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春聲 | 中山大學
【導讀】近日，教育部印發《關于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要求不得把SSCI、CSSCI等論文收錄數作為教師招聘、職務職稱評聘、人才引進的前置條件和直接依據。這種“唯論文”現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又有哪些一言難盡的邏輯？
本文作者指出，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科研學術整體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真正能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思想發明卻并未同步增長，中國知識界的自信心也并未同步增強。其一，曾作為學術中堅力量的上一代人占據豐富的學術資源，而成為后輩眼中的學術發展“絆腳石”，同時，壓力之下的年輕學人又追捧其晉升之道；其二，傳統的學術共同體“清議”和“權威學者”判斷的公信力日益遭到懷疑，“可操作性”被引入學術評價體系，強調“學術規范”也成了克服學術不端問題的工具，而刊物等級、引用指數、論著數量等“指標”反而因缺乏“人情味”而更具有客觀性；最后，就人文學科而言，大批量生產博士造成了博士論文選題的“碎片化”趨勢，為了規避選題“撞車”而選擇“小題大做”的現象，最終演變為大問題意識缺失的普遍問題。
陳春聲認為，強調思想、價值、精神、文化的人文學科，較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更容易受到“世俗化”學術評價標準的傷害，人文學者應該保持學科自覺，守護人文精神，超越個人的日常經驗。而在數字化時代，人文學者的功力更主要體現在眼界和通識方面，因此新一代人文學者應該更重視博大的學術視野和深刻的思想建構。
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30余年來，中國學術研究的制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整體性的，不僅表現在高考制度、研究生培養制度、院系擴展、大學與科研機構轉型等比較“內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了公共資源的投入與分配、出版發行、學術評價、公眾對學術研究的態度等等似乎較為“外部”的內容。而令人深思的是，盡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制度性變化，但30年間真正可以在學術史上留下痕跡的思想發明似乎并未如預期般地同步增長，中國知識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似乎也并未同步增強。今天，也許正是平心靜氣地討論出現這種情形的緣由的時候了，除了可以從政治環境、文化氛圍、意識形態、國民素質等等方面繼續分析其緣由之外，可能更本質的理由，還是在學術從業者本身。
▍七七、七八級已成為中國學術發展的絆腳石？
1978年因恢復高考而進入大學讀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由于歷史和時代的緣故，在國人的“歷史記憶”中，已被形塑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社會群體。從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連的個人命運戲劇性轉折及因此而產生的某種集體認同感來說，將所謂“七七、七八級”的存在視為一種社會現象，可能還是有理由的，但若因為這兩個年級的本科生是從10年未能參加高考的1200萬考生中，以約20：1的淘汰率被錄取的，就以為這他們真的“天賦異稟”，期待在這個帶有“虛擬性質”的社會群體中能產生更多優秀的學者，期待他們會有更多的具有傳世價值的思想創造和學術貢獻，時隔三十年后，再回首靜思，就很可能覺得這樣的期待過于理想化了。起碼在人文學科的各個學術領域中，總體而言，出身“七七、七八級”者并未顯示出更大的優勢，或有更突出的貢獻，平心而論，那些出身“工農兵學員”、而再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者，在許多領域里同樣具有很大的影響，同樣成績斐然。
正如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的那樣，如果把七七、七八級（或更廣義一點，包括被稱為“八〇學人”者）視為一個群體，那么，這一群人由于其生長、生活的社會背景的限制，在知識結構、科學素質、外語能力、國際觀、品味和眼界等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先天的”不足，從而嚴重制約了他們后來從事學術工作時的創造力和生命力。此外，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就是因為大的時代背景，他們剛剛踏足學術領域時，經歷過一個“反淘汰”的過程，最終能以學術為業者，以“中才者”居多。
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八十年代中期我們這一代人主動或被動地以學術作為職業選擇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情形，仍然歷歷在目。一方面，國內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研究條件、薪酬標準、人事制度和行政文化等等，在“撥亂反正”之后，仍然延續著在“前文革時代”就已被創造出來的對年輕學人不具吸引力的種種傳統，結果，許多已經或可能“留校任教”者陸續離開學術，選擇到更具吸引力的政府機關和公司商號任職；另一方面，國門打開后，出國留學的浪潮卷走了眾多年輕的“潛在”知識精英，而隨后發生的一系列政治變動，為他們滯留海外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和在心理上說服自己的合法性憑據，其后果，是致使很多可能成名或已開始成名的學者因選擇定居外國，而最終離開了學術界，真的令人扼腕。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在八十年代出國的數十萬留學生中，能有一半“學成歸國”，中國學術界或許也就不是目前這樣的狀況。
二十世紀五、六十大學畢業的學者，目前大多已經退休。由于文革十年間大學沒有正常招生的緣故，八十年代開始學術生涯的年齡參差不齊的“一輩”學人，正執各大學、各研究機構所謂“學科建設”之牛耳。總的看來，存在著明顯年齡和心理斷層的這一次學術的世代交替，基本上是平順而自然的。但兩代人之間學術傳承的缺陷，卻也逐漸顯露出來。
無須諱言，目前在中國人文學科有較大影響的學者，以所謂“土鱉”為主，基本上是在國內大學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而中國學位制度的推行，采用了“大躍進”的方式，在本國的研究生教育傳統和學術積累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學位授權點數量迅速增加，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幾十年間就發展成為在讀研究生人數世界第二的“研究生教育大國”，每年招收研究生40多萬人，在讀碩士研究生達90多萬，在讀博士研究生逾20萬，規模之眾，舉世矚目。
回顧八十年代，其時當上“碩導”、“博導”的學者，不論其學術地位高低、學術功力厚薄，作為一個群體，有一個弱點是明顯的，這就是，他們大多只是大學本科畢業，自己從未寫過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研究生教育的訓練。文革前中國大陸研究生招生人數很少（文革前的17年間全國共計約13500人），又未實行學位制度，結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學畢業者，當上碩導、博導之后，大多對如何系統指導研究生的學習，如何順序漸進地指導一篇學位論文的研究與寫作，并無親身體驗，也就多少有些心中無數。結果，最初的幾批“土鱉”碩士、博士，基本上可以說是“自學成才”。對其中的天才者，在這樣的教育方式中，可能是“因禍得福”，他們因此得以彰顯個性，嶄露頭角；而對于眾多的“中才”之輩，則可能是悲劇一場，渾渾噩噩之中變成“博士”，還自以為得到名師真傳，現在自己當上碩導、博導了，也就如法炮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無論如何，這些有其群體的結構性缺陷的所謂“八〇學人”，現已成為中國人文學科的中堅力量，幾乎所有著名大學重要文科學院的院長都由他們出任，重要的全國性學術組織的領軍人物，似乎也已非他們莫屬。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才斷層”和下一輩學者學術的“政治企圖心”偏弱（詳見下文），也由于已成“既得利益者”的這一輩人直接參與了大變革時代學術游戲各種規則的建立與修訂，因緣際會，這個人群占據學術舞臺中心的時間，可能比前輩和后輩都要長一些。也正因如此，作者才深感“八〇學人”有必要理性反思，以期縮小社會期待與實際學術能力間的落差。
因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近期各地多舉辦七七、七八級大型聚會，大眾傳媒（其掌門人也大多為所謂“八〇學人”）競相報道，成功人士侃侃而談，七七、七八級“天賦異稟”之社會形象，有意無意之間又被濃妝重彩了一次。筆者也有機會多次參與這類活動，已是“老夫聊做少年狂”的同輩人握手言歡之時，隨著年歲日長而越不加掩飾的群體心智的局限，也愈發明顯。置身于“全球化”、“數碼化”、“后現代”、“后國家”的學術語境，靜心觀察依然躊躇滿志的同輩學人的言談舉止，某種悲涼之感，油然而生。
其實，在下一輩人文學者眼中，許多出身七七、七八級的所謂“大牌學者”，已漸漸被視為學術發展的絆腳石。他們掌握了過多的學術資源，卻未能生產出相應品質的學術產品；他們位高權重，卻常常意氣用事，做事有失公允、公平；他們制定的規則已經對自己有利，還不時“權力尋租”，超越規則謀取更多的好處；他們建構了似乎影響力無遠弗屆的國內、國際學術網絡，所作所為卻往往難掩人際關系庸俗的一面；他們手上指導著許多碩士生、博士生，卻日益墨守常規，對新的學術進展和思想發明缺乏興趣和敏感。
更可怕的是，他們中有不少人遺傳了當年打壓過他們的某些上一輩學者的文化基因，開始帶著酸溜溜的偏見，看不慣、看不起下一代學人。這些毛病，若大而化之，基本上可歸結到人的“生命周期”一類的結論上去，人生苦短，過了50歲以后，人生的“價值危機”日益明顯，內心煎熬日漸加劇，人性的許多弱點也就趁機釋放得多了一些。但具體到這些自以為肩負著“民族文化”甚至“人類文化”傳承重任的“知識精英”，要問的問題應該是，為什么他們的“超越感”同樣如此匱乏？本來，超越日常生活經驗、超越個人利害得失、超越階級和時代局限，乃是一個優秀人文學者應有的稟性。
▍“學”、“術”之間：人文學科的評價標準
正如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的，30年來，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逐漸將所謂“可操作性”引入學術評價體系，經過加權（考慮的權項僅包括刊物等級、引用指數等中專程度學生即可處理的簡單內容）的論著數量和寫作的規范性成為評價一個學者、一個學科、一個大學研究水準的不二法門，本應以學者間的“清議”為臧否標準的人文學科，所受沖擊尤為嚴重。究其原因，在于混淆“學”與“術”的關系，誤“術”為“學”，從而誤導學人，耽誤學業，為害學術。
眾所周知，學術的本質在“學”，指的是知識積累、技術發明、理論創造和思想體系的建構，就是要有超越前輩學者的貢獻，這是學術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眼下許多治學者、治校者津津樂道的征引注釋是否規范，雜志刊物是否“核心”，不同學科的“引用指數”是否可比，課題、成果、著作數量是否可以互相折算等等，則均屬“術”的范疇。無須諱言，重“術”輕“學”甚至有“術”無“學”，已成妨礙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痼疾。
當然，教育和學術行政主管當局強調所謂“學術規范”，重視所謂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也實有其不得已之處。由于學術職稱泛濫、學位授予寬松、學術評審流于形式，剽竊、抄襲等等不端行為層出不窮，學術底線一再被深度撕裂，為首者中不時聽到院士、資深教授、知名學者的大名，事關國家和大學顏面，對學術規范自然得高度關注。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平庸化自然也影響到學者的學術生涯，謀職、升職、評審等等學術環節，日益浸淫在人際關系庸俗的一面之中，學術共同體的所謂“清議”和所謂“權威學者”的判斷，其公信力越來越被懷疑，相對而言，刊物等級、引用指數、論著數量等可以定量計算的指標沒有多少“人情味”，較少模糊性，且便于不同學科之間“不傷感情”地相互比較，也就在一片指謫之聲中被廣泛接受。在大學和學術機構中常常見到的尷尬是，許多在學理上力陳“定量評價”之非的學者，遇到與個人利益相關的場合，仍不得不以刊物等級、引用指數、論著數量等等來“據理力爭”。
在這樣的場景之下，個人學術生涯的晉升之梯，似乎與合乎“規范”的經過加權的論著數目，以及項目、獲獎之類可以計量的若干要素，有了直接的對價關系。過去常常與良知、公義、人類未來等充滿宗教和理想色彩的辭語聯系在一起，其神圣的終極目標似乎永遠不可企及的學術研究，一下子蛻變為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的謀生工具和經營手段。
與此同時，近二十年大學教師的實際薪酬水平不斷上升，在大學里取得一個職位，已經成為這個社會令人羨慕的事業成功的新起點。第六次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顯示，中國公眾認為教師的職業聲望最高，公眾在期望子女從事最好職業的選擇中，教師職業的期望值也是最高的。大學為其從業者提供了空氣清新、綠樹成蔭的校園，相對寬松且有人情味的工作環境，比較穩定、可能逐步上升且有較好福利保障的收入，還有一年兩次、每次長達數周的有薪假期。更妨論大學教師的孩子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環境中，對將孩子的成長視為最重要人生目標的中國父母來說，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而這一切的獲得，是與可計量的、具有很強可操作性和可經營性的、越來越世俗化的學術評價標準直接“對價”的。毋需諱言，許多所謂“八〇學人”作為既得利益者，在這樣的對價關系中獲益甚豐，還被一些不明就里者視為成功的榜樣。而他們培養出來的許多年輕學人亦視追求數量增長為學術正途，亦步亦趨地奮力攀爬學術生涯的晉升之階。
對于追求“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要求其從業者要“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 的人文學科來說，這樣的情勢，更是某種動搖根本的威脅。已有無數學者論述過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差別，舉其要者，人文學科具有以下諸方面的特質：
人文學科存在的理由，源于人性最深層面上非理性的需求。哲學、宗教、文學、歷史、藝術等學科的最初萌芽，都可追溯到混沌初開時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反映的是人的本性，而非功利的目的；
思想發明重于知識的創造。人文學科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功能，主要是改變世界觀和價值觀，而非提供實用性的知識，在本質上，人文學科是“沒有用”的學問；
有價值的思想基本上源于學者個人的“孤獨思考”。有史以來，所有偉大的思想家都是獨立特行的，“團隊”和“工程”對思想發明毫無用處；
講究“家法”和“學有所本”。人文學科的價值標準，更多地以本學科最優秀學者活生生的榜樣為準繩，學術更重要的是一種思想與生活的方式，而主要不是表現在看得見、可計量的論著上；
學術成果的檢驗方式是多種理論并存、競爭與相互批判。一種思想被同行和公眾接受，依靠的主要是“共鳴”，而非理性的“證明”或者“說服”；
學術的發展不是因為經驗知識或邏輯意義上的“取代”，而是藝術史意義上的“超越”；
人文的研究難免有其“本土化”色彩。在這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類的表述，確有其貼切之處。
強調人文學科的這些特質，并非要否認理性分析和理論歸納對于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就像馬林諾斯基在《科學的文化理論》一書中所指出的：“一種真正的科學方法早內在于所有的歷史學著作、所有的編年史寫作，以及法學、經濟學、語言學的每一個論點之中；也不存在完全沒有理論的描述這回事” ，承認邏輯、理性和理論對于本學科的重要性，是近代以后所有學術研究證明其存在合理性的必要條件。但是，如果從事人文研究者缺乏學科的自覺，缺乏超越現行學術評價標準的自主精神，以為學術生活就是沿著那些“規范”劃定的“晉升之路”，狗茍蠅營，一步一步往上爬，那他應該離人文學科更遠一些。因為強調思想、價值、精神、文化的人文學科，較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更容易受到“世俗化”的學術評價標準的傷害。
近年國家用于學術研究的資源投入成倍增加，而投入的方式大多以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的形式進行，招標、中介、評標、中標之類原流行于基建工地的術語，堂而皇之地成為人文學者（特別是學術行政負責人）也要去操弄的語言工具和辦事程序，與此相適應，公眾和官員要求人文學者證明將大量公共資源投入本學科“建設”的合理性，而還要在“投入”與“產出”之間獲取更高的“效益”。
面對著學術外部環境的這種變化，人文學者要不厭其煩，反復強調學科的特質和“無用方為大用”的道理，努力說服公眾和官員理解人文科學的發展對于維系、守護民族文化的意義。但更重要是的，人文學者自己要心存定見，無論如何遷就、適應環境的要求，都要保持學科的自覺，守護人文的精神，超越個人的日常經驗。因為人文的研究畢竟對設備、經費、研究空間的要求不是太高，其學術成果主要是用“心”做出來的，只要人文學者懷有一顆人文之心，不管環境如何，其作品總是不至于太俗、太差的。這樣的從業者越多，人文學科自然就越成氣候，其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就越強。
▍新一輪世代交替：大道自然
無論如何，當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漸漸把出身于七七、七八級的所謂“大牌學者”視為學術發展的絆腳石時，新一輪學術的世代交替，也就自然而然地在進行著了。
回想起來，這些所謂“八〇學人”中,有許多人在30歲前后就已嶄露頭角，與之相比，似乎新一輩人文學者成名的年齡，顯得“滯后”了不少。“八〇學人”成名較早的原因，除了一再被提起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才斷層”之外，那一代人因接受理想主義教育而培養起來的某種不畏權威、敢于反叛的集體人格特質，可能對他們后來的職業生涯有深刻的影響。而后一輩學者成名較遲，除了各種社會性原因之外，由于成長在較為正常、從而也相對“平庸”的時代，導致學術上的“政治企圖心”偏弱，也可能是值得考慮的重要因素。
現在中國每年有50000多名博士學位獲得者進入就業市場，取得博士學位已經成為年輕學者取得大學教職，從而能夠以學術為業的必要條件。就人文學科而言，這樣大批量生產博士的后果之一，就是博士論文的選題出現了明顯的“碎片化”趨勢。在短短的三年期間，要完成一篇博士論文的選題、資料收集、理論分析、寫作、修改和答辯，還要到處去找工作，時間著實不夠。而且這么多人同時研究一個很專門的領域，論文選題就難免會有“撞車”的危險。例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就有“三十年、六個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三千人研究大軍”的說法，而這所謂“三千人研究大軍”，指的是大學教師，還不包括每年數以百計的博士生和數以千計的碩士生。為了規避選題“撞車”的風險，就只好盡量選擇沒有人注意的相當具體的地域、人物、事件作為研究對象。
本來“小題大做”是好的學術態度的體現，也是博士論文選題的一般規矩，但因為導師指導不善，加之讀書和思考時間不足，結果，大多數人文學科的博士論文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這就是“小題”的背后沒有大的問題意識，也未有與前人對話的沖動，大多數論文都在自言自語。真實的情況是，由于年青一代學者步入學術之門時，大都在從事這樣的缺乏問題意識的個案的、地域的、微觀的研究，目前中國人文學科的發展，帶有“終極關懷”意義的方向感實際上已經相當薄弱。新的學術世代如何在博士論文選題的“碎片化”趨勢之下，擁有超越學科、地域和個人生活經驗的共同的問題意識，如何通過這種解構的、碎片的研究，辯證地培養起把握整體的“中國文明”的意識和雄心，是他們這一代人終究要直接面對的沉重的問題。在學術與社會一同“平庸化”的時代，真正懷有這種學術的“政治企圖心”者，總是鳳毛麟角。
由于時代和學術研究條件的變化，更大的學術關懷和超越具體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對于新一代人文學者來說，更是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傳統時代的人文學者皓首窮經，有時可依賴對冷僻資料的占有、對新資料的發現、對浩瀚文獻中某個詞句的挖掘或解讀而對學術有所貢獻，然而，進入21世紀之后，由于海內外公私藏的善本、古籍和其它文獻的大量翻印出版，由于以往較為冷僻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的大規模搜集和公開發表，由于各級各類檔案對公眾開放，也由于到國外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機構閱讀資料越來越便利，占有所謂冷僻資料或發現新資料這類具有“學術積累”意義的工作，已經越來越成為普通人文學者日常研究過程的一部分，毫無驚喜可言。
更為重要的是，在數字化時代，由于海量的資料文獻可以“全文檢索”之類的方式便利地查詢，傳統條件下一位學者需要花費數月、數年光陰，甚至要花費畢生精力進行比對、校勘、輯佚、考訂，才得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可能在計算機網絡上花費數秒鐘、數分鐘就可以有相當確切的結果。數字化時代人文學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現在眼界和通識方面。新一代人文學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同行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學術史背景的思想建構。
數字化時代還使研究成果的發表和知識的傳播，變得便捷、多元和更加不確定，對于新一代人文學者來說，這樣的情勢使自己有更多的機會擺脫既有學術行政架構的約束，在國際性的學術共同體中尋求認同和交流；但與此同時，由于大量的“非專業研究者”也有更多的發表意見的機會，也由于多元的傳播方式使所謂“學術權威”難以形成，在群龍混雜、良莠難分的環境中，要用什么樣的機制，才能讓下一代優秀的人文學者脫穎而出，仍然是有待解決的難題。也許，“大道自然”和“舉重若輕”仍是真正有效的因應之道。
作為人文學者，我們應該深深地慶幸自己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過去30年間，我們所經歷和體驗的經濟、社會、文化和學術領域的巨大變化，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親歷這樣的歷史，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研究者來說，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由于社會的迅速轉型，人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正日益多元化，人文學者的職業生涯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真正的解決之道，還是要讓視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靈能夠容納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
本文原發表于《開放時代》2009年第1期，原為2008年7月在汕頭大學舉行的第四屆中國文化論壇年會的兩篇主題報告之一。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