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曉剛?| 上海紐約大學
? 李曉光?| 西安交通大學
【導讀】又到一年畢業時。每年的求職季，很多畢業生都會經歷“求職難”，后疫情時代的就業形勢則更為嚴峻。年輕人時常感受到，手里的文憑價值似乎越來越低；社會上不乏批評之聲，認為中國已出現“過度教育”趨勢。果真如此嗎？
本文以統計學研究的方式，分析了2萬多份樣本數據，得出結論：由于我國需要進一步產業升級，更多需要高等教育的崗位會被開發出來，總的來看，“過度教育”實際上呈下降趨勢。但由于越晚出生的世代整體教育水平越高，年輕人在同輩競爭中的相對位置，對其求職影響更大，因此會感受到競爭越來越激烈，發生職業和教育“錯配”的幾率越高。而如果發生“錯配”，則大概率會影響個人的一生。
當然，本文也指出，對整個社會來說，提高國民素質任重道遠，教育遠遠沒到過度的程度。而且“過度教育”也并不只是負面現象，有的“錯配”可以讓受到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去改變一些職位的內涵和工作內容。同時，教育也不完全是為了勞動和就業，其更關乎營造一個更好的社會。面向未來，加強高等教育和就業市場的聯結，推動產業進一步升級，讓獲得高技術性職業技能的年輕人可以匹配合適職位，是下一步產業政策和教育政策需要協調推動的關鍵。
文章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匹配的變遷趨勢——基于年齡、時期和世代效應的動態分析
▍引言
教育是事關國家發展和民族未來的千秋基業。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教育發展也取得了顯著成績。2019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83.4%，小學學齡人口入學率99.94%，初中、高中、高等教育階段的毛入學率分別為102.6%、89.5%和51.6%；高等教育也進入普及化階段，全國高考錄取率從1978年的7%，上升到2019年的80%；高校畢業生數量從1978年的16.5萬人，上升到2020年的874萬人。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3.7年，我國教育普及水平穩居世界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
教育事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國民素質的提高，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然而，勞動力市場“就業難”也日漸成為一個現實而緊迫的問題。許多大學生畢業之后，找不到合適的就業崗位，有些不得不接受較低技能要求和收入的職位，導致教育回報率不斷下降。中國似乎也正出現發達國家在教育擴張后勞動力市場中的教育不匹配或錯配現象，尤其是過度教育現象，成為教育不匹配或錯配的主要表現。
一般而言, 現代社會中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崗位分配初始主要依據人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和技能培訓。按照教育程度和職業崗位之間的匹配程度，我們可以區分三種教育匹配狀態：教育不足、教育匹配和過度教育。許多研究表明，教育不足者的收入和工作滿意度，通常和教育匹配者一樣高，即教育不足者在勞動力市場中往往不會處于劣勢地位。而過度教育在教育匹配的研究中受到特別的關注，因為它對個體而言會降低教育回報率，影響工作滿意度；對家庭和社會而言則造成人力資本投資的浪費。在此意義上，本文聚焦中國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匹配失調的一種特定狀況，即過度教育問題。
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教育擴張、產業結構轉型和職業結構升級基本是同步進行的。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對人才發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高等教育順應這一趨勢，在90年代后期也開始由精英教育逐步轉變為大眾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
在此過程中，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發展不協調。一方面是自1999年開始的高等教育擴張始于中等教育獲得充分發展之前，彼時以制造業和低端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無法創造充足的合適崗位以吸納涌入就業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與此同時，又有很多崗位（如熟練技工）招不到人。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是在短時期內的迅速擴張，培養質量和內涵未能隨著數量增加而相應提升，導致不少擁有大學文憑的畢業生并不具備某些專業或管理職位所需的技能。
本文聚焦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匹配問題的趨勢，特別是過度教育問題,將過度教育的變遷趨勢納入由宏觀社會進程和微觀生命歷程構成的時間框架中，并在方法論層次上嚴格區分和估計過度教育變遷的年齡、時期和世代效應。具體而言，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伴隨著個體生命歷程和年齡增長，過度教育到底是一種短期現象還是長期現象？
第二，伴隨著我國市場化和現代化進程，過度教育將會隨著時期上升還是下降？
第三，伴隨我國教育制度的變遷進程，不同世代群體在其成長期間所獲得的教育文憑，對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匹配的作用是上升還是下降？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分析主要基于CGSS 2003-2017數據，建構過度教育的年齡—時期—世代模型，從而勾勒出過度教育隨著宏觀社會進程和微觀生命歷程的演變軌跡。
▍理論分析
教育匹配問題特別是過度教育如何隨時間的演進而變化，是近些年教育匹配領域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目前，社會科學領域主要識別出三種變遷趨勢：年齡效應、時期效應和世代效應。所謂年齡效應 (age effect)，主要反映與年齡相關的、伴隨生命歷程和因社會角色更替而產生的變遷效應，例如過度教育的發生幾率，在個體獲得初職、到達事業頂峰、離退休等不同的生命歷程階段都可能存在明顯的差異。所謂時期效應 (period effect)，主要是指特定調查歷史階段的宏觀社會經濟狀況對所有年齡人口產生的相似影響。不同時期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變動，可能會影響所有人群的過度教育的發生幾率，即過度教育的時期效應。所謂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其本質是社會變遷，主要反映早年生活條件、社會因素或社會經歷對某一特定出生世代產生的影響。不同的出生世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可能存在明顯差異，進而影響其過度教育的發生幾率，這就是過度教育的世代效應。這三種效應都有各自豐富的社會學意涵，研究者們在分析過度教育時需要對它們進行區分，從而有助于準確估計變遷趨勢和合理解釋發生機制。
（一）過度教育的年齡效應
在個體職業生涯中，過度教育是短期性還是長期性現象？學術界對此的爭論持續至今。持短期論的學者，認為過度教育是一種臨時性現象。持長期論的學者認為，過度教育是一種持續性現象。本文認為，教育和職業的匹配狀態，與個體所處的生命歷程階段密切相關。生命歷程理論強調，個體的社會角色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會發生轉變，并且特定階段的角色關系會深刻影響個體的選擇和行動。事實上，個體的求職行為和職業流動在不同生命歷程階段存在差異，例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反映的正是傳統社會對個體事業成就和人生狀態的年齡期待。因此，我們需要將過度教育隨個體職業生涯的變遷，納入年齡構成的生命歷程階段進行討論。
過度教育短期論依據的是職業流動理論。該理論認為教育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回報形式，并非僅僅體現為直接的收入獲得，它還隱含著實現向上職業流動的更多機會。當給定初始職業位置后，那些具有更高學歷的勞動者會有更多的實現向上職業流動的機會，換言之，同一職業位置的那些過度教育者，其“過度”的那部分教育會帶來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從而有助于其擺脫過度教育。因此，過度教育對個體而言是短期性的。
從中國的實證研究來看，盡管有學者發現過度教育隨著年齡增長呈現下降趨勢，但并未嚴格區分過度教育變遷的年齡效應和世代效應。此外，職業流動理論存在明顯不足，即忽視了不同年齡階段的職業流動狀況。事實上，人們的職業流動機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呈現下降，且個體的教育文憑也可能隨年齡增長而逐漸貶值。因此，職業流動理論的解釋邏輯可能僅適用于青年或中年階段的過度教育變遷，而難以適用于過度教育隨整個職業生涯的長期變遷趨勢。
過度教育長期論主要來自信號理論。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中的招聘過程是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投資行為，因為雇主和求職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導致雇主事先難以判斷求職者的生產能力。為此，求職者在工作搜尋過程中，就會增強和釋放其工作能力的信號（如教育背景），這些信號進而成為雇主甄別和篩選求職者的主要依據。但在此過程中，有些雇傭狀態或工作經歷可能釋放負面信號。例如在雇主無法確定某求職者生產效率的情況下，如果看到其簡歷中出現過度教育、定期失業或非穩定就業的經歷，則可能會對該求職者的潛在生產效率或個人能力產生負面印象。同時，教育錯配可能引發疤痕效應(scarring effect)，一旦過度教育發生，則可能給勞動者的履歷上烙下一道疤痕，這種疤痕會嚴重阻礙他們未來的工作流動。由此，過度教育的經歷會限制人們長期的職業流動，即便換工作或積累經驗，也未必能徹底逃離過度教育的困境，而可能只是從一種過度教育的工作狀態轉到另一種過度教育的工作狀態。從中國的經驗研究來看，有學者通過分析過度教育隨著年齡和工齡的變化，認為過度教育并不是短期現象。因此本文推斷，過度教育在個體職業生涯中更有可能是一種長期性現象。
（二）過度教育的時期效應
隨著時間推進，過度教育會呈現上升的趨勢嗎？本文認為，過度教育隨著時期的變遷趨勢，主要取決于不同時期與產業結構相對應的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結構特征。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如果職業結構隨時期整體呈現高級化趨勢，那么其吸收較高等級教育學歷的能力越強，過度教育的發生幾率就越低。反之，則過度教育發生的幾率越高。歐洲和美國的實證研究發現，過度教育隨著時期進程呈現出整體上升趨勢，但需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職業結構正在走向“兩極化”趨勢，即以管理和技術為主的高技能職業正在擴張，并且以人際服務和互動為中心的較低技能職業也在增長，但是中等技能職業的增長逐漸停滯甚至下降。這種中等技能職業的空心化可能會降低勞動力市場消化具有高等教育文憑勞動力的能力。分析中國過度教育現象隨著時期的變化態勢，我們需要準確把握職業結構的整體變遷趨勢。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職業結構實現快速升級。陸學藝（2004）通過分析大量實證資料，發現1978-2002年我國職業結構整體上“趨向于高級化”，并主要體現出三個方面的變化趨勢，一是絕對崗位數量不斷增長，二是職業種類的增生，三是中等、高等層級職業崗位的比重呈現上升，而較低層級職業崗位的比例逐漸下降。這種職業結構趨高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有兩個：現代化和市場化。自2002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現代化進程和市場化進程迅猛發展，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職業結構的高級化。
職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將提升勞動力市場吸收和消化較高教育學歷勞動者的能力，從而降低過度教育發生的幾率。這主要體現在三個過程：第一，整體職業結構高級化過程，將推動絕大多數職業內部的教育需求呈上升趨勢，從而有助于吸收較高學歷的勞動者。第二，部分職業的增生和迅猛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勞動力市場中的教育需求。在市場化和現代化的推動下，部分專業技術人員、商業服務人員和生產運輸人員等職業得到更快速度的發展，并且對教育程度的需求增長較快，從而有助于提升消化高等教育學歷勞動者的能力。第三，不同職業間的邊界滲透過程，有助于拓展高等教育者的就業路徑，降低過度教育的發生幾率。市場化和現代化進程創造了大量商業服務人員等職業，其所需要的教育程度也在不斷上升，為那些潛在的過度教育者提供了找到適度教育工作的機會。這種跨越職業邊界的搜尋匹配過程，有助于消化我國勞動力市場中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勞動力。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推斷，過度教育將隨著時期呈現下降趨勢。
（三）過度教育的世代效應
過度教育隨著不同出生世代將呈現怎樣的變遷趨勢？本文認為，過度教育的世代效應，植根于教育制度本身的變遷軌跡之中。絕大多數個體是在青少年成長時期接受學校教育，因此某一宏觀教育制度的變化，只會影響特定世代群體接受教育的機會，而非全部世代群體。其結果是，宏觀教育制度的變遷，將會在不同出生世代的教育分布中得以體現；同時個體所獲教育文憑的勞動力市場價值，取決于在其出生世代的教育分布中所處的相對位置：相對位置越高，其教育文憑所釋放出的信號價值越強，個體發生過度教育的幾率就越低。最新一項基于英國、法國、荷蘭等12個西方工業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隨著教育擴張進程，年輕世代的過度教育發生風險顯著上升，而且高等教育文憑已成為年輕世代在職場競爭和生存的必要條件，但實際的經濟回報卻不斷下降。
我國教育制度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奠基、改革、擴招和內涵提升。這四個階段的教育制度變遷，導致勞動力市場中的教育構成呈現出世代差異，并且影響勞動者在市場中的相對教育位置。總體而言，越晚出生的世代，接受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越多，整體受教育程度將會越高。但是，由于教育程度隨出生世代的整體上升，將使同一學歷的相對教育位置下降。其結果是，同一學歷對于年輕世代的價值也就越小。
具體而言，勞動力市場中由于雇主和求職者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雇主主要通過人們所處的相對教育位置來判斷人們的生產效率。由于個體的求職競爭等行為，往往發生在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出生世代群體中，為此，那些在其出生世代中相對教育位置越高的求職者，越有可能被雇主選擇，越有可能找到匹配其教育程度的職業。因此，越晚出生的年輕世代，發生過度教育的幾率越高。
▍數據、變量與模型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2003-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對本研究而言，CGSS數據有兩個明顯的優勢：具備充分的時期跨度和測量題器保持一致。首先，我們分別基于2003-2008年和2010-2017年數據建立APC模型，估計結果與合并樣本基本一致。其次，我們將權重納入APC模型之后，估計出的年齡、時期和世代效應是穩健的。我們首先合并CGSS的9期數據（詳見表1），并將樣本限制為居住在城市、18-60歲之間，隨后剔除職業、教育等核心變量有缺失值的樣本，最終進入模型的分析樣本有26820份。
（二）過度教育測量
教育匹配（過度教育）的測量基于現實匹配法（realized matches）。所謂現實匹配法，是由研究者首先基于觀測數據，使用眾數或標準差來界定每種職業所需要的標準教育程度，再通過比較個體實際教育水平和其職業所需教育程度，來界定是否發生過度教育。這是當前教育匹配研究領域使用最為廣泛、認可度最高的方法。
但是，這一方法存在兩個缺陷。第一，它忽略了制度的變遷性。現實匹配法適合那些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相對比較穩定的國家，而我國近幾十年的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都經歷了重大變遷。為克服這一缺陷，我們引入“時期—世代”的時間格，在每個格子內部使用現實匹配法來界定過度教育。第二，忽略了職業內部教育的異質性。許多職業內部需要不同教育程度的個體共同構成，而現實匹配法會在統計上將部分適度教育者劃歸為過度教育者。為了克服這一偏差，我們引入職業內部的教育異質性指數（IQV），將其納入過度教育的預測方程，由此降低測量偏差造成的干擾。
基于改進后的現實匹配法，本文通過四個步驟測量過度教育。第一，根據調查時期和世代劃分“時間格子”，其中出生世代包括三個分組，即1960年以前、1960—1980年、1980年以后的出生世代。第二，根據被訪者的受教育狀況，劃分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其中教育程度包括6個分類（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學專科、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第三，每個時間格子內部，根據國際標準職業分類（ISCO-88）的三位職業編碼，計算每種職業內部的教育程度眾數和教育年限標準差。第四，通過比較個體實際受教育狀況和其從事職業所需要教育水平，使用眾數法和標準差法界定過度教育。基于不同方法，過度教育的測量結果分別為35.09%（CGSS眾數法）和35.27%（CGSS標準差法）。
可見，我們使用不同數據和統計標準所得出的過度教育比例是一致和穩健的（約為35%）。此外，教育不足雖占比例約為17%，但許多研究表明，教育不足者在勞動力市場中往往不會處于劣勢地位，因此為了簡化分析，本文將教育不足和教育匹配的個體都合并為適度教育。在敏感性分析中，我們剔除教育不足樣本，發現研究結論也是穩健的。
表1呈現出基于CGSS數據庫定義的其他變量。首先在人口學特征方面，平均年齡為41歲，男性約占53%，城市戶口占78%，少數民族約占6%，中共黨員占32%，已婚者占83%。其次在工作特征方面，工作經驗平均為23年，體制內就業比例約為49%，壟斷行業就業者占46%。職業類型中，管理人員占10%，專業技術人員占21%，辦事人員占13%，商業服務人員占20%，體力勞動者占36%。職業內部的教育異質性指數的取值范圍是0到1，均值為0.86，意味著整體而言職業內部的教育異質性程度是相對較高的。最后是家庭背景和區域變量。本文取父親、母親的教育程度中的最高值，作為家庭背景的代理變量。區域是按照省份劃分的，其中東部地區樣本占53%，中部地區占28%，西部地區占19%。
（三）研究方法：年齡—時期—世代模型
為了研究教育匹配（過度教育）隨時間的變遷趨勢，本文采用年齡—時期—世代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簡稱為APC模型）。APC模型能夠區分并估計過度教育隨年齡、時期和世代的變遷趨勢。借鑒以往研究，本文將過度教育的APC模型表達為如下形式：
方程（1）中，pi表示過度教育的發生概率，μ為截距項，β1表示年齡效應，β2表示時期效應，β3代表世代效應，Xp代表控制變量。但在實際估計過程中，由于年齡、時期和世代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共線關系，導致APC模型存在無法識別的問題。對此，學者們提出了多種解決方案，例如局部限定法、虛擬變量分組法、內生因子法和多層交叉隨機效應法等，但每種方法都有其局限，到底哪種方法是估計APC模型的最佳方案？學者們對此并未達成共識，但建議研究者至少應該使用兩種方法作為穩健性檢驗。
本文選擇虛擬變量分組模型和多層交叉隨機效應模型。虛擬變量分組模型將樣本成員的年齡、時期和世代分組到不同長度的時間間隔，從而解決原始方程識別不足問題，而且這種方法允許研究者根據實際需要對年齡、時期和世代進行靈活分組。
我們在這里采用兩種虛擬變量法進行估計，一是將年齡、時期、世代都作為虛擬變量納入模型，其中時期為實際調查年份，年齡和世代以5年為時間間隔。二是將年齡作為連續變量（同時納入年齡、年齡平方和年齡立方），將時期和世代作為虛擬變量納入模型。以往實證研究表明，這兩種虛擬變量法都可以打破原始APC方程的共線關系（本文使用兩種方法估計的結果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多層交叉隨機效應模型本質上屬于多層次模型，即研究者在估計過度教育的變遷趨勢時，將年齡效應通過低層變量的固定效應來估計，將時期效應和世代效應通過高層次的隨機截距效應來估計，這種模型設定可以打破原始APC方程的共線關系。由于時期和世代并非嵌套關系，而是交叉關系，這一方法被稱為多層次交叉隨機效應法。本文使用虛擬變量模型和多層交叉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基本一致。
▍實證分析結果
（一）年齡效應
為了檢驗過度教育是短期性還是長期性現象，本文使用APC模型估計過度教育隨著年齡的變化趨勢。表2是基于虛擬變量法的APC模型估計結果（其中年齡、時期和世代都作為虛擬變量納入模型），因變量分別為基于眾數法和標準差法測量的過度教育。
由表2觀察可知，過度教育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但這種下降趨勢主要發生在青年階段，到中年階段及以后，過度教育并未隨年齡明顯下降。我們將表2系數進行圖示化（詳見圖1），結果清晰地顯示，無論使用眾數法還是標準差法，過度教育都隨著年齡增長有所下降，但這種下降主要發生在青年階段。作為穩健性估計，我們使用虛擬變量模型（年齡為連續變量）和多層交叉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詳見圖2），兩種估計方法都表明，過度教育隨著年齡的下降趨勢主要發生在28歲以前，而在此后下降趨勢并不明顯。由此可見，人們的確可以擺脫過度教育，但是這種擺脫主要發生在職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到中年階段及以后，就會很難擺脫過度教育。
但是，我們依然無法直接判斷過度教育到底是臨時性還是長期性現象。這是因為，APC模型的年齡效應僅反映過度教育在青年階段呈現下降趨勢、在中年階段及以后呈現持續趨勢，但那些在職業早期階段發生過度教育的人口，有多大比例能夠擺脫過度教育？作為一項補充分析，我們基于CFPS 2010—2016年追蹤數據和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來刻畫過度教育的變遷軌跡。序列分析的優勢在于，可以勾勒出同一個體在不同時間點教育匹配的變遷軌跡，圖3序列分析結果顯示，第一，所有個體可以被聚類到四種教育匹配的軌跡之中，即持續適度教育、持續過度教育、過度轉向適度和適度轉向過度。第二，從2010年到2016年，51%的個體持續適度教育，35%的個體持續過度教育，8%的個體從適度轉向過度；但是，6年之內只有5%的個體從過度轉向適度，這一比例是相當低的，即每年只有不足1%的個體從過度轉向適度。這意味著，盡管有些人可以擺脫過度教育，但是絕大多數人難以擺脫過度教育的狀態。為了進一步確認這一結論，我們將樣本限制為所有過度教育的個體，發現在6年之內僅有不足13%的過度教育者可以擺脫過度教育，言外之意，87%的過度教育者無法擺脫過度教育。綜合APC模型和序列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伴隨個體生命歷程，過度教育是一種長期性現象。
（二）時期效應
表2和圖1結果清晰地刻畫出過度教育的時期效應。整體而言，過度教育隨著時期進程呈現下降趨勢。
首先，從2003年到2006年，過度教育呈現出微弱上升趨勢，隨后迅速下降。一個背景性原因是1999年的大學擴招，即勞動力市場中大學文憑在短期內出現迅速擴張，而當時的勞動力市場無法迅速吸收這些勞動力，從而使得大學文憑出現“通貨膨脹”，很多大學生無法迅速找到匹配其教育的職業，最終導致過度教育的上升趨勢。
其次，過度教育隨著時期整體呈現下降趨勢，這與以往研究發現的“過度教育上升論”截然相反。同時，圖1中無論用眾數法還是標準差法，都表明這一結論是穩健的。圖2中無論虛擬變量模型（年齡為連續變量）還是多層交叉隨機效應模型的分析，也都表明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本文認為，以往實證分析之所以發現過度教育隨著時期上升，是因為忽視了過度教育的世代效應（即年輕世代不斷涌入勞動力市場，且年輕世代過度教育的幾率更高），當嚴格區分和識別過度教育變遷的年齡、時期和世代效應之后，過度教育整體隨著時期而下降。
但是，如何理解過度教育隨時期下降的趨勢？我們在理論分析中提出，過度教育變遷的根本動力在于職業結構的變遷。那么，中國職業結構如何隨時期變遷？有學者研究表明，1978年到2001年間我國職業結構“趨于高級化”，并認為未來10年職業結構的高級化趨勢會有飛躍式發展。本文通過進一步分析2002年到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城鎮數據，發現以專業技術人員為代表的對教育和技能要求較高的職業比重迅速上升，成為城鎮勞動力市場中的主要職業類型；相反，以農林牧漁生產為代表的對教育和技能要求較低的職業，其比重迅速下降。凈差異指數進一步為職業結構高級化提供了重要證據，我們基于2006年和2015年各類職業的分布比例來計算凈差異指數，計算出的凈差異指數為17.4%，表明職業結構在近10年間實現了17.4%的向上偏移，表明我國職業結構確實正在走向高級化。
那么，職業結構高級化進程如何影響職業內部的教育需求變化？我們基于2003年至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城鎮數據，刻畫出不同職業內部教育需求的變化趨勢（詳見圖4）。觀察可知，第一，幾乎所有職業內部的平均教育年限都呈現出穩定增長趨勢，只有管理人員的教育需求略有下降；第二，不同職業對教育學歷的需求中，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管理人員需求相對更高，而農林牧漁生產人員則對教育程度需求最低。那么，為什么會出現職業內部平均教育年限的增長？我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職業結構整體的高級化進程，驅使著職業內部教育需求的增長；二是1999年以來的教育擴招，以及人們為了獲得更好職業而對教育的投資增長，將導致勞動力市場中高教育者的迅速增加，由此形成“水漲船高”效應，即職業內部教育需求的增長。整體而言，伴隨著職業結構高級化進程，不同職業對教育程度的需求出現增長，有利于勞動力市場消化不斷增長的教育文憑。
以上分析表明，勞動力市場中職業結構轉型深刻影響過度教育的變遷趨勢。從2003年到2017年我國城市職業結構發生了明顯轉型，表現為整體職業結構高級化的趨勢，尤其專業技術人員和商業服務人員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最主要的職業類型。這一過程深刻改變著不同職業內部的教育需求，表現為幾乎所有職業內部的教育需求都呈現上升趨勢，從而不僅提高相應職業的教育準入門檻，也有力提升了勞動力市場吸收和消化教育文憑的能力，最終促使過度教育隨著時期整體呈現下降趨勢。
（三）世代效應
我們已經展示過度教育隨著時期呈現下降趨勢。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媒體報道還是人們真切感知，都表明“就業難”問題不斷凸顯。由此推測，過度教育水平理應上升。那么，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事實上，人們所感知到的“就業難”，主要建立在對青年群體就業過程的觀察（尤其剛畢業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大學生），而非基于全部年齡人口的觀察。過度教育變遷的世代效應，恰恰為我們理解不同出生世代人口的過度教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表2和圖1呈現出過度教育變遷的世代效應。觀察可知：第一，從1943年到1999年的出生世代中，過度教育的發生幾率整體不斷上升。無論使用眾數法還是標準差法（圖1），無論使用虛擬變量模型還是多層交叉隨機效應模型（圖2），都表明過度教育隨著出生世代的上升趨勢是穩健的。第二，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世代，其過度教育呈現出明顯下降趨勢，這主要是由于其受教育年限相對較低（因“文革”等政治運動的影響），所以不太容易發生過度教育；而1963年以后出生的世代其過度教育迅速上升，并且1980年及以后的出生世代，過度教育的上升趨勢更加明顯。整體而言，過度教育隨著出生世代呈現出明顯上升趨勢。
那么，如何理解過度教育隨出生世代的上升趨勢？我們認為，中國宏觀教育制度變遷深刻影響著不同出生世代的教育獲得和相對教育位置，進而影響個體發生過度教育的可能性。本文通過分析不同出生世代教育獲得的變遷軌跡發現：第一，從絕對受教育年限來看，人們的平均教育年限隨著出生世代整體呈現明顯增長趨勢：1943—1953年世代平均受教育年限約為9.5年，而1983—1987年世代則為13年左右。第二，不同世代的教育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伴隨著出生世代的推進，初中及以下學歷的比例在不斷降低；大學專科和本科比例在1967年以前的出生世代中緩慢增長，而在1967年以后的出生世代中增長較快；尤其伴隨1999年大學擴招，1980年以后的出生世代中本科學歷者的比例迅速飆升。
不同世代內部教育構成的相對變化，會影響過度教育的發生。因為教育構成隨世代的相對變遷，會使得同一學歷的價值不再僅僅取決于其所受教育的絕對年限，而更取決于個體在其出生世代中的相對教育位置。換言之，個體所獲得學歷能發揮的效用，或者能否在勞動力中獲得匹配其教育的職業，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所在出生世代競爭者的教育構成，其教育構成中高等學歷的比例越高，個體面臨的競爭壓力就會越大，越容易發生過度教育。
為了驗證這一假設，我們基于以往學者關于相對教育位置的分析模型，建立過度教育的多層次隨機系數模型。具體而言，個體層次變量包括年齡、時期、受教育年限和其他控制變量；高層變量為出生世代。同時，我們計算出不同世代內部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將其作為第二層變量的解釋變量，并且將該變量與第一層次的受教育程度進行交互，該交互項系數可以顯示出個體受教育程度對過度教育的影響是否會受到其出生世代內部教育構成的影響。圖5為交互項系數的圖示化，結果顯示，出生世代內部“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比例的增長，會顯著增強較高學歷個體發生過度教育的幾率，但是基本不會影響較低學歷的個體。具體而言，無論高中、中專和技校，還是大學專科、本科及以上的個體，都隨著其出生世代內部高等學歷比例的增長，其發生過度教育的幾率逐漸上升；但是對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個體，其過度教育幾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小。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見的一致，越晚出生的世代之所以更有可能發生過度教育，主要是因為其出生世代內部高等學歷獲得者的迅速增長。
綜合以上分析，由于教育制度的變遷，不同出生世代接受教育的機會存在差異。從1943年到1997年的出生世代，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越來越多，從而導致整體教育水平隨著出生世代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由于個體在勞動力市場中主要與其年齡相近的同輩競爭，為此整體教育程度的上升使得越晚出生的世代在勞動力市場中面臨的競爭壓力越大，最終導致過度教育隨著出生世代整體呈現上升趨勢。
▍結論與討論
伴隨著過去半個世紀全球性的教育擴張，教育匹配（尤其過度教育）問題已在不同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中受到關注。本研究基于2003-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使用年齡—時期—世代模型評估過度教育的變遷趨勢，區分推動變遷趨勢的力量和機制，最終得到三個主要結論。
第一，過度教育隨著時期進程整體呈現下降趨勢，這主要是由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職業結構轉型所推動的。伴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我國職業結構總體呈現出高級化趨勢，有力地推動勞動力市場吸納高學歷的勞動者，因而過度教育現象實際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
第二，過度教育隨著出生世代不斷上升，主要由我國教育制度變遷引起，伴隨我國義務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擴招，越晚的出生世代整體教育水平越高。由于個體在勞動力市場中主要與其年齡相近的人競爭，為此越晚出生世代面臨的競爭壓力越大，發生教育錯配的幾率越高。
第三，過度教育對個體而言是一種長期性現象。盡管APC模型表明過度教育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微弱下降，但是這種下降主要發生在青年階段；發生過度教育的個體中僅有很小比例的成員能夠擺脫過度教育，絕大多數個體依然處于過度教育的狀態。值得警醒的是，過度教育并非能夠輕易擺脫，而可能在個體職業生涯中長期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本文從教育—崗位匹配程度來界定和討論“過度教育”現象，主要是針對個體而言。就中國社會整體而言，提高國民素質依然任重道遠，教育遠遠沒有過度。其次，我們所說的學校正規學歷教育，其功能不僅僅是面向就業市場，為分配職位和收入提供主要依據。教育在文化價值傳承和提高國民素質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便勞動力市場存在過度教育現象，繼續擴大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不可否認。再次，關于教育錯配問題，也需要辯證地看待。適當的錯配，可能有其正向的功能。例如有些職位，傳統上對教育的要求不高，高教育者的進入，在一定意義上形成錯配，但另外一方面，這些“過度教育”從業人員的進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改變職位的內涵和工作內容，提升服務質量和報酬，可能會吸引更多高教育從業人員的加入，提升教育匹配程度。最后，無論是“教育匹配”還是“過度教育”，只是概括描述了勞動力市場中的現象，本文重點關注的是這種現象的宏觀變遷趨勢。至于是何種因素影響教育匹配的程度，如個人能力、性格等未被觀測特征有可能影響同等教育水平者在勞動力市場的職位獲得，是未來研究教育匹配的勞動力市場后果中必須考慮的內生性問題。
我們對教育匹配的狀況趨勢的描述，依賴于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變遷趨勢中日漸流行的年齡—時期—世代模型（APC模型）。盡管關于APC模型估計原理的學術創新依然是學術界關注的前沿議題，并會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期持續下去，作為理解社會變遷趨勢的重要方法，APC模型依然有其無可替代的價值。我們將APC模型引入過度教育的研究，能夠比以往研究更準確地識別出過度教育變遷的不同時間趨勢，有利于人們更加全面地理解教育匹配的變遷趨勢。當然，對APC統計模型的不同估計方法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例如，為打破APC模型中的共線關系，早期比較常用的方法是在APC模型中加入約束限定，如限定年齡（或時期和世代）效應中的任意兩個系數相等（也被稱為局部限定法），但研究者往往缺乏先驗信息，無法知道哪種約束限定與現實是一致的，因此這種方法對約束限定條件的選擇比較敏感，可能會導致年齡、時期或隊列估計的不一致。后來學者提出內生因子法（intrinsic estimator），通過線性代數的參數空間分解來打破年齡、時期和世代的共線關系，但這一方法也受到挑戰，批評者認為內生因子法的隱含假定過強，在現實中也難以成立。本文使用的虛擬變量分組模型和多層交叉隨機效應模型，不需要依賴于先驗信息和前提假定，其估計原理也更容易被研究者理解和接受，且這兩種方法估計過度教育的年齡、時期、世代效應一致。
盡管有上述局限和有待拓展的議題，本研究總體上豐富了我們對教育匹配（過度教育）變遷趨勢的描述及其理論解釋。西方學者有關過度教育變遷趨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個體隨著年齡和職業生涯的變化。本文沿著以往的研究脈絡，將時期和世代兩個時間維度納入過度教育的變遷趨勢，聚焦分析宏觀制度結構變遷對過度教育造成的影響，擴展了過度教育變遷趨勢的研究框架。同時，我們基于職業結構和教育制度的變遷軌跡，提出對過度教育變遷趨勢新的理論解釋，即使用職業結構升級理論解釋過度教育的時期變遷，并使用相對教育位置理論解釋過度教育的世代變遷。實證結果也支持了這兩種理論解釋，即過度教育的變遷趨勢被深深烙上了產業結構轉型、職業結構升級和教育制度變遷的印跡。這些發現有助于我們理解過度教育現象如何隨時期、世代所呈現出的變遷趨勢。
在本文提出的結論之上，未來勞動力市場的宏觀調整需要考慮以下方面：
首先，對于年輕的世代，他們既是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的主要受益者，也是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導致的“過度教育”的主要承擔者。如何創造與教育相匹配的職業崗位，需要產業政策和教育政策的系統協調與配合。
其次，教育系統進一步改革和發展需要特別關注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制度聯結設計。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對勞動力就業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未來教育改革有必要加強職業教育的發展規模、培養質量和社會認可度，從而強化教育系統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聯結強度。同時，高等教育的發展要提升培養質量、提高就業質量，通過加強個體基本技能和綜合素質的培養，促進高學歷勞動者的教育—職業匹配。
再次，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謀劃需具引領性。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將越來越注重內涵和質量，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既為降低過度教育現象提供了機遇，也對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建設和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挑戰。可以將教育匹配納入就業質量的衡量范圍，以對高校招生、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起到反饋作用。
最后，教育不僅具有就業和經濟的目標，更對提高國民素質、推動社會文明和民族復興具有深遠意義。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的遠景目標。加強學校教育到勞動力市場過渡的動態研究和政策設計，努力發揮每個人的潛能，創造“人盡其才”的制度環境，是實現這一遠景目標的應有之義。
本文原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原題為“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匹配的變遷趨勢——基于年齡、時期和世代效應的動態分析”，篇幅有限，文章有所刪減。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