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改革開放以來算起，這一關系已經走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鄧小平時期。鄧小平為了現代化，力主對外開放，開放的方式不僅有引進資金，還包括引進管理方式，逐漸形成改革開放的大潮。第二個階段是江澤民時期。不僅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兩者結合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平臺就是加入WTO，加入經濟全球化。當時黨內外有些人憂心忡忡，但事實證明，這一步是正確的。中國加入WTO以后，成為世界上得益最多的的國家之一，另外一個受益最多的是美國。第三個階段，是胡錦濤主政時期。隨著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強大起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防范也就來了，各種中國威脅論此起彼伏。正是在這一時期，黨中央提出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說，中國發展起來以后不爭奪領導權和世界霸權。我們還倡導和諧世界的理念。和平發展的中國在強大起來以后，將與世界和諧相處。當然，和諧世界的提出是作為一種理念，而不是作為一項具體的政策。把和諧世界作為政策是做不到的。
最近幾年來，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更趨復雜，特別是周邊關系出現一些新的變化、鄰海主權爭論也趨于明顯，一些人據此懷疑我們的和平發展道路、和諧世界理念是不是還能堅持下去。這些都表明，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需要討論，并且好好謀劃一下如何使中國更好地和世界融為一體，用世界的資源來發展我們自己，因為和平發展道路最根本的定義，就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促進我們發展，通過我們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繼續這個對我們根本上有利的局面。
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變化，給我們的外交與戰略提出了新的課題。十八大政治報告就中國與世界關系這一問題提出的觀點是八個字：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這一提法體現了我們對于中國與世界關系新的考量。例如大家討論最多的中美關系。雙方的利益已經決定了，中國離不開美國，美國也離不開中國。盡管雙方有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的差異，并帶來全球利益上的矛盾，但是大格局是誰都離不開誰。這個大趨勢誰也改變不了，無非是怎么把它調整到最佳方位上去。十八大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這也是一個新的題目，我的理解，這不僅包括中美關系，與俄羅斯等大國也要建立新型關系。
這一新階段的新意，也突出體現在全方位這一點上。我們所倡導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指向的范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廣泛。原來我們的和平發展道路更多針對的是美國、歐洲，而現在，我們不光考慮美國、歐洲的問題，我們還考慮其他的，比如說非洲這一塊。這是一個全方位實施的和平發展戰略。
我們的開放戰略需要調整，開放的范圍要向西部推移。如果說以往我們的開放是往東走的話，那么現在往西的方向也在逐漸打開。在這個方向上，有上合組織的國家，有金磚國家，有非洲。此外，還有普遍被忽略的南亞地區。
南亞地區這個區域值得我們在戰略上好好投入與經營。依國別來說，巴基斯坦是我們的鐵哥們，全天候的朋友。還有斯里蘭卡，也是我們的好朋友，那里除了毛澤東、周恩來時代打下的友好基礎，還有我們最近所做的工作。印度是南亞最大的國家，與我們存在著邊界問題。但我們同印度有廣泛的共同利益，我們在與印度主要的政黨，包括執政黨、在野黨的交談中，得到的一個強烈印象是，印度是從一個大國的定位來思考世界事務。它要成為大國，不愿意成為附庸，愿意和世界大國平起平坐。印度這個大國的理念對我們是有利的。還有孟加拉國，我們也不能忽視。將來，我們的石油通道一定要避開馬六甲海峽?？梢哉f，整個開放方向正在發生調整，東部往太平洋去的方向我們要繼續做工作，而西進，包括西南方向，則是我們下一步要開拓的新的方向。
以上是描述新階段下，我們對外開放的若干新方向。在這個調整過程中，我們應注意把握幾個政策上的要點：第一，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第二，中國崛起之后絕不當頭，不挑戰國際秩序，但是要同世界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化國家一起來推進世界秩序的改革。我們絕不挑戰世界秩序，但是我們要改革，而且這個改革不只是中國一家要改革，是大家一起改。目前，世界秩序的不適應之處都暴露出來了，不只是中國認為要改，世界都認為要改，中國要跟大家一起來探索世界秩序的改革問題。第三，在和平發展合作基礎上堅持共贏原則，形成更廣泛的利益交匯點，擴大利益共同體。可以說，我們從對外開放開始，到加入WTO，走和平發展道路，實際上就是努力形成和擴大各方的利益交匯點。第四，在戰略互信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危機預防和控制機制，把危機控制在安全和發展的范圍內。國際事務中不可能沒有危機，關鍵是形成危機預防和控制機制。我們要形成利益共同體，也要形成一個利害共同體，利益和利害都是共同的，才是最安全的。第五，通過深化國內改革來引導國際輿論，向世界展示中國強大而可親、可信的新形象?，F在很大的問題是，中國強大的形象有了，但是離可親和可信還有距離。毛澤東1950年代說過建立一個強大而又可親的社會主義，現在還應加上可信這一點。
除了上面這五個需要堅持的政策性問題，我認為還有三個問題是我們在思考中國與世界關系時要注意的。
第一個問題，是怎么走出去的問題。中國要在世界上真正立足，必須把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結合起來走出去，再加上我們文化也要走出去，為世界人民所接受。今天的世界不再是殖民主義時代，靠什么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認真研究?，F在我們走出去雖有國家戰略層面的倡導，但實際上還是散著出去的，力量并不集中。當然，現在散出去也有好處，因為人家沒有感到威脅。比如說，許多人在談論資本外逃，我不認為是壞事。該出去就出去，資本出去以后在外面投資，內外聯動，最后利潤都會回來的。
第二個問題，是文化軟實力問題。我曾講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成功，關鍵取決于我們自身的能力，取決于我們文明的復興。軟實力不是取決于你投多少錢，而是取決于你的文化被人家認同。文化認同上如果不能做出像樣的文章來，只靠辦幾場演出，送票子請人家來看，是不能成事的。我們離文化軟實力，文化強國的路，還有很遠。
第三個問題，與前一個相關，是關于如何在對外關系中發掘共同的價值觀紐帶。比如說，金磚國家是我們可以借用的平臺，但現在一個非常大的軟肋，就是缺少能夠長期維護發展的紐帶，也就是各方的共同價值觀。我們需要研究金磚國家的價值觀是什么，上合組織的價值觀是什么。
在這個問題上，冷戰后北約的轉型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例子。北約原來是針對華約存在的集體軍事組織，冷戰結束后華約不存在了，一段時間內，北約存在的理由似乎也不再存在。但是，美國強調北約是大西洋兩岸所有國家共同價值觀的組織，這樣就把一個軍事組織變成了一個價值觀組織，凡是挑戰他們共同價值觀的威脅，北約軍隊都有權介入。于是，我們在從阿富汗到索馬里海域，都能看到北約的介入。它實際上用價值觀為北約的存在找到理由。而在我們的國際合作中，很大的短板就是缺少價值觀的東西，缺少持久發展的內在紐帶。
? ? ? ?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