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余慶(已故) | 北京大學歷史系
【導讀】國家統一在很多人看來是天然正當的，但歷史地看，國家統一經歷了一個長期過程。田余慶教授以國土開發與民族發育兩方面為線索，探討中國古代國家統一問題。就國土開發而言，從西周到秦，中國完成了北方東西兩部分的開發、平衡和統一；秦漢以后到元，國土開發主要在南方，南北發展逐漸走向均衡，最終在元朝實現南北一體，就國土開發來說，南北分裂的可能性不復存在；元以后，東西部發展差距成為事關統一的關鍵，國土開發的重點轉向西部，但這個任務遺留至今，東西部不平衡依然是統一的隱患。從民族發育角度而言，各民族發展水平在歷史上也不一致，應承認各民族有自身發育過程，期間發生過一些沖突和災難，但回過頭看，災難往往帶動歷史進步和多民族融合。
田余慶先生指出，這兩方面不斷發展所誘發的矛盾，使中國的統一有張有弛、有縮有盈、有退有進，總體上朝更高水平、更大規模的統一發展。總括起來：西周東周時期最早形成統一觀念，奠定中國統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礎；秦漢時期創造統治大國的制度基礎和治國經驗，逐步形成統一規模和傳統；隋唐收獲十六國以來豐碩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發民族生機；元明清進一步營造統一局面，確定了今天的中國版圖和民族格局，使中國以統一大國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當代西部大開發則是鞏固中國統一的長遠大計。
本文原標題為《中國古代史上的國家統一問題》，節選自《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史鑒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中國古代史上的國家統一問題
這里要探討的問題看似普通，但是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和現在國家發展有重要的聯系，比如說統一的問題、多民族的問題、大國的問題，都是中國今天的基本國情。這些都是在中國古代史上逐漸形成的。自古以來，“統一”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是逐漸形成的。這里要探討的就是歷史上中國是如何形成統一的；各個民族又是如何陸續進入這個統一國家，從而使這個統一國家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如何在統一破裂以后，沒有例外地，都能夠在或長或短的時間之內回歸統一；怎么樣在幾千年里從一個低水平、低層次的統一走到今天這樣一個比較高水平的統一，將來還要進一步有一個更高水平的統一。這個過程貫穿中國歷史幾千年之久，有相當豐富的內容可以探索。但是這個現象只有中國一家有，在世界上缺乏歷史對比，中國人看來反而覺得當然如此，而為什么形成這個狀況，探討理論的內涵做得相對不夠。
我準備從兩個方面、兩個線索來探討。第一個是中國國土開發和國家統一問題。統一是國家形態，國家首先要有一定的領土作為自己的范圍，所以國土開發的步伐及狀況跟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第二個要探討的是民族發育和國家統一問題。各民族包括漢族在內都有一個發育過程，發育過程有時導致民族矛盾，怎么樣使這些矛盾走向統一，從而使各個民族一個又一個進入到統一的國家里面來，構成一個大國，這也是一個重大問題。這兩個方面都是植根于中國社會內部，不是屬于外力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所以都有相當長的發展過程，而這兩個方面的發展過程很多時候都是交叉進行的。
統一也有另外一個方面的狀況，就是可能由于一時的政治原因國家分裂了，又由于一個什么原因它又統一了，這種情況歷史上出現過，它本身跟剛才所說到的，國土開發、民族發育的長期過程，沒有直接的關系，或者關系很少。這種統一和分裂往往是比較簡單一些，時間比較短一些，看來紛紜復雜，實際解決起來是比較容易的。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出現過分裂的次數很多，各種大分裂中間有一個五代十國的分裂。
五代十國是在唐以后，農民起義顛覆了唐政權，在沒有一個接替的新的秩序出現的情況下，北方相繼出現了五個短的朝代：梁、唐、晉、漢、周。這五個朝代統治了中國北方不大的一片地方，沒有一個能夠跨過長江，統治南方，所以南方形成“十國”。“十國”中又有一個國家在北方，實際上南方只有九國。九國中又有相承相襲問題，局面非常復雜。這個復雜局面是一時的、短暫的政治局面，看來與剛才所說的兩個線索沒有大直接的關系，雖然政治上紛紜復雜，但收拾起來不難，50年的時間也就澄清下來。分裂狀況的出現有時有一些偶然因素、暫時因素在起作用，這些只能個案地來研究。總體地來看，宏觀地來看，只好抓住兩個主要的線索來觀察，其他一些短暫的東西在這里面就不提了。
現在中國統一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臺灣問題。我覺得臺灣問題和我所要講的兩個重要的線索都沒有直接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來列強人侵中國所帶來的后果，政治因素是最主要的，解決起來，在策略上政治上會有很復雜的斗爭。但是這個問題并不是一個牽涉到中國社會內部發展線索的問題，不包括在我今天要講的問題之中。
下面先講第一個問題：國土開發和國家統一。
國土開發和國家統一是對國家的領土這個要素做一個回顧。首先是什么叫統一，有沒有定義的問題。這個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目前寫文章的人有一個傾向，就是一步一步把統一向前提。傳統的說法，國家統一，有自己一套制度來鞏固統一，是從秦漢開始。我自己的想法，一個勁兒往前提并不是一個辦法，因為越提越渺茫。但是把秦漢作為統一的起點，前面有沒有一個必然要統一的趨勢，有沒有這個階段，這就是秦漢統一從何而來的問題。我自己的想法是開始從西周算起，西周的大一統是古人的說法，我們科學地分析這個大一統和秦漢的統一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水平是低層次的，但是畢竟也有相同的東西。
西周的大一統是從西周分封開始的，西周有一個中央政權，這個中央政權能夠實現自己的主權，在中國北方黃河流域的范圍之內發號施令，讓自己的功臣、周室宗親等等各種各樣的人到東方去開辟土地。這是一種國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是讓中國北方的西部和東部都開發出來。如果說西周是統一的開始，那也只是低層次的，不過與秦的統一有直接的內部聯系。
統一的第一個時期，即統一逐步形成時期，大體上是西周到秦。秦漢以后到元，我認為是中國統一的第二個時期。元以后進人到中國統一的第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在地域上來說，統一的范圍大體上是中國北方的東西兩部。西部是位于渭水流域周人興起的地方，由中央政權直接統治。東部是要開辟的地區，諸侯國所在地。這兩個部分的開辟、發展以至于走向平衡，是這個階段統一的歷史內容和地理界限。秦漢以后到元是第二個階段，這個時候中國北方，東部和西部結合在一起，要開發的地區是廣大的中國南方。這個過程比前面那個過程要長一些。因為增加了更復雜的民族因素，民族因素是各個民族自身發育問題，是繞不過的。歷史需要為此付出時間，1000多年時間。
到了元以后，我認為中國的統一，從地域方面來說進人了第三個時期，理當是開發大西部。元以后，實際上在東部的南北，沒有再出現分裂的可能性，問題在于西部。但是元以后中國缺乏能力，缺少開發的條件，比較準確一點說，元以后中國缺乏一個資本主義時代，沒有技術力量，也沒有其他力量，能夠利用中國東部作為基地，把西部開發起來，廣大的西部長期處在一個待開發的落后狀態。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開發西部是一個大政策，是對中國歷史遺留的一個大問題的交代，對中國整體開發的一個交代，而且也是對于中國統一的進一步鞏固，開啟一個新的起點。西部不開發，處在荒涼的狀態，西部又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地方，處在一個開發滯后的狀態，這樣一個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是不應當繼續的。
美國在19世紀開發西部，實際上也有類似的思考線索在里面。19世紀的美國靠著東部十三州的區域，靠著新英格蘭的傳統在發展，西部卻處在相對的隔絕狀態，又有另外一種文化在滋生，長此以往，美國也有可能出現像加拿大——一個英語的加拿大，一個法語的加拿大一樣的問題。但是美國大力開發了西部，以至于西部和東部走向平衡，維持了美國今天的國情局面。可是中國缺乏這樣一個資本主義時代來完成這樣的任務，所以留下了一個開發西部的大問題。這是一個總體的線索。
現在回過頭來具體講第一個問題，國土開發和國家統一的問題。中國早期國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業，統轄范圍西面到渭水流域，東面一直到海，北面是今天北京以北的燕山區域——西周分封的最北一個國家就是燕國，向南到了長江流域。所謂分封，按當時說法叫做“授民、授疆土”，授給你民，這個民是什么人呢？大體上是被征服的殷朝的遺民，還有很多殷朝遺民以外的蠻、夷、戎、狄，他們原來被認為是華夏族以外的民族。有很多地方授民授的并不多，封君、諸侯自己帶去一點隨從，在這個地方白手起家，叫做“蓽路藍縷，以啟山林”，推著小車，穿著破爛的衣服，開山辟野，慢慢形成基業，從小到大，慢慢形成一個封國。
這個時候政治中心在西，在渭水流域，而國家的大量的活動，很有生氣的活躍的部分，是在東部的諸侯國家。東西相比，西方是政權所在，命令所出的地方，但是狹小的渭水流域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間，能開發的在當時來說很有局限。東部是沖積的黃土平原，開發起來相對來說并不是特別的難。東部的勢力比起西部來是在慢慢超越，以至于西周政權在西部也待不下去，跑到東方來了，這就成為以后的東周。
進人東周的時候，東部開發已經有200多年歷史，形成一個又一個國家。我們今天知道春秋有所謂五霸，五霸以外，比較知名的國家還相當多。大體上說，春秋局面還不是高水平的局面，但是從當時來看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多年由西周那個“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狀態轉化成為東周五霸這樣一個局面，應當說時間不算太長。因為當時在開發東部的時候所能夠使用的工具，基本上是石、木再加上比較貴的青銅工具，銅器因為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而且勞動人手是極其稀少的。在此以前，一個封國，實際上也就是三五十里、七八十里、百來里。國和國之間有大量的空荒的、沒人管的、有待開墾的地方，所以國與國也不相連，各干各的。在那么一種落后狀態之下，200多年開發出一個春秋局面，應當說這個歷史的進步還是可觀的。
進人東周以后，新問題出現了。原來東部的秩序直接跟西周的宗主國相聯系，諸侯受封而來，向周王回報，要朝貢、要覲見，有自己的義務。而現在，西周朝廷搬到東面來了，它也不像西周時候是那么有尊嚴、有威望的一個朝廷，在洛陽處在和東周諸侯國家一樣的狀態。東周的諸侯國家，一個一個挨在一起，不免產生矛盾，出現各種糾紛，糾紛往往沒有更好的手段可以解決，就是打仗，所以一部春秋戰國史就是一部戰爭史。這也就說明，分封開創了一種新秩序，這種新秩序，促進了東部的開發，也造成了新的問題。開發的國家不能自安其位，彼此沖突。分封的秩序成了舊秩序，在破壞中，走向反面，原來的宗主國家維持不了。代替舊秩序會是一個什么局面，這是一個長久的探索過程。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政治秩序，由于周王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要有一種新的權力來代替。春秋時期出現盟會，某一個諸侯比較強大，比較有影響，他就糾合周圍的國家，聯合在一起，試圖解決面臨的問題，方式是盟誓。盟會中用誓約的辦法，一條一條的加以解決。這可以說是用盟會的辦法代替周王權威，調整國家政治秩序。盟會主持者總是一個強國，強國主持這樣的盟會總要為自己謀利益，所以盟約僅僅只能維持一個短暫時間。最早最有名的一個盟會叫做“葵丘之盟”，盟主是齊桓公。這個盟會中留下了盟約五條，五條盟約中與國計民生關系大的、現實性強的，只有一條，叫做“無曲防，無遏糴”。“無曲防”，意思是不要利用水道來為自己謀利益， 對下游的人造成破壞，不要把河流改道，作為攻擊對方的手段。不只黃河有這個問題，北方各條水相沿的諸侯國彼此攻擊的時候，都可以使用水作為一種攻擊手段。“無遏糴”，就是不要阻止糧食的自由流通，國家相連，有了饑荒，希望鄰國糧食能夠有個調劑，互通有無。過去我們看重這個條款，因為直接關系人民生活。
現在細想起來，葵丘之盟，一命、二命、三命、四命所說，都不是和百姓生計有關的事情，都是說要維護西周所形成的禮、法秩序。這種禮法秩序是西周分封的時候要求于諸侯的一種根本秩序。禮法連在一起，說明當時的禮法還沒有完全分離，實際上也就是一回事。禮和法都是一種約束，后來意義就分化了。一命至四命的要求，包括諸侯國家要維持內部穩定，不要擅自改變繼承人，因為按西周宗法制度，繼承是有一定的規矩要遵循的。比如說按“嫡長制”立下了你的繼承人，你就不要擅自改變，立嗣人選和過程是周王所認可的，你擅自改變就違抗了周王，造成繼承方面的不穩定。比如說，為了維持禮法制度，不能以妾為妻，妻和妾的身份地位影響整個統治秩序，不應該擅自改變嫡庶的次序，等等。還包括用賢人。前面四命，就是這些內容。第五命包含兩款，一款就是上面說的“無曲防，無遏糴”，還有一款就是說不要封而不告。在分封制度中，諸侯國也有自己向下屬的分封，這個分封要得到周王的許可，要報告周王。這還是禮法秩序。
當時的盟會中，諸侯所感覺到他們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國計民生，有比這個更大的，就是禮法秩序破壞的問題。禮法秩序，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尊王，尊王就是尊周王，尊周王就是尊周公所定下的秩序，使之在自己國內能夠穩定。諸侯最大的心愿在這個地方。吳和越在西周的時候還是化外，被認為是荊蠻，不屬于華夏。春秋末年，吳和越也趁著中原亂的時候，跑到中原來爭霸權，一個是吳王夫差，一個是越王勾踐。這說明號令不能自天子出，周王等同于一個諸侯國，還沒有諸侯國的實力。諸侯國要自己維持秩序，又要打出周王的名號，因為沒有新的名號能夠代替它。這當然不能維持長久。要變，還沒有找到一個辦法。西周原來被認為是一種統一狀態，開發了東部以后，反而使統一走向自己的反面，到處是分裂的現象，還找不到出路。
再看戰國的情況。戰國跟春秋，我們統稱東周，實際上是一個時代分成前后兩段而已。春秋這個時代大概過了300年，就是暫時在盟會狀態之中維持秩序，局勢慢慢就有一種變化。最大的變化出現于公元前403年，這一年，西周分封秩序出現了一個大缺口，就是所謂三家分晉。晉國是西周分封的一個大國，經過了長期發展過程之后，晉國內部秩序沒有維持住，盟會也阻止不了晉國內部的分化，這個諸侯被他底下的三家給顛覆了，所以叫做三家分晉。這是一個政治上的偶然事件，但是卻是西周分封制度破壞的一個大標志。
接踵而來就有一點像多米諾骨牌，一個又一個事件接題而來，三五十年出現一個。把幾個大問題，幾個年代一排比，可以看得出來秩序上的變化：公元前403年，這是三家分晉。到了公元前386年，齊國又出了問題，齊國本來是受封于西周的姜氏，姜氏的齊國被下面的田氏所取代，這件事和三家分晉挨得很近。到公元前334年，又出現了一個新的事情，兩個強大的諸侯國，一個魏國、一個齊國，在徐州相約稱王。稱王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大事，在此之前只有周室，周天子叫做周王，被封的國家最多只能稱公，這是一個封建秩序中的等級問題。“徐州相王”說明諸侯也叫做王，意思是說和周天子是平起平坐的，而周天子則只是逃亡到洛陽來的一個流亡政府，沒有實力。諸侯與周王名分上平起平坐，實力上超越周王，周的秩序更進一步破壞了。
公元前288年，又出現了一個現象，兩個強國，西方的秦，東方的齊，齊秦兩個強國彼此相約，不稱王了，改稱為帝。在古人的觀念里，三皇五帝的帝，實際上已經進入人神之間，超越世俗的統治者，把周王壓到自己的腳底下。這個事情的出現是一個象征，就是王之上還要出現一個新的名號，才能維持秩序。齊秦互帝出現了一下，又取消了，條件還不夠成熟。再到公元前256年，一個后起的強國——秦國，冒冒失失的強國，又是個野性比較強的強國，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居然從西面跑到東面，把周王滅掉了。周不存在了，大家都是王，王以上必然要產生新的統治者，必然要出現一個帝。不能是兩個帝，只能是一個帝，這一個帝誰來做？戰國后期，實際上就是為這個惟一獨尊的帝的出現創造條件、敲鑼打鼓。
從這里我們聯系到當時輿論的動向，就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諸子百家爭鳴。百家爭鳴現象內容豐富，研究思想史，研究各種歷史的都很重視百家爭鳴的內容。我在這里說到的，是一個新秩序的出現所需要的政治輿論，從這個角度來看諸子百家和后來形成的政治局面之間的關系。周的分封秩序破壞以后，用什么秩序來代替，春秋盟會沒能解決，戰國時候硬打硬的打法，彼此抬高地位的辦法也還沒能解決。到底應該怎么解決，而解決以后又是個什么狀態，應當給未來的新秩序設想一些藍圖。諸子百家中間有許多設計社會政治走向的學說，實際上就是為未來的統一描繪藍圖，制造輿論。
比如“九州說”，中國政區的劃分，不是一個國。一個地區分開，而是用九個州來區分。九個州是在西周分封的地域之內劃分的，從北到南有冀州、青州、克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從這里進人關內還有雍州、梁州。這九個州的名字并不是在過去都存在，過去也不是這樣區劃開來的，這是戰國時人自己的設想，還說是當年夏禹治水的時候巡行天下，已經把這九個州劃開了，所以叫禹貢九州。禹貢九州之說就成為一種將來要形成的國家的行政區劃。實際上秦漢統一以后也超越了北方所有的九州而到了南方。
將來形成的新的秩序應該是繼承夏、商、周的，而夏、商、周被模糊地認為是華夏的一統王朝，那么就有人想到今后的制度也應當沿續夏、商、周。這個一統又要給它設計一個新的形式，中心區域是中央直轄，叫做王畿。王畿之外有一個圈圈包圍著，這就是中央所必須配置的勢力，也可以是諸侯。在這個層次之外又有第三個圈圈，這個圈圈應該是可以用綏靖的手段把秩序安定下來。第四個層次，則是可以用一些約定的辦法保持聯系。到最外一個層次，就是少數民族，蠻夷戎狄，他們住在外頭，叫做內諸夏而外夷狄。這五個層次當時叫做五服，就是匈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這也是一種對未來政區的設想。整整齊齊的五服自然是做不到的。這只是戰國時候為將要出現的新秩序的一種說法。
從理論上說， 夏、商、周以后應當出現一個新的朝代，朝代的代替有沒有規律可循呢？有人從這個方面思考，出現了所謂五德終始說。五德終始說認為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一種秩序代替另一種秩序，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這個規律用德來表示，形象化來說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用五行來表示五種秩序的代替也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是五行相克，也有人認為是五行相生。秦統一以后，用五行相克的說法，認為在五德終始里頭，周的德是火德，克火的是水，所以秦統一以后標榜自己是水德，與水德相應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表征，包括顏色、數字、歷法變化等等。拿歷法來說，夏歷，就是我們今天用的陰陽合歷的農歷據說是夏代所使用的歷法。夏代以后，商有商的歷法，周有周的歷法，實際上是同一種歷法相因相革。夏歷正月為歲首，可是商的歷法就不是用正月為歲首，它是用十二月為歲首，到周的時候，它用的是十一月為歲首。到了秦，它覺得要繼承這個東西，按這個東西的變化規律來說，秦的歲首必然是十月。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歷史上記載秦的年月，都是以十月為歲首，一直到漢武帝的時候才改回到正月。這也是一種為統一地繼承夏、商、周的秩序而設計的秩序。至于民間社會秩序，也有一種辦法，就是主張井田制。農民總是要有土地種，分土地得有一個辦法，把它系統化，把它規整化，把它理想化，因而形成井田制。
看來，這種歷史的鋪墊，為秦漢的出現，為這個統一國家的出現，呼喚了幾百年。秦的統一，上面有周制作為源頭，中間有各種設想、各種藍圖，最后形成了秦的統一制度。當然秦的統一不光是一個歷史的因革而已。秦這么大的一個國家，這么多人所組成的國家，能夠接受這個統一，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文化的延續。同樣一種文字，同樣一種歷法，同樣一種生活方式的人，對于戰國諸子的思想輿論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文化才是中國統一真正的凝固劑。這樣就為秦朝建立統一制度打下了基礎。秦的統一，說起來是十年統一戰爭，實際上是水到渠成，并沒有太大的戰爭，確實是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歷史鋪墊造成的必然結果。由西周那種我們把它說成是統一，而且古人還認為是夏、商、周相沿一貫的統一，到我們認為確實的、比較有內容的秦漢的統一，這是中國國家統一過程的第一個時期。
與周代的制度相比，秦漢所形成的統一否定了分封制，但是又不是絕對否定。分封制其實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因為最高統治世襲，世襲者最可靠的親信就是自己的血親。有了這樣一個原因，他認為自己最安全的保證就是由他的血親來控制局面，所以就有這樣一個分封制度。后來分封制度造成了那么大的禍害，要取消。但是取消以后，統治者仍然是世襲的，他仍然認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還得有分封。秦統一以后，不得不把分封制作為一個最大的對立面予以否決，郡縣制代替分封制，但實際上在以后的朝代，為了最高統治的需要，分封制的因素還不斷出現，就連西漢也是這樣。
西漢跟著漢王劉邦打天下，與其平起平坐的，都是這個王那個王，地位上沒有太大差別，所以劉邦做了天子，只好把這些人都封為王。到后來尾大不掉，一個個都叛變。封異姓王不可靠，就改封同姓王。同姓王后來也不可靠，而分封制度還又有必要，于是就限制封君的權力。最后定下來，分封只到侯一級，侯的地位相當于一個縣，侯國的全部租稅所人由這個候所有，侯國的行政權是歸中央政府的，侯國的官員由中央派，用這個辦法暫時解決了問題。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分封制，因為這是君主世襲制下被認為最可靠的一種統治秩序，只是具體辦法各有不同。
秦漢統一帝國，這樣一個帝國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個軍事—政治帝國。古希臘、 古羅馬，成吉思汗、拿破侖等等都形成過軍事征服，形成過一時的大帝國，但是這些大帝國到后來分崩離析了。為什么？就因為他們所建立的大帝國沒有像中國出現秦漢大帝國之前那么一種幾百年來歷史的鋪墊，沒有這樣一種堅牢的基礎。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在進人中國，統治中國之前，它在歐洲、在中亞、 在西亞建立了幾個汗國，這些汗國有的也延續了很多年。但是蒙古人的業績只留在中國，建立了元朝，其他地方所建立的汗國一個一個崩潰了。蒙古人自己的歸宿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和中國相鄰還有一個蒙古人民共和國。因為只有中國的土地，才有建立統一大國的傳統和完備的制度，能夠讓蒙古族在這個地方建立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朝代傳承久遠。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秦統一以后，對開發國上做過一件大事，就是遷徙七種共50萬身份低下的或犯了罪的人， 到嶺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謫”。這是一件大事。從開發中國的邊疆土地來說，一撥一撥去是比較常規的。只有這一次是一個大的行動，從中國北方，一支50萬人的戍卒被派到了嶺南，把中國南方的國土一直推進到南海邊上，把長江和珠江之間大片的還沒有開發的土地，包括生息其中的各族人民，一次圈到中國范圍里面來。這對中國以后逐步開發南方起了很大作用。50萬在當時是一個極大的數字，50萬七科謫的人到了嶺南以后，一方面必然要同化到當地的越人里面去，另外一方面這50萬人在當地越人中間勢必會起到傳播中原華夏文化的作用，對嶺南的開發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現在在廣州發現了許多漢代南粵王的遺跡，包括宮殿在內，所涉及的人，他們本人或他們先人就是七科謫的時候到南方去的人。秦漢通西域，交通西南夷，也起了這種作用，但后代反復較多，與戍嶺南不大一樣。當然，南方的開發也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南方處在落后狀態，又有很多民族存在，跟北方交融不那么容易完成。所以統一有可能在一定情況之下出現分裂，三國就是這樣出現的。
三國鼎立的狀況，只能出現在長江邊上。從北向南開發，這個地帶開發的是比較早一些。只有這個地帶才有可能在此時出現相對獨立的國家，和北方對抗，出現一種割據。另外一方面，這個地帶的發達程度也還不是很高，不能長期脫離北方，所以它能夠存在的割據時間不是一個長時期，而是一個短時期。此時之所以有三國，具體說來是因為在中國北方出現了動亂。大量的北方人口向南遷移，長江沿岸、南北兩面自然地形成了三個區域：一個是揚州，就是江東地區，開發得早一些；一個是荊州，就是今天的兩湖區域；一個是益州，實際上是成都平原。這三個區域在東漢時候人口增加很多。東漢人口是大量減少的，從西漢的六千萬一下減少到一兩千萬，后來慢慢地增加，到后期才接近西漢的水平。東漢北方各個州郡普遍減員，只有揚州、荊州、益州增員，而且增得很多，揚州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三四十，荊州百分之六七十，益州百分之六十。這個地區的發展，從人口來看，速度是相當快的。以后魏、蜀、吳三國爭權的時候，荊州為什么沒有能夠出現一個國家呢？因為荊州處在一個四戰的地理環境，不可能長期立國，所以荊州就是跟著吳國、蜀國一起和北方對抗。這是在中國南方開發中間出現的一個政治現象，一段插曲。
南方開發的過程中，有一個很大的事情，就是開發中的南方曾經兩次支持過北方政權的偏安，一次是東晉，一次是南宋。沒有南方的發展，不足以支持偏安政權。南方要是蠻荒一片的話，政權在這里就沒有立足的余地。反過來說，要是南方的開發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的交往已經不可阻隔，在南北不可分割的情況之下，要在南方搞一個偏安也不容易，因為這個偏安也偏不成，割據割不了，南北是一起的。所以恰恰是在南方的發展中間，是在和北方差距縮小的過程中間，足以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又沒有達到和北方完全平衡的狀態，還可以搞割據，是在這個情形之下出現了兩次偏安。
中華民族歷史上，南北不平衡發展中間，所表現出來的分裂的可能性，造成了兩次偏安的存在，我覺得對中國歷史來講是一種苦澀的成就。因為畢竟有了南方這個地方，可以使北方的政權在走投無路的時候能夠到南方來偏安，而且是延續了很長時期。東晉的偏安連上南朝一共是200多年，南宋的偏安也是100多年。而且在這個偏安政權延續的過程中間，南方由于接納了一個新的政權，它帶來了新的人口，有自己一套規模，有各種機制帶動南方進一步開發，加速了南方的發展，對于南方來說也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傳統上說，這個政權不是直接被消滅，而是能夠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在那兒做一個偏安，這對民族歷史來說還算是有一定的成就，但是畢竟是被打過來的，被追過來的，被逼過來，是在屈辱的狀態之下存在，所以又很苦澀。我們的歷史，包含著那么多復雜的矛盾的現象讓我們去思考。
南北不平衡的發展過程大體上是結束在唐五代之際，因為唐五代的時候，南方的水平已經不低于北方，如果說沒有以后又一波的民族問題的出現，中國歷史會是另外一個樣。但是后面又一個波浪起來，南方又被迫接受一個南宋偏安政權，南北不平衡表現出來的一種潛在的分裂又出現了。元以后中國的歷史，從國土開發的角度來說，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所以過去可以有偏安，有東晉和南宋的偏安，到了蒙古人打過來的時候，南宋皇帝再想在這里偏安已經不可能了。特別是明朝，明朝被滅以后有一個南明，南明的皇帝也是想搞偏安，但是沒有一個皇帝搞成了，在清軍的追逐之下，一個一個被消滅掉，出不了一個割據的局面。為什么？因為這個時候南北一體，已經達到了很難在南方建立偏安局面的狀態，所以南明跟過去的東晉，過去的南宋都不一樣。從國土開發的角度看，再往后的歷史，應當是解決中國發達的東部和落后的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個任務在古代沒有條件解決，就是剛才我說的，中國缺少一個資本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到今天要我們這一代來加以解決。
第二個問題我要講的是民族發育和國家統一。
民族發育，我想應該包含漢族在內。中國要是只有華夏族—漢族，不可能形成這樣一個統一的大國。還需要很多其他民族。但是要使很多族在一起，文化水平不一樣，生活習俗不一樣，歷史傳統背景不一樣，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大國，必然要付出代價，付出一些民族之間的代價，這個在歷史上來說是不得不如此的。出現一些民族之間的沖突是事實，其中也有很多非沖突的、和平的狀態，可能時間更久一些。我認為我們考察各民族狀況的時候，有一個出發點，就是要承認各民族都有自己發育的過程，不應該只是從我是漢族，你是少數民族，只是從你和我的關系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漢族也有自己發育的過程，也同周邊民族形成過沖突。漢族要是不經過五胡十六國的局面搞出一個民族大融合來，漢族還是原來的漢族，那就沒有隋唐的局面。因為隋唐時期的發展，包含著大量非漢族的血統，非漢族的文化，非漢族的各個方面的因素在里頭。所以有人甚至于提出這樣的問題：隋唐國家究竟是漢族的國家，還是漢族和鮮卑族合建的國家？中國并不重視對血統的考慮，這是中國文化的長處，不像英國人一樣，計算你是二分之一的血統，四分之一的血統，盎格魯一撒克森的血統，中國沒有這個說法，沒有這個想法。要承認各族有它自身發育的過程，漢族也有這個過程，這個過程中間吸收了很多少數民族的東西。少數民族從一個落后的狀態上升到另外一種狀態的時候，完全自主、自覺是不可能的，總會帶來一些沖突，帶來一些災難。把這個災難的問題放在民族發育總趨勢的過程中間、不可避免的過程中間去考慮，就比較能夠理性地看待。
五胡十六國就是一個最大的典型。五胡主要是循著和平的方式進人中國內地的，大體上分布在山西、陜西、河北北部、內蒙、遼西遼東。他們由于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有向農業過渡這樣一種要求，總是要接近比較方便的農業區，接近農業文化，因此向邊塞靠近是一個自然趨勢。他們后頭有一些比他們更落后的族，也在興起，這些族把他們向中國內地這個方向推，一波又一波的推動。而中國偏偏又有一些政權，由于邊疆的空虛，由于邊疆常常受到某些族的侵襲，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關系好一點的族來守邊，主動把他們招引到邊塞地區。種種客觀的以及主觀的原因，造成這個形勢。五胡十六國局面開始的時候，五胡都處在更接近內地的地方，一個一個進人到中原。五胡十六國造成破壞，顛覆了西晉。到后來一個代替一個的十六國就不是漢族政權，而是胡族政權，一個胡代替另一個胡，只有極少數例外。
我們看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過程，是悲慘的，漢族與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看問題畢竟還要從歷史的結局來看，這些造成五胡十六國局面的族，失敗以后幾乎沒有多少人離開中國，都留在中國；而且幾乎沒有多少人回到他們原來所在的中國邊疆地區，大部分都沉淀在內地。后來他們子孫改成了漢姓，文化也是漢族文化，實際上他們已經成了漢人，漢族因此而強大，而壯大。所以，民族沖突在苦難的時候，我們是很不好接受的，當收獲的時候，我們就該想想，荒蕪土地的開發好多都是沉淀下來的少數民族做的，漢族經過那么大創傷以后還是那么大的一個族，也是吸收了好多少數民族人口在里面。
我在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話：“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就是說，歷史的災難有歷史的進步來補償。應用到中國民族之間所造成的災難的時候，這句話非常有啟發。因為這句話不是讓我們站在歷史災難中間來觀察，而是要站在災難過去以后，來看看它的后果如何，這個后果往往是歷史的進步，來對這個災難做出補償，這個補償超過災難對民族的作用。有了十六國的大災難之后，才有了隋唐，沒有十六國、北朝這樣一段歷史的話，隋唐的局面確實形成不了。因為隋唐文化十分興盛，朝代是很開放的，民族是很開放的。從姓氏來判斷，那時少數民族的數量相當大，而且是居于高層領導地位的，文官不少，武將更多，不光是過去的鮮卑，還有后來的突厥、契丹等等。《唐書》人物傳中，重要的文武官吏，看姓氏就可以看出來其民族所屬。不光是中國，外國文化也不排斥，所謂胡化，有的是新疆文化，有的是新疆以外的文化，還有的是從印度來的文化。這樣一個開放的政權，給中國歷史帶來新血液、新氣象。這樣的一個政權對中國民族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卻是在災難之后出現的一個政權。
看待這個問題往往要從歷史的某一個段落終結，回過頭來看一看，這樣我們會比較理智一些，不完全處在一種情感之中。這里順便提到一句，我們愛國主義的提倡當然有重要的作用，愛國主義涉及到民族的時候，應當理智地考慮，有一些事可能在這個方面造成一些不很理智的狀態，揚此抑彼，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感情等等。總而言之，要理性一點。
民族融合本身也是一個困難的事，也有很多反復。局部的短期的漢人胡化，是常有的現象，但是總體的、全局的少數民族漢化，是更大的一個潮流。我這里提到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三次大的民族入侵，所以說是“入侵”，因為在當初向中原打進來的時候是一種入侵，有抵抗，正義、非正義還是存在的，不是抹殺這些東西。三次入侵造成的后果，有幾個民族對中國民族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一個是拓跋鮮卑，沒有拓跋鮮卑的作用，就沒有隋唐這樣一個帝國。一個是蒙古族，蒙古族結束了一次嚴重的民族對立、國家分裂的局面，蒙古族也給中國帶來了一些國外的，當時所謂色目人的文明。在蒙古族走向文明的過程中間，最先依靠的不是漢人，而是色目人。把色目人帶到中國來之后，又給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帶來一些新的東西。特別是中國的西藏這樣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在蒙古人的手里解決了。西藏，追溯歷史，關系很深遠，從文成公主起。但是那個時候，西藏并沒有入版圖，還是一個對等的狀態，隨時可以脫離。唐后期，吐蕃可以一直打到甘肅，打到陜西，把長安也鬧得一塌糊涂。真正把西藏作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管起來，作為中央直轄區管起來，從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開始。第三個特別有貢獻的是滿族，是滿族解決了中國近代版圖的一些困難問題，天山南北問題，特別是臺灣問題，臺灣正式進入行政區就是在這個時候。
以上是從國土開發、民族發育兩個方面看待中國古代統一問題。這兩個方面不斷發展所誘發的矛盾，使中國的統一有張有弛，有縮有盈，有退有進。但總的來說， 是朝更高水平、更大規模的統一發展。總括起來看，第一，西周東周時期，在統一問題上，最早形成了統一觀念，奠定了中國統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礎。第二，秦漢時期創造了統治大國的制度基礎和治國經驗，逐步形成了統一規模、統一傳統。在技術手段那么低下的狀況之下統治這樣一個大國，是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偉大的貢獻。統治這個大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必須要一個專制主義統治，專制主義到最后形成了專制皇權。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無上皇權，在統治當時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可是一旦形成了這樣一個制度，一代一代相傳，對中國人民來說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我們知道歐洲歷史上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反對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歐洲的“朕即國家”比起中國“朕即國家”的現實來說，晚了2000年，2000年以前中國就是“朕即國家”了。由此可知“朕即國家”的觀念及其形成的制度、形成的傳統，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包袱很沉重。資本主義萌芽萌不出來，我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有這樣一種傳統在里面，對于中國來說也是需要后代來把它糾正。第三，隋唐收獲了十六國以來豐碩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蓬勃生機。第四，元明清時期進一步營造了統一國家的局面，確定了今天中國的版圖、民族分布的格局，使得中國得以以統一大國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除了國土開發與國家統一、民族發育與國家統一這兩個問題以外，我還要簡單地談一下對歷史上統一問題的幾點認識。
第一，統一中國需要華夏族漢族作為一種維系的中心，要是在古代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的民族在里面起作用，沒有一個核心來與周圍各族相聯系的話，這個統一的國家就說不上，不可能形成。有了這樣一個核心，就有可能團結那么多民族一起來建立這個國家，以至于形成了一個拆不開、打不散的民族集體，到今天還是這樣的。我剛才說到蒙古族，跑到西方去建立那么多的汗國，一直到了歐洲、到了多消河。到了俄羅斯，回過頭來還得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來安家，而且永遠留在這片土地上。其他各族也是這樣，有的消失了自己作為民族的存在，但是他們民族的成分已經在中華民族里面有了自己永久的位置。中國政權被顛覆過多少次，但是顛覆以后還有恢復，恢復以后的政權基本上還沿著原來統一的格局，統一的路子。而且最可貴的是顛覆者、征服者最后是被較高的文明所征服，融化到中華民族里面來了，這是最具有力量的。
所以我說，一時的統一的成功是偉大的，千秋歷史鑄成的民族間的向心力、人民的凝聚力才是統一國家的基石。我們常說文治武功，常把武功這一面看成是中國版圖開拓的動因，其實這一面的作用應該是有分寸地看。沒有凝聚力量，沒有歷史的鋪墊，武功難以完成，成功以后也難以維持久遠。張學良先生在參觀臺灣延平祠時寫過一首詩，他說鄭成功“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意思是說鄭成功趕走了荷蘭人，把降表投給南明的永歷，永歷皇帝是明朝最后的逃亡者，那時候的北方已經是清朝的順治了。鄭成功沒有投降到清去，這就成為一個問題，但是后來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康熙的時候投降到清。張學良的意思是說，明是前朝，清是后朝，不管是前朝還是后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臺灣納人中國版圖的豐功偉績。我想這里面有張學良個人的身世之感，不管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都是堅決主張臺灣入版圖的。
第二，華夏族，也就是漢族本身的維系主要靠文化傳承。中國歷史上的華夷之辨，辨文化多，辨種族少。其實周族在比較早的時候也不被認為是華夏，因為它在西方，還處在野蠻狀態。到后來，在周統治以后的蠻夷戎狄中間，還有所謂姜姓之戎、姬姓之戎，姜、姬都是周的國姓，屬于周人的一些原始部落，也被看作是戎。所以蠻夷戎狄的問題在當時主要不是種族的觀念，而是文化的觀念。少數民族入主以后，最先往往想憑借自己的武力優勢來保全自己，維持統治，所以有相當程度的反漢化傾向。但是畢竟在歷史中長期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一個處處存在的、天天起作用的文化的影響。
女真人反對過漢化，蒙古人也反對過漢化。但是要反漢化，他們就難于維持統治地位，只有漢族文化才能幫他們維持統治。蒙古人在中國建立了元朝以后，就立刻開科取士。有過一個統計數字，元朝開科取士16次，錄取的進士是1100多人，其中蒙古人有300多，而蒙古族人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一共是10000多人。所以很快，蒙古人自己也進人到這樣一個漢化的潮流里面來了。特別是清朝，清朝文化有兩面性，在北京做皇帝，漢化傾向很明顯，到承德避暑山莊去則完全是一種滿族原來的狀態。清政府還立下了規矩，不許滿人經商，滿漢通婚也是不允許的。這樣一些限定并沒有影響到以后滿族接受比它先進的文化，而且接受以后，它又反饋給這個文化各種各樣的創造。滿族因為提出了不許族人經商等規定，所以下層的游手好閑的旗人被養起來，知識分子中間卻有很多精英成為了不起的學者，他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利用漢族文化，給這個文化增添自己的貢獻，這樣的精英很多。其實也不光是滿族，其他各族也有，唐朝很多詩人就是鮮卑人。
第三，是牢固的統一觀念，有效的統一制度。公元前的時候，要把一個像漢朝，103個郡國的戶口都統計上來，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統計上來的數字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當然后來政權腐敗了，就不好說。據統計西漢人口有6000多萬，每年地方派上計吏專門向皇帝呈報戶口和墾田數字，皇帝親自接受上計。上計吏對朝廷來說是有功之人，留在皇帝身邊做郎官。這只是制度中間的一種，其他像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以及其功能的發揮等等，就不細說了。
五胡亂華的時候有一個胡族統治者叫石勒，他覺得自己的任務是要統一中國。他不認識漢字，讓別人給他讀《漢書》，聽到楚漢相爭，有人要劉邦把過去六國之后立起來作為自己的幫手跟項羽斗。他聽到這個之后立刻感到吃驚，這怎么行呢？這哪是好辦法？讀書的人接著讀下去，讀到張良進來，聽了這個話，不同意，立刻跟劉邦說這個不行，劉邦就收回成命了。石勒聽到這個地方才落下心來，對，還是應當如此。所以說一個胡人統治者，沒有文化的人，在建立政權之后，他的心思所在也是中國統一。
我們知道三國，魏國居于正統，沒問題。蜀國，那么疲弱，天天要打仗，沒有別的，只是不打仗就沒有存在的基礎，叫做“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吳國，霸業形成很早，但是不敢稱王稱帝，因為什么呢？它跟中原正統搭不上關系。到最后稱了帝，要履行皇帝的儀禮，進行郊祀，孫權不肯，說郊祀應該在“中土”，在中原地區，我們這里不行。司馬光有這樣一句話，他說自己“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但是“竊以為，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不能統一的話，那你這個天子白做了。
第四，我說說華夏族—漢族的包容性。這里面要說的東西很多。華夷不是沒有防，漢族也不是說生來就是那么開明，也有不平等、偏見存在，也要設防。我說的只是歸根結底，華夷之防本身不起作用，漢族本身，從種族意義說來就是一個變數。50年代成立內蒙古自治區，當時很多干部思想不通，內蒙古自治區漢人是多數，蒙古人是少數，漢人說，我們多數，為什么反而要戴上蒙古帽子，不同意。當時周總理作了一個報告，他說，你戴了蒙古的帽子，蒙古也戴了一個中華的帽子。周總理還說，要知道，漢族本身就是雜種。意思就是說長期以來，漢族有包容性，有種族包容性，包容了很多非漢族人民，所以才有今天的大。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他用很通俗的語言說明了很深刻的道理。中國歷代，這個包容思想是一直存在的。譬如說，編史的人本來最容易有正朔觀念，誰是正統，誰是偏統。但是我們從《二十四史》中間看得出來，好多不是漢族建立的朝代，都列在正史之中。以南北史為例，南史是東晉南朝，南朝宋、齊、梁、陳，漢族建立政權叫做南史；可是北方，鮮卑人的歷史同樣有北史，有其他的史。南史也好，北史也好，都是二十四史，同樣地位的史。后來還有遼史，有金史，有元史，當然也有清史，就是《清史稿》。
加上中國沒有國教，沒有宗教的那種偏見，包容性比較強。沒有長期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宗教迫害局部有， 但是沒有形成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戰爭。因為漢族文化處在那么一種開放狀況，所以少數民族也比較容易吸收漢族的東西。少數民族帶來了自己的土地、帶來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也完成了自身的發育，完成了自身歷史性的轉化。他們中間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人物，做了各種各樣的貢獻。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在民族之防上面去做文章呢？
最后想要講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中國西部大開發是鞏固中國統一，消除潛在不統一因素的千年大計。這個問題也分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土開發，西部占中國國土一大半，處在待開發、沒開發、后開發的狀態，東西不平衡越來越嚴重。而少數民族大部分在西部，所以又存在民族發展的不平衡。我所說的國土開發和民族發育兩個問題，都是今天西部開發的最關鍵、最重要的問題。我希望在中國千年大業的大計劃中間，能夠把中國歷史上的這個債還上，把中國歷史上該做的事情，古人沒法做，沒有能力做，看不到，而我們能夠做，能夠看到的事情，兢兢業業把它做下去，花錢，值得。沒有西部的開發，沒有西部少數民族狀況的較大的提升，西部和東部處在統一國家內部的某種不平衡狀態始終會存在，這對統一總是一種隱患。
搞歷史的人，希望能夠看到對歷史負責的全局觀念。西部現象，好多是又有喜又有憂。我聽到塔里木河有水了，居延海有水了，非常高興，歷史上的塔里木河、居延海，好像又慢慢地重現。但是后來又聽說是行政手段，暫時措施，還不是一個自然生態的恢復。聽說祁連山的冰川越來越萎縮了，過去匈奴人唱“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那么一首歌，可見祁連山有那么好的環境。可是祁連山現在不能養牲畜，因為沒有樹木植被了，因為不可再生的冰川沒多少雪水流下來了。青海湖的危機也出現了。我早幾年想領略一下敕勒川“風吹草低見牛羊 ”，到敕勒川去了一趟，我感傷的是敕勒川不是“風吹草低見牛羊”，風吹來，草還蓋不到我的鞋。生態的退化到了這樣的程度。所以生態的恢復，是最起碼的事。千萬別為了政績，走便宜的路，走留下隱患的路。希望我們的西部開發，中國西部土地開發，中國西部民族發育，能夠走上一個正規的路子，使得中國的統一大業的鞏固，能夠走出關鍵性的一步。
本文原題為《中國古代史上的國家統一問題》，節選自《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史鑒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