。
這當然是自欺欺人。首先，常識告訴我們，媒體經常報道的個人和團伙盜賣個人信息，由于明顯違法，偷偷摸摸見不得人，是撼動不了隱私的道德地位的。真正的威脅來自合法的隱私收集和商品化交易，因為那是系統的規模化的受保護市場行為。那些網絡平臺和產業巨頭，大大小小的網站、店家、服務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依法獲取加工隱私“原材料”，才是對隱私的最大傷害。其次，法律上那一堆看似細致入微的隱私保護條款，不僅對黑箱操作的“漏洞”防不勝防，還是商家的免責保護機制。大數據AI等信息技術日新月異，黑箱操作是設計使然，關乎效率和商業技術秘密。故有評論認為，提高操作透明度，讓信息系統內隱私數據的來龍去脈受監督，有助于保護隱私。
歐盟最近頒布的《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 ，添加了條款，要求算法自動決策的使用者為決策給出解釋。這是目前為止，對黑箱現象做出的最嚴格限制，也許會有一定的效果。但《條例》依然回避了隱私商品化問題，而把注意力導向透明度。這是意味深長的。再看臉書，當它的保護隱私設置被合法或不當“攻破”，造成海量用戶信息“泄漏”，面對公眾輿論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壓力，確實，老板公開道歉了，保證采取補救措施，提高透明度，甚至答應讓用戶看到臉書為廣告商提供的自己的畫像（profile)。但是，它沒忘記重申一句：精準投放廣告的商業模式不變。
商品化成為定局，隱私脫離主體，被合法挖掘追蹤分析，廣泛用于解讀并預測、規制人的欲望、想法和行動，人與隱私的關系就變了。隱私主體失去了話語權，不再是自己隱私的主人和守護者。鑒于個人信息的巨大經濟價值和政治紅利，法律別無選擇，只能承認或默許隱私商品化。而公共議題就轉變為：誰可以“合法”占有商品化的果實，即商業利益的競爭和壟斷。所以，合法或是非法，法律都不可能還人類以隱私之安寧。
法律保護的效用如此之低，為什么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還在不斷強化隱私權的立法和宣傳？原因很簡單，那是政府部門同立法者目前唯一能做，而不影響“大局”的事情。當然，那也是業界巨頭所希望的。比如小扎，18年3月接受CNN采訪，就明確邀請國會立法，規制社交網站，說：問題不是該不該規制，而是什么是正確的規則。
資本非常清醒：隱私關乎人的責任能力，占有隱私并獲得保護，就要承擔相對應的社會責任。當人們交出隱私（無論自愿或不知情），讓商家牟利或政府監管，個人的自由意志選擇范圍便相應地縮小了。人的自主選擇越少，承擔責任的能力也越小。反之，商家和政府獲取的隱私越多，對用戶與社會的控制力也越強。隱私易手，對應的社會責任并不會消失，是需要重新分配的。而且不僅是責任，還是社會風險管理機制的全盤安排。但市場經濟是自利者的王國，資本拿隱私賺大錢，卻無意承擔附著于隱私的社會責任。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一邊推動隱私商品化，一邊在媒體和立法層面，大聲疾呼保障隱私。他們企圖讓人相信，盡管隱私化作他人財產已是生活常態，原始隱私權仍在自己手中，并受到前所未有的法律保護。只需發揚分享的美德，就會得到最佳補償，即生活便利。巨頭們直言不諱，希望失去隱私的人們一如既往地承擔行為主體的責任，而掌控隱私的唱唱法律保護的高調，即可免責而享受用戶“分享”的饋贈。
臉書老板早在2010年就說過，我們的隱私觀過時了，隱私“不再是社會規范”。大家不僅樂于分享各種信息，而且喜歡向越來越多的陌生人開放自己，“促成了新的社會規范”。是的，只要巨頭們奉行《圓圈》里的那句臺詞：知道（隱私）好。知道一切（隱私）更好！法律就救不了隱私。
▍隱私終結，意味著什么？
說到這里，隱私經過信息社會商業化的洗禮，命運只有一個去向——走向終結！
也許，一些占有者以為，自己可以是隱私終結的例外，甚而能夠在支配他人隱私的同時，繼續保有自己的隱私？然而，人類的總命運是誰也逃不脫的。從目前AI的發展勢頭看，我們不得不警惕，一種智力優于人類，且具有“自由意志”的獨立物種出現。屆時，機器人未必“甘當”人類肢體和心智的延伸，而人類卻要依靠它才能生存。因此，隱私危機必須放在人機關系中去思考、規劃。個人信息的網絡儲存越多，分析工具越精致高效，硅基智能成長為獨立物種而擺脫人類管控的步伐，就會越快。當AI提升至通用智能，能夠在多個領域自我學習，不再需要人的知識連同隱私當它的學習素材，一如自學圍棋、碾壓人類頂級大腦的“阿爾法零”，那一天，將奏響隱私的挽歌。
不過，隱私的終結，并不意味著人類終結。歸根結蒂，人是可以零隱私地活著的。迄今為止，隱私對于人類重要，是因為人受制于較低的信息能力，亦即人類為自己安排了那樣的生活秩序。所以一方面，隱私是人類高級智力活動的產物，體現了人對自身價值的期待和尊重；另一方面，一旦人類實現“自我超越”，造出通用人工智能（AGI），讓機器取代自己思考、勞動、創造，后隱私時代便降臨了。
進入后隱私時代，人類社會現存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必然失效了。人類將怎樣生活？沒有歷史經驗，沒有參照物，很難想象。但有三點可以預期：
第一，那將是一種沒有自覺自愿，不知何為榮辱問責，但高效而標準化的低智低能的生活秩序。那里，隱私失去了意義。它不再能培育自由人格，因為系統中沒有自由意志的位置。它不再是社會責任的代價，因為人無須自由選擇自主行動而承擔責任。它也不再是智力活動的衍生品，因為人類主動放棄了發展智力的努力，滿足于在無限優化了的天網下執行指令。
第二，社會的中心不再是人與人的關系，而是人機關系和機機關系。人類不復為地球的主人，反倒有可能變成硅基智能系統的累贅。不是有AI專家預測，二十五年后，無人駕駛技術成熟，人類將被禁止駕車上路。無人駕駛的交通系統，其交通規則、道路設計、社區安排等，都是不許出錯的。人類駕駛只會破壞科學設計的完美，引發交通事故，降低行車效率。實際上，排斥人類參與、刪除人類個性，那樣的硅膠智能世界，才可能是高效簡潔、完滿無缺的一個大“圓圈”。
第三，人類世界本身，共產主義或許是唯一的選項。因為機器人治下，人不但沒有了隱私，分工也已消失。所有的個體都集合于一個總體，個人自由即全體的自由，我為人人即人人為我。
人工智能的先驅，已故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明斯基（Marvin Minsky）說過：有朝一日，當我們掌握了建造智力遠勝人類的機器的知識，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奇特的問題，那就是：該不該建造？我很幸運，因為我可以把這一困難的選擇留給后人。但我相信，他們不會建造，除非找到很好的理由。明斯基還曾經對深度學習神經網絡技術做出悲觀的描述，他的觀點被認為阻礙了AI發展達半個世紀之久，因而頗受詬病。但換個角度，這也許是教授對人類最大的貢獻：為我們做好準備迎接機器人時代，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明斯基的智慧提醒我們，對隱私應取審慎節制的態度。也許，停下對隱私的深度挖掘和過度商業化，我們會少些便捷、舒適和效率，辦事會不那么順暢。但我們就可以繼續辛勤勞動，思考學習；繼續擁有自由意志，而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我們將保有隱私同人格尊嚴。這，才是一種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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