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平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導讀】臨近年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召開。輿論預測，“十四五”經濟基調、推動“雙循環”發展格局、促消費擴內需、新領域新改革將是會議可能研究和謀劃的內容。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平指出，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將成為未來十五年中國經濟的新主題。從內循環看，中國經濟雖已逐步復蘇，但消費仍未完全恢復，未來阻礙消費復蘇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失業以及由此導致的收入增長緩慢。從外循環看，雖然短期內全球對中國價值鏈的依賴會增大，但未來中國的外向經濟仍將承受外部壓力。而要順利完成“雙循環”的戰略轉型，中國需要進行資源配置體系改革，因為現在的宏觀資源配置體系主要與以往的出口導向經濟相適應，但與未來戰略意圖不符，若不改革，將可能造成新的扭曲。為此，中國未來的發展目標需要從GDP單一經濟績效指標，轉向包括經濟創新增長與人的發展在內的社會綜合福利目標。這是新階段最重要的戰略轉型，而能否推進消費-創新循環、資金環流改革和產業政策改革，形成符合“雙循環”格局的新宏觀資源配置體系，將是這一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
本文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原題為“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2035經濟新主題”，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2035經濟新主題
2020年，中國在新冠疫情中“先進先出”，為全球抗疫和保持全球產業鏈供給提供了典范經驗。但中國經濟仍受到了很大的沖擊: 全年增長預計為2.1%，低于原有的潛在增長均值線。展望2021年，全球經濟在逐步復蘇的同時，還會經歷一次再平衡。為應對全球經濟變化，中國提出了“雙循環”的新發展戰略，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具有深遠的影響。本文結合危機沖擊帶來的直接宏觀影響，分析和展望中國經濟的未來，并希望能從當前趨勢與發展戰略轉型的兩個角度出發，進一步討論“雙循環”戰略轉型的階段性趨勢和特征，以及與之配套的宏觀資源配置體系的改革方向和方式，從機制層面探索推動中國戰略轉型之路。
▍中國經濟在抗疫中全面復蘇
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受疫情沖擊的影響，2020年全球經濟將收縮4.4%；而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保守估計，2020年全球貿易將收縮19%~34%。這是全球經濟貿易最嚴重的一次收縮，超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采取了不同的抗疫和經濟激勵政策。中國政府把抗疫作為政策優先目標，最先走出疫情，經濟也呈現出全面恢復態勢。發達國家則希望通過經濟刺激政策來平穩疫情導致的金融和經濟收縮，雖然經濟激勵很強，但抗疫不成功直接導致了經濟復蘇效果不盡人意。當前全球疫情的發展仍存在著不確定性，全球經濟復蘇的趨勢因此也不穩定；且各國政策激勵成本上升過快，危及全球經濟的長期穩定性和各國的政策操作空間。
2021年，在國內疫情繼續處于基本被控制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總體向好的趨勢不會變，但在全球疫情繼續肆虐的形勢下也面臨著巨大不確定性。以下依據2020年前三季度數據，展望2020年和2021年中國經濟復蘇的前景與挑戰。
就內部情況而言，在經濟增速方面，預計2020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長將達到5.5%，2020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長為2.1%，是為數不多的保持正增長的國家。2021年，中國GDP預計將增長9.4%。2020年和2021年兩年平均增長5.7%，表明中國將恢復潛在增長率的水平。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結構繼續向好，但消費仍未完全恢復。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經濟增長動能轉換方面，中國經濟從上半年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轉向了第三季度比較均衡的結構；與2019年相比，2020年第三季度投資的水平相當，出口略弱，而消費則相差較大，不及正常年景的一半，因此未來提升空間主要在重振消費需求上。
未來阻礙消費復蘇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失業以及由此導致的收入增長緩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9月失業率為5.4%，雖然不斷降低，但仍比去年高0.2%，且新增就業量大幅度下降；第三季度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為1.79億人，比去年同期減少384萬人，同比下降2.1%，勞動力市場未能較快恢復。相應地，消費者收入增長放緩，1~9月全國居民收入增長為0.6%，遠低于2019年的6.1%。中小企業在疫情中受到的沖擊比較大，也會給就業恢復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城際間航空客運服務恢復不到八成，國際交往更弱，服務業第三季度增長2.2%，生產服務指數為-2.6。此外，家庭負債率進一步上升，未來也會影響消費支出。
就外部環境而言，疫情期間，各國都施行了不同程度的封國封城措施（lock down），全球經濟活動明顯下降，全球分工和供應鏈體系中斷已經產生，全球化貿易的巨大收縮拖累了全球發展。可以預見，此次疫情將加速全球供應鏈調整。麥肯錫2020年8月的報告就認為，全球價值鏈受自然危機沖擊而中斷的風險不斷上升，很多國家和企業將基于“安全因素”適當分散供應鏈供給，例如此次疫情無疑將使醫藥和醫護用品產業發生較大轉移。原本僅以低成本為基準的供應鏈分工準則將發生變化，市場需求快速滿足和安全供給等因素也成為重要的新考量；追求單一效率的全球價值鏈，將被“安全”因素、即需即供（結合互聯網人工智能輔助精準定位消費者和快速供給反應的供給模式）和消費市場規模等新因素所矯正。這也意味著，盡管因為中國疫情防控最為有力，短期內全球對中國價值鏈的依賴會增大，但中國出口增長的可持續性依然面臨挑戰，預計到2021年下半年將出現疲態。
▍“雙循環”戰略的必然與資源配置體系改革滯后的挑戰
中國出口導向的“國際大循環”戰略早在2012年就達到了頂峰，2013~2015年完成了過渡期，2016年后中國實質上已經進入了“雙循環”階段。2020年，隨著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再次重塑，為了應對消費復蘇緩慢和出口增長不確定性的困難，中國的發展戰略轉向“雙循環”已是必然選擇。但是，戰略確定后并不意味著轉向必然能順利完成，同時還需要一個資源配置體系的轉型。
（一）中國經濟與資金循環轉變的經驗事實
1994年后，中國逐步形成基于出口導向工業化的資金與經濟循環體系，即大量的貿易盈余加上國際直接投資（FDI）雙順差進入，然后央行將外匯投資回國際市場，形成對外金融資產投資。這套資金環流機制非常有利于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因為它基于外匯資產抵押發行貨幣的機制，幣值穩定，進而克服了多年來僅憑政府信用發行貨幣導致的通貨膨脹問題。
根據圖1，可以詳細地分析“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的特征：第一，貿易盈余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到2007年達到頂峰，此后逐步開始下降。第二，外商直接投資持續保持高位，直接投資凈額占GDP的比重在1993~2007年基本保持在4%~5%的穩定水平，直到2007年開始逐步下降。2019年中國國際貿易凈額已降至GDP的1.1%，直接投資凈額也降至0.4%。第三，央行將累積的外匯資產以金融投資的方式購買美國、歐洲、日本等儲備貨幣國債券，因此金融投資凈額始終為負。第四，海外收入凈額始終為負，近年來海外直接投資?（ODI）的增長及大量私人外匯流出，也沒有使海外收入凈額轉負為正。
但隨著出口貿易盈余的減少及其占GDP比重的不斷下降，2015年以來的匯率市場化改革、2016年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以及由此導致的匯率雙向波動和資金雙向流動的加強，我國的外匯資產大幅度下降，原有的資金循環體系遭受到巨大挑戰。另一方面，流入中國的資金在快速增加。從2019年資金環流的改變看，外商直接投資為1103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1006億美元，二者大抵相等。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以來，資本與金融賬戶開放加快，證券組合直接投資中國的資金不斷涌入；2020年，中國又取消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投資限制，發放了外資金融牌照，加快了金融對外開放，證券組合投資2020年預計將創新高。可見，今天確實需要重新討論和改革基于出口導向的資金環流模式。
（二）資源配置體系改革滯后的挑戰
回顧中國轉向出口導向戰略的歷史，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資源配置體系轉變的重要性。1988年，中國提出了“國際大循環”戰略，但由于當年受到價格闖關等一系列波動的沖擊，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才被重新開啟。但這并未推動中國出口導向型工業和經濟快速發展，反而再次陷入“一放就亂”的局面，產生了走私進口和海南房地產熱的新泡沫，經濟過熱還導致了1993~1994年的通貨膨脹。此后，中國進行了全方位的宏觀調控，特別是宏觀資源配置體系的全面改革。
這一時期的宏觀資源配置體系全面改革包括：（1）稅收體制改革，1994年1月開始實施以工業部門增值稅為主體的中央與地方分稅制體制。（2）貨幣發行體制改革，確立以外匯儲備為基礎資產的貨幣供應機制，央行獨立性顯現，保證了央行幣值穩定的基本目標。（3）金融體制改革，1995年《商業銀行法》出臺，銀行商業化改革成功，銀行上市，改善了銀行的治理體系。（4）國際匯率定價體系完成并軌，1994年通過匯率并軌，從按較低的官方匯率1美元兌換5.8元人民幣和市場交易高匯率近1美元兌換10元人民幣左右的價格進行并軌，并軌后1美元兌換8.7元人民幣，人民幣的重新定價充分發揮出了中國的比較優勢。1994年后，中國出口出現了持續到現在的貿易盈余，外商直接投資（FDI）持續流入。（5）在產業政策方面，通過大力興建特區、開發區等方式，激勵全球產業鏈向中國轉移，加快農民工轉移和推動產業聚集，形成了要素投入的綜合比較優勢。（6）在貿易政策方面，通過經常項目貿易自由化，改革國企壟斷外貿出口的體制，通過出口退稅等方式激勵出口導向的經濟。（7）初步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保證了勞動力供給的穩定。（8）參與全球化制度體系的改革，為了加入WTO、融入全球貿易規則體系，中國做了很多大的體制改革和調整，包括放松管制，拆分中國電信等行業壟斷巨頭，改革產業縱向行政管理體系，將冶金部等多個部委降級為局，在國企進行了“砸三鐵”等改革措施，積極推進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激發了市場自由競爭，奠定了中國出口導向經濟的市場化制度基礎。
完成上述改革后，與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相適應的宏觀資源配置體系在中國逐步形成，全力支持了前者的發展。例如，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展開競爭，大量學者對此進行分析和概括，提出了如“錦標賽”、地方“聯邦主義”、地方良性競爭的“競爭中性”等理論，本質就是全國各地區通過全方位“招商引資”，鼓勵外商企業獨資和合資，加速中國的開放步伐。又如，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出口導向工業化在制度上更為成熟，使得中國出口占全球份額不斷增長，并在2015年達到頂峰。
由中國出口導向工業化的高速增長推動形成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格局，不僅僅是戰略選擇的結果，更是宏觀資源配置體系改革的結果。沒有宏觀資源配置體系的改革和市場化激勵，一個好的戰略是難以實施的。2020年，面對中國與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提出了“雙循環”戰略轉型，順應了經濟發展的新趨勢。但要完成這一轉型，仍需在資源配置體系改革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否則，適應出口導向經濟的宏觀資源配置體系會鎖定未來發展的“路徑”，戰略意圖與資源配置體系激勵不相容將可能造成新的扭曲。
▍“雙循環”戰略下資源配置體系的調整與改革
為了建立符合“雙循環”發展戰略的資源配置體系，中國未來的發展目標需要從GDP單一經濟績效指標，轉向包括經濟創新增長與人的發展在內的社會綜合福利目標。基于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創新和人的發展為導向的戰略轉型，需要建立新的資源配置體系，包括財稅體制、金融體制、政府治理體制、市場制度和相關激勵導向。轉型的難度是巨大的，這主要是因為：（1）經濟增長減速和土地城市化后，累積了大量的風險，同時又面臨著戰略轉型任務，因此需要協調好處置風險和轉變增長路徑的關系問題；（2）激勵需要具備兼容性，基于出口導向工業化實現GDP高速增長的激勵邏輯非常直接，且目標相容性強，因此經濟因素自身形成了“正反饋”機制，而現在需要在經濟創新和效率目標中加入大量非經濟因素，將文化、政治、法律、社會、綠色等積極轉型因素平穩地與經濟轉型協調一致；（3）人民參與式改革是轉型的重點，未來應當讓更多的人廣泛參與到轉型中，并讓其受惠，這就需要建立普惠性的福利體制和深化國家治理轉型。
中國宏觀資源配置體系改革的當務之急，是一方面要建設有助于提高國家防范系統性風險能力和激勵經濟轉型的新宏觀資源配置體系，保障中國經濟跨入高收入和高質量的發展階段；另一方面還要基于國家現代化目標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從全球增長的一般規律看，只要中國經濟名義GDP增長保持高于發達國家的均值（3%），即名義GDP增長維持在4%以上，并保持匯率穩定，中國與發達國家在人均GDP方面的差距就會不斷收斂，最終成功跨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總之，未來中國應該致力于保持“穩中求進”，在宏觀穩定的同時，進行適應發展階段的體制改革，激勵國家向高質量現代化國家轉型。
（一）消費-創新的新循環
出口導向工業化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通過壓低勞動要素價格、提高資本回報率的方式，進行更高的資本積累和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在宏觀上表現為高增長、高投資、高出口和低消費。具體而言，在貨幣政策特征上，則表現為人民幣貶值和以外匯占款為基準的貨幣穩定供給；在稅收政策上，也極力支持資本積累和提高資本回報。壓低勞動要素價格是中國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促進出口導向工業化的資源配置體系改革的成果，適應當時的經濟發展階段，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消除絕對貧困起到了積極作用。2019年，中國城市化率突破60%，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未來幾年中國將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這是一個重大發展階段的轉折期，“十四五規劃”期間是這一轉折的關鍵時期。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應從以物質化生產為中心，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這是這一階段最重要的戰略轉型。而要素配置體系的改革是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
改革資源配置體系最好的著手點就是財政體制。首先，要改革基于出口導向工業化建構的財政體系。未來應當提高勞動者的分配份額，并拓展知識、數據等新生產要素的分配份額。此外，還應通過再分配調整收入差距，形成新的經濟循環，即通過提高教育、科學、醫療、體育、娛樂、數字化服務等方面消費的比重，普惠化地提高“廣義人力資本”，促進知識經濟的擴展，提高創新效率，進而逐步推動經濟增長動力從投資驅動向消費-創新循環的轉型。其次，還應加快基于效率提高的公共服務體系轉型。一方面，提高再分配對包容性目標的實現，加大公共支出，增加城鄉居民的覆蓋服務；另一方面，激勵私人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如私人部門提供了準公共服務產品，就給予適當免稅），從而增加市場化的服務性提供，滿足公共服務中的差異化需求。
現階段，財政體制轉型首先需要重建財權和事權相匹配的財政稅收體系。這種重新匹配，不僅僅表現為財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相匹配，更應該體現為城市居民享受服務與納稅責任相匹配，以及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相匹配，否則就會造成財稅資源配置的扭曲，挑戰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未來公共財政制度改革的具體方向應包括以下內容：
（1）稅收體制改革。從流轉稅為主導的稅收體制，轉向以直接稅和間接稅為雙支柱的混合型框架，直接稅可以為地方財政提供主稅種，從而在地方上實現本地納稅與公共服務的相互匹配，逐步形成納稅責任與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
（2）推動形成以消費稅為基礎的價外增值稅與以流轉稅為基礎的價內增值稅的雙支柱。在生產環節繼續向企業征收稅收，但稅率應繼續下降到9%，降低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提升企業競爭力；同時在消費環節開征價外消費型增值稅，稅率從1%以內的水平開啟，這部分稅收大部分歸地方，以減輕地方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同時提高稅收與公共服務的匹配度，因為只有好的公共服務才能吸引人流聚集、消費，進而獲得更多稅收收入。
（3）強化政府預算和負債的硬約束。這需要立法層面和政府監督層面的改革，當然這一改革也需要對債務做技術型處理，因為大量地方債務是因彌補地方財政缺口而累積出來的，是中央-地方收支不匹配的產物，需要糾正過來。
（4）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相互匹配。盡管多年來已有很多技術性討論，但事權改革一直沒有落實，地方公共服務支出比重不斷加大，而稅收權力卻沒有相應增加。未來，需要在全國范圍統籌事權，例如，若要保障勞動要素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就必須加快推進全國統一社保的建設。關于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關系，中國歷史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大量國際經驗可供借鑒，未來應更為技術性和系統性地解決這一問題。
（5）在再分配過程中納入包容性和綠色發展理念，提供綠色發展的激勵。
（6）建設普惠性的公共服務與個性化的市場化服務相結合的服務提供機制。這方面的重點是在科學、教育、文化、衛生、體育、娛樂、數字化服務等大量公共服務領域進行放松管制的改革，同時涉及事業單位體制的改革，如此才能促進國內服務業的產業升級。
中國當前面臨著宏觀稅賦已經比較高而公共服務支出要求更高的矛盾。因此，未來中國一方面應通過稅收改革，均衡納稅主體負擔；另一方面政府要提供與稅收相匹配的公共服務，更重要的是引入市場因素，以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彌補普惠性公共服務的不足。
（二）資金環流的改革
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體系后，匯率市場化雙向波動加強，由此出現了五個不同于以往的資金循環情景和改革方向。
第一，原有的國際資金循環受阻，需要央行適應新階段做出調整和改革。中國資金正在加速外流，2015年外匯儲備從接近4萬億美元下降到3萬億美元的水平，外匯流出急劇增加，外匯儲備資產下降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收縮。2014年9月由中國人民銀行創設了中期借貸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MLF），是中央銀行提供中期基礎貨幣的貨幣政策工具；而后擴大了短期、長期貸款便利，新增了市場的金融機構和抵押物。貸款便利是符合宏觀審慎管理要求的商業銀行、政策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招標方式開展，用國債等合格質押物抵押給央行，央行發行各類短期、中期、長期貸款便利。2016年通過大幅度創造貸款便利方式創造資產，新的資產帶來的貨幣創造占比已經逐步彌補外匯占款下降。此外，通過不斷降準提高貨幣乘數，以擴張M2的供給。貿易盈余和外商直接投資近來增長放緩后，靠金融市場吸引證券市場投資無疑是一個方向。但此舉無法有效地新增外匯儲備資產，而且證券投資波動較大。新的貨幣供給體系依靠什么資產來支撐成為爭論焦點。美國的貨幣供給基于國債，而貿易競爭力強的日本、歐洲則以國債和外匯資產雙重資產支撐。中國顯然應該走后一條道路，為適應新的資金循環，必須轉變外匯資產主導的央行貨幣供給模式，積極探索現代化的人民銀行體制。
第二，獲得海外要素回報是增加內外循環的一個重要方面。如何讓大量海外直接投資（ODI）有效地獲得更高的海外要素收入，是當前中國面臨的新課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路徑是“一帶一路”倡議，隨著中國產業鏈加快海外布局，中國海外要素收入循環和海外資產保護等新機制需要逐步建立起來。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黑字環流”實踐，即以其貿易順差中的部分資金為海外產業投資提供低息貸款，鼓勵資金流出，向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外移，形成雁陣分工戰略，成功把握了產業海外布局獲取要素收入，值得中國借鑒。
第三，改革國內資金在房地產和金融機構內部循環的體系，適當調整銀行主導的資金配置方式，積極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值得警惕的是，金融服務地產和金融間交易增長過快，阻礙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戰略選擇。國內金融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有必要積極改變和調整銀行的業務結構，如增加中間業務等；另一方面，還應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包括加大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和深度，不斷提高股票市場為創新服務的能力。但銀行依然是中國資金分配的主渠道，其資產抵押和增加杠桿獲得利差的方式，決定了其資金分配更傾向于地產與金融機構交易的特征，因此改革這種基于工業化時期以銀行為主導的資金配置渠道，同樣是打通國內金融循環的重要戰略選擇。
第四，改變金融資源向政府集中的局面，大力發展民間信用。近年來，政府融資快速提升，到2020年其占市場份額預計將接近40%；地方中小銀行基本被地方政府控股用于融資，地方財政金融一體化加快。這種偏向于政府的金融服務變化，也是近年來國內資金循環的一大特征。而相應的民間信用則沒有建立起來，民營經濟融資能力下降，這種資金內循環模式強化了政府的資源配置職能，與市場化改革的導向相去甚遠。所以，積極建立民間信用體系，同樣是改革的重點領域。
第五，利率市場化改革。在經濟增速放緩和負債率上升較快的情況下，各個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對利率敏感度快速提高，利率成為資金流動的重要導引者。目前，中國還沒有建立起普遍依據市場決定的國債收益率曲線，而是仍然以央行控制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為基準，對市場的反應和傳遞遲緩。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高利率和高匯率對國際資金吸引力高，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吸引力也強，但國內利率偏高卻引起資產負債表的進一步惡化，降低了國內各個部門支出水平，不利于中國經濟的持續恢復。所以，建立靈活的利率政策和利率傳遞機制，也是重要的改革方向。
但值得注意的是，貨幣供給體系和金融資源配置體系的改革，有賴于財政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政府軟約束的改革。只有建立現代化的政府治理和公共財政體系，才能推動中國的貨幣供給體系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貨幣發行的基礎發生了變化，現在通過銀行的債券作為抵押再貸款的方式屬于過渡模式，未來應逐步轉向以公債和外匯占款為資產主體的大國央行體系，國債作為新的資產來源將逐步登堂入室，國債收益率作為利率市場化和貨幣政策導引才是未來大國選擇的方向。而政府治理現代化是貨幣轉向大國模型的前提。
（三）產業政策改革：從配置資源轉向激勵競爭與創新
中國出口導向工業化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是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進行資源配置，加速了以開發區為依托的產業聚集模式，通過土地、稅收優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種方式招商引資，并配合提高國產化率的政策，形成了區域增長極，快速形成產業集群的聚集，推進全球產業鏈向中國轉移。在這種模式下，中央、部委與地方政府建立了以產業政策為基準的縱向資源配置體系，形成了一組激勵相容的中央地方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目標，最終取得了突出的趕超效率。但當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碰到天花板后，產能過剩、開發區土地套利、過度污染和負債等問題慢慢暴露出來。近年來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未來，中國的發展應逐步轉向依靠創新，以及提高出口附加值等效率導向的戰略方向。然而，相應的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體系尚未跟進，政府仍然固守著傳統的資源配置體系。地方政府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依然是招商引資，擴大工業制造產能仍是各地工作的重點。但在需求難以擴張的條件下，存量博弈、產能擴張會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
對中國政府而言，實現從干預資源配置的產業政策，向激勵競爭和創新的產業政策的轉型，依然任重而道遠。產業政策在發達國家是重要的功能性干預工具，注重產業和創新成長條件的改變以及創新環境的塑造，是這種干預的本質。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致力于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但多集中于改善環境、降低風險，而不是直接補貼。未來我國完成城市化后，創新和就業都需要以中小企業的大發展為重要前提，產業政策重點也應從干預產業發展，轉向通過加大在基礎設施、金融設施、社會公共服務設施等領域的投入，為中小企業發展和企業創新創造條件，以及轉向通過改善經營環境激勵企業發展的新產業戰略。
轉變政府職能，一方面要在立法層面推動放松行政化管制；另一方面還應提高監管水平，不斷提升營商環境質量，增加競爭性政策比重，以市場方式激勵競爭，迎接規則層面的治理創新并與國際規則對接，探索中國與世界的相互融合之道。
— ?2020年12月新刊目錄??—
▍域外
羅斯福道路能拯救英國嗎？
佘倩影 張佳俊
▍封面選題 “雙循環：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空間”
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 2035經濟新主題
張 平
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張 明
培育制造業生態體系：工業史視角下的“雙循環”
嚴 鵬
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
高 柏
▍全球治理
國際權力結構變遷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發展策略
張傳紅 李小云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反思“第三部門”理論：扶貧中的政府與公益組織
王曉毅
懸浮的社會組織
陳 鋒
▍專題：重新認識西方
“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 特朗普現象背后的總統選舉制度
王 希
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
張金嶺
歐洲環保政治的興起與限度
葉開儒
▍新發展知識
被架空的援助領導者—— 日本戰后國際援助的興與衰
徐 加 徐秀麗
▍學術評論
如何建設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潘 維
▍世界觀
什么是中亞？—— 地緣身份、內部結構與復線歷史
袁 劍
全球疫情下的中西方碰撞與“東升西降”
高 程
▍經典重溫
吳汝綸訪日與近代中國教育改革
楊一男
本文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原題為“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2035經濟新主題”。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