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艷?|?上海外國語大學
【導讀】2020年11月以來，埃塞俄比亞陷入內戰。近期，沖突局勢加劇，11月5日，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發表共同聲明，對埃塞俄比亞北部軍事沖突擴大深表關切，呼吁各方停止敵對行動。然而，本世紀初前十幾年里，埃塞俄比亞呈現在世人面前的，一直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正面形象，是“非洲崛起”的樣板，甚至被稱為“非洲版中國”。埃塞俄比亞為何能獲得巨大經濟成就？如今為何又陷入內部沖突困境？
本文認為，埃塞俄比亞的發展昭示了后發國家發展的成就與困境。本世紀初以來，埃塞俄比亞一方面在西方影響下，在政治上選擇民主制度，但并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而是根據本國歷史和多樣性特點搭建了適應自身國情的政治整合框架；另一方面在經濟上充分學習和借鑒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有益經驗，形成了獨特的“民主發展型國家”道路。
但這樣的成就之下，埃塞俄比亞內部的許多矛盾反而被人們忽略了，而這些矛盾，對其構成重大挑戰：一是政治整合未能有效地解決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轉型期產生的矛盾；二是族群問題復雜，民眾缺乏對發展型國家的理解與共識；三是執政聯盟未能解決高速經濟增長引發的社會矛盾；四是地方政府能力不足，政商關系難以良性互動；五是埃塞俄比亞政局變遷使得其發展型國家的學習曲線面臨中斷風險。能否妥善應對這些挑戰，正是埃塞俄比亞乃至非洲其他民主發展型國家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今日埃塞俄比亞國內局勢的動蕩，也正說明了這些問題的艱巨性。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原題為“作為非洲道路的民主發展型國家——埃塞俄比亞的啟示”。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位思考。
作為非洲道路的民主發展型國家
——埃塞俄比亞的啟示
2005年起，“非洲崛起”取代了“非洲失敗”成為外界對非洲的新評價，這主要得益于非洲的高速經濟增長，其中最矚目的是埃塞俄比亞。1991年開始執政的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以下簡稱“埃革陣”）21世紀初以來以“民主發展型國家”為基本道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國內外樹立了埃塞俄比亞崛起的形象。經濟的高速增長，國家在經濟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以及國家對工業化的重視，令外界將埃塞俄比亞視為非洲發展型國家的樣本。但隨著梅萊斯總理2015年突然去世，埃塞俄比亞國內沖突不斷，大規模的抗議加之2016年的嚴重干旱，最終導致政局變遷。2018年4月埃塞俄比亞新總理阿比·艾哈邁德上臺后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宣布經濟私有化計劃，引發外界對民主發展型國家前景的關切。
作為非洲人口第二大國與非洲聯盟總部所在地，埃塞俄比亞的發展戰略及道路選擇除了地緣戰略意義，還關系到當前國際發展中一個重要議題：經濟趕超、政治民主和政局穩定在后發國家是否可能同時實現。本文將探討非洲國家對發展型國家道路的探索，埃塞俄比亞對民主發展型國家道路的實踐，以及民主發展型國家的前景。
▍ 非洲對發展型國家道路的探索
基于東亞國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取得的經濟奇跡，國際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發展型國家”的概念，用以解釋這種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發展道路的發展模式。發展型國家模式支持后發國家干預經濟，管制市場，并制定工業規劃，以實現趕超。但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韓國等發展型政權面臨著內外因素的挑戰，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更增加了人們對發展型國家作用的懷疑。因此發展型國家是否能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地理和文化環境之外獲得成功一直沒有定論。
（一）發展型國家理念在非洲的復興
21世紀初，隨著中國的崛起，“發展型國家”的理論再度復興。非洲政府和學者積極學習東亞國家的發展經驗，并結合非洲本土情況進行探討和實踐，掀起了發展型國家的第二波熱潮。發展型國家在非洲的復興主要因為以下兩點。
其一，西方國家此前為非洲制定的發展路徑都被證明是不可行的。獨立之初的部分非洲國家，例如加納、坦桑尼亞、博茨瓦納、毛里求斯都曾走上發展型國家道路，烏干達裔學者姆坎達維爾認為非洲當時已經有了“在愿望和經濟表現方面都呈發展型特征的國家”。但西方此后為非洲開具了一系列發展藥方，從外部幫助非洲制定戰略，破壞了非洲國家自身的結構轉型。在外部壓力下，非洲發展型國家的先鋒加納和坦桑尼亞先后放棄了發展型道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強制推行的結構調整方案主張削弱國家在非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令非洲失去了20年的發展機遇，國家能力進一步下降。由于國家在發展中的作用缺失，非洲長期嚴重依賴外部援助和外部解決方案，陷入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隨著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失敗，非洲學者和政治決策者對發展型國家重新產生了興趣。2011年，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發布專題報告，指出非洲國家應當采取發展型國家的方案，認為市場只能作為發展的機制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機制，強調國家應當在促進投資、經濟增長、平等和社會發展、應對發展挑戰中發揮重要作用。
其二，21世紀初，非洲的政策自主空間有所提升，非洲國家開始“向東看”，效仿東亞發展型國家路徑。面對西方援助國要求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壓力，埃塞俄比亞已故總理梅萊斯·澤納維曾明確表示：“新自由主義模式在非洲行不通……在欠發達經濟體中，如果沒有國家的推動或有效的發展型國家……市場可能無法有效運轉并推動國家向前發展。”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再次暴露新自由主義的缺陷，自由市場受到質疑，華盛頓共識走向衰落，西方國家自身紛紛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這重新引發了對國家在發展進程中作用的討論。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對非洲日益增長的援助、貿易、投資客觀上幫助非洲減少了對西方援助的依賴性。國際權力的擴散導致西方的思想和規則難以繼續統治世界而不受挑戰。非洲國家希望根據國情自主探索發展道路，尋找到一條與西方道路不同的發展模式。非洲學者和政治家們普遍達成共識：有能力的發展型國家是推動社會經濟轉型的關鍵催化器。
（二）埃塞俄比亞對民主發展型國家理念的探索
“民主發展型國家”是非洲國家借鑒東亞的發展經驗，在自主探索發展道路的內力和西方推動民主化的外力互相作用下構建出的非洲方案。在對“發展型國家”的討論中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發展型國家應以威權政府為特征，威權政府是后發國家實現趕超式發展的有效途徑；另一種認為不應為發展而犧牲民主。非洲精英試圖融合兩種看似矛盾的理念：來自東方的發展型國家和來自西方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冷戰結束后，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多黨民主政體在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得到確立。西方援助俱樂部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時不但附加經濟條件，還附加民主、人權和良治等政治條件。在西方外力的推動下，盡管西式民主曾造成非洲逢選必亂、部族紛爭等痼疾，但民主的價值觀已內化到非洲政體中。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衰敗促使非洲精英對發展型國家的局限性進行反思，他們認為“（東亞）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缺乏民主，導致國家難以保證持續的經濟增長并將增長轉化為發展”。姆坎達維爾提出發展型國家不一定是威權型的，發展型國家應該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運行，這意味著，國家的所有活動都應以協商、辯論、多元化和問責制等民主原則來塑造。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認為“非洲的發展型國家應具有包容性，并通過民主治理框架運作，以確保社會政治的包容性。這反過來又增強了國家及其機構的合法性，使國家在管理轉型期發生爭端時擁有更大的權力”。
21世紀初，埃塞俄比亞前總理梅萊斯和執政聯盟埃革陣將“民主發展型國家”作為國家戰略，決定在增強國家作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鞏固民主。梅萊斯在其手稿《死胡同和新開端》中闡述了民主發展型國家的藍圖。他認為發展型國家包括意識形態和結構兩方面，換言之，國家不但要對發展做出承諾，還應具有發展能力。在意識形態上，梅萊斯要求埃塞俄比亞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和唯一目標(single mind)；在結構上，他強調能夠貫徹執行經濟政策的國家能力。無論在封建時代還是革命時代，埃塞俄比亞的治理文化都是威權式的，因此埃塞俄比亞選擇“發展型國家”有足夠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的支撐。
在發展型國家的理念中加入“民主”因素，則是埃塞俄比亞的自主探索與西方外部力量干涉碰撞后的選擇。埃塞俄比亞雖是非洲最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之一，但依然未能擺脫西方援助的政治化。1991年后，蘇聯和歐洲都不再參與埃塞俄比亞事務，美國成為埃塞俄比亞實行聯邦制進程中的重要力量。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科恩(Herman Cohen)清晰地表明了美國援助和埃塞俄比亞民主改革的關系：“沒有民主，就沒有合作。”因此梅萊斯總理執政后不僅在言辭中經常提到民主，也將多黨選舉和聯邦民主制作為政策確立下來。但梅萊斯清楚地認識到很少有發展型國家是民主的，“在貧困或政治混亂的情況下，自由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何意義？發展和強大的國家是人權的先決條件，埃塞俄比亞需要首先建立這些條件。”面對西方霸權，埃塞俄比亞不得不接受民主政體，但在民主的外殼內仍將發展議程置于首位，“一心一意追求共同增長和超越式發展”。梅萊斯認為，“若要成功建立發展型國家，發展議程必須是霸權式的”。
梅萊斯并沒有照搬移植西方民主模式，而是結合本國歷史和多樣性特點，在發展型國家的道路上進行政治整合。第一，建立民族聯邦制，推動“尊重多樣性的團結”(unity with diversity)。埃塞俄比亞全國約有80多個民族和80多種語言，主要民族有奧羅莫族（40%）、阿姆哈拉族（30%）、提格雷族（8%）等，族群問題復雜。1995年生效的新憲法規定各民族擁有直至分離權在內的自決權，中央和地方政權分享國家權力。為了應對不同民族的經濟訴求及對發展資源的競爭，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在制定國家發展計劃時充分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在工業園區規劃中，通盤考慮了各民族、各地區利益，在全國各州共規劃了21個工業園。第二，整合政黨，組建執政聯盟。埃塞俄比亞在民族基礎上建黨，使埃革陣成為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提人陣）為主導，阿姆哈拉民族民主運動（阿民運，2018年更名為阿姆哈拉民主黨）、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奧民組，2018年更名為奧羅莫民主黨）和南方陣線共同參加的執政聯盟。2005年埃塞俄比亞舉行了首次全國大選、州和地方議會選舉，埃革陣取得壓倒性勝利，政權得以穩固。埃塞俄比亞此后持續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首先得益于政局的穩定。第三，通過減貧政策改善民生，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埃塞俄比亞政府大力投資于教育、醫療、農業、交通、水資源開發等五個民生部門，用于這五個部門的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2008年、2009年的10.9%增至2015年、2016年的12.1%。在農村建立保障體系，使近百萬人從中受益。
▍ 民主發展型國家在埃塞俄比亞的實踐
（一）埃塞俄比亞的經濟成就
1991~2000年是埃塞俄比亞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時期。1991年，埃革陣取得全國政權，埃塞俄比亞進入從革命到經濟建設、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德格集團軍政統治向議會多黨制轉變的時期。由于多年內戰，埃塞當時的國內生產總值甚至低于20世紀60年代。戰后重建的重點是恢復被毀的基礎設施，重振制造業企業。
2001~2017年是埃塞俄比亞在發展型國家道路上實現經濟超速發展的時期。2005~2011年，埃塞俄比亞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接近10%，同時貧窮人口的比例從2005年的41.9％下降到2011年的29.6％。這主要得益于埃塞俄比亞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延續性，長期投資于公用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交通和能源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建設、職業技術教育以及高等教育。
埃塞俄比亞的經濟規劃和政策執行具有發展型國家的顯著特征。第一，國家制定長期發展規劃。1991年，埃塞俄比亞政府確立以農業為先導的工業化戰略(ADLI)，2005~2010年實施增速與可持續發展的五年減貧計劃(PASDEP)。2010年，埃塞俄比亞政府的經濟發展理念發生轉折，意識到依靠小農經濟推動工業化的局限性，強調發展型政府在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中的中心作用，2010~2015年第一期增長和轉型五年規劃旨在推動埃塞俄比亞從自給自足的農業向出口導向型工業的轉型。目前埃塞俄比亞正處于第二期五年規劃中（2015~2020年）（參見表1）。
第二，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盡管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迅速，落后的交通基礎設施一直是制約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的瓶頸。1990年，埃塞俄比亞境內只有19000公里的公路。由于埃塞俄比亞政府在過去20年期間調整公共支出，加之外國投資的不斷流入，到2015年，埃塞俄比亞全國境內的公路總長達到了10萬公里。鐵路建設是埃塞俄比亞發展型政府的又一標志工程。2015年9月，全長34公里的亞的斯亞貝巴輕軌開始運營，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條輕軌。2018年1月，全長752.7公里的亞吉鐵路（西起亞的斯亞貝巴，東至東非最大的現代化港口之一吉布提港，由中鐵二局和中土集團聯合承建和運營）正式商業運營，成為東非第一條電氣化鐵路。
第三，推動工業化和制造業發展。埃塞俄比亞政府視工業化為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將工業園區作為工業化戰略的重要依托。埃塞俄比亞政府在第二個增長和轉型計劃中規劃了25個工業園，設定了制造業年均增長率達到22%的目標。中國企業承建的阿瓦薩工業園因其綠色環保的高標準、吸引外資、吸納就業和出口創匯方面的顯著成績而成為旗艦工程。埃塞俄比亞基于自身國情，廣泛吸納了韓國、新加坡、中國、越南、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亞的經驗，創建出自身獨特的工業園模式（埃塞俄比亞政府具體的產業政策參見表2）。以中國在埃塞俄比亞的投資為例，埃塞俄比亞的近700家中國企業有62%都屬于制造業企業，是其他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這顯示了埃塞俄比亞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戰略的成效。
第四，堅持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作用，進行漸進式改革。與非洲大部分國家一樣，埃塞俄比亞也曾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西方援助俱樂部提供的援助款，被要求實行“結構改造方案”。但是埃塞俄比亞的經濟改革并未全盤遵循華盛頓處方，而是采取更為漸進的路徑。埃塞俄比亞被私有化的約300家企業大部分轉給國內的私人企業，部分大企業（例如啤酒廠）出售給外國公司以擴大規模，增加外匯收入。與很多非洲國家不同，埃塞俄比亞政府并未將公用事業和戰略性部門私有化，而是擴大和改組銀行、航空、糖廠等國有企業。在私有化期間，埃塞俄比亞政府向國內投資者開放銀行部門，但外資銀行禁止入股。斯蒂格利茨描述了埃塞俄比亞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歧：“梅萊斯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暫停其貸款計劃……埃塞俄比亞拒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開放銀行業務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因堅信利率自由化而不悅。”埃塞俄比亞政府重視引進外資，但國內零售業、物流業、金融業都未向外資開放。
第五，廣泛學習他國發展經驗，擇善而從。埃塞俄比亞的經濟成就還在于領導層的務實，埃塞俄比亞政府并沒有糾纏于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差異，而是虛心學習所有國家的先進發展經驗。埃塞俄比亞政府意識到其制造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僅有5%，認為日本的持續改善(Kaizen)管理模式對埃塞俄比亞這樣的工業化后來者可能有效，于是向日本派遣了30家企業的雇員進行學習。埃塞俄比亞的職業教育與技術培訓體系則以德國為師，埃塞俄比亞還向韓國學習建立行業機構和科技大學。在政策制定和工業化道路方面，埃塞俄比亞則主要借鑒中國經驗。基于“實用主義”，埃塞俄比亞與西方投資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新興經濟體都保持交流，這使得埃塞俄比亞能夠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及時調適自身的戰略。
（二）民主發展型國家在埃塞俄比亞面臨的挑戰
埃塞俄比亞的民主發展型國家道路并非一帆風順，族群矛盾、社會問題、國外勢力干涉和多種利益關系多元交織，錯綜復雜。2012年，梅萊斯總理突然去世，來自南方州的海爾馬里亞姆總理繼任。2015年末，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因工業化擴張，引發奧羅米亞州對拆遷補償不公的不滿和抗議。隨著事態的發展，奧羅莫人和阿姆哈拉人開始表達對在政治和經濟進程中被邊緣化的不滿。對政府的抗議由最初反對首都擴建延伸到對就業機會不足和不平等日益加劇的問責。埃塞俄比亞民眾缺乏與政府進行建設性對話的渠道和經驗，在自身訴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不得不以暴力沖突表達不滿，最終導致政局變遷。埃塞俄比亞第一位奧羅莫族總理阿比·艾哈邁德自2018年4月開始執政。
首先，政治整合未能有效地解決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轉型期產生的矛盾。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通過總結拉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經驗教訓得出結論：無論一個國家以何種方式開始發展進程，混亂總是不可避免的。模式一中，威權政府促進經濟的超速增長，引發不平等和社會矛盾。為了應對沖突，政府進一步采取壓制政策，導致人民的不滿積蓄到了嚴重的程度，走上街頭抗議，社會動亂。在模式二中，政府允許廣泛的政治參與，為其支持者分配已有的經濟資源，但卻沒有辦法動員資源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導致經濟的停滯，引發更多不滿。因此，西方理論認為，要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同時促進經濟增長是不容易的。中國40年的經濟成就之所以被稱為奇跡，最重要的原因是正確處理了改革、穩定和發展的關系。梅萊斯推行的民主發展型國家就是希望打破西方威權-民主的議題設置，在模式一中加入政治整合，以消除各種族群沖突和利益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整合各民族和社會各階層力量，維持政局的穩定。由于經濟發展過快、梅萊斯突然去世等多種原因，政治整合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埃塞俄比亞因此陷入了模式一中的政治不穩定（參見下圖）。
第二，族群問題復雜，民眾缺乏對發展型國家的理解與共識。發展需要凝聚共識，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內，在像埃塞俄比亞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和多樣化的國家創造發展型國家的共同價值取向，難度是不言而喻的。發展型政策要求所有階層為國家發展的長期利益做出短期的犧牲。因此，除了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國家能力，民眾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極易造成沖突和不穩定，影響發展型政策的實施。東亞國家普遍的共識是：發展是硬道理，推動經濟發展是政府的責任，分歧只是政府如何推動經濟發展，但埃塞俄比亞尚未形成這樣的共識。但埃塞俄比亞人民對政府的認同弱于對民族和血緣的認同。埃塞俄比亞更未形成推動國家發展的共識，民眾認為發展并未令除提格雷族精英之外的其他民眾受益。
第三，執政聯盟埃革陣未能解決高速經濟增長引發的社會矛盾。在埃革陣執政之初，埃塞俄比亞整個國家處于絕對貧困，民眾更關心經濟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和依靠國家力量推動工業化的方式也沒有引起太多爭議。但經過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埃塞俄比亞的人口結構決定了青年群體希望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因而爭取更多經濟權利和政治空間；仍然處于貧困的大多數民眾認為沒有從經濟增長中獲利，也希望通過游行、抗議等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深層次的矛盾又通過族群沖突的形式表達出來。梅萊斯認為，“發展型國家必須改變恩惠、尋租的政治經濟，打破非洲的零和政治基礎。因此建立可行的民主政治是其發展型國家自身的根本”。遺憾的是，埃革陣未能擺脫尋租和腐敗，國有軍工集團金屬與工程公司（METEC）等在事實上已經成了梅萊斯堅決打擊的“浪費社會資源的尋租對象”。
第四，地方政府能力不足，政商關系難以實現良性互動。埃塞俄比亞地方政府執政能力不足，缺乏積極性幫助工業園和產業集群克服發展中所遇到的具體困難和瓶頸。過去，埃革陣強大的掌控能力和組織能力能夠彌補埃塞俄比亞政府機構執行能力的缺陷，發展政策的推行更多依賴于執政聯盟的能力，而不是政府行政機構。目前由于埃革陣內部分化，執政聯盟的發展能力進一步削弱。此外，由于缺乏互信，行業協會缺乏活力，政府與企業之間未建立起有效的對話。
第五，埃塞俄比亞政局變遷使得埃塞俄比亞發展型國家的學習曲線面臨中斷的風險。埃塞俄比亞對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學習和借鑒主要由主導埃革陣27年（1991年至2018年初）的提人陣(TPLF)推動。提人陣有強烈的知識精英傾向，梅萊斯執政初期曾與提人陣的高官共同接受英國開放大學的遠程教育，學習東亞的發展經驗。由于過去埃塞俄比亞的重要經濟和戰略部門主要受到提人陣的領導，因此對東亞經驗的學習、認同最深的也是提格雷族精英。現任總理艾哈邁德所在的政黨奧羅莫民主黨雖然是執政聯盟埃革陣的成員之一，但新總理承載著埃塞俄比亞民眾要求平衡族群利益的巨大期望，因此大力提拔奧羅莫、阿姆哈拉等族群的領導人，引發提人陣的不滿。提人陣認為自身對埃塞過去27年成就作出的貢獻沒有得到認可，埃革陣的內部團結面臨嚴峻挑戰。埃塞俄比亞發展型國家的理念和經驗的延續需要超越族群與政黨之爭，重新凝聚發展共識，共建發展聯盟。
▍ 埃塞俄比亞民主發展型國家的前景
埃塞俄比亞本土學者格塔丘替·阿勒木(Getachew T. Alemu)對埃塞的發展型國家的前景表達了深深的憂慮：“我們都可以看到梅萊斯模式已經失去了動力，但治療必須是戰略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須是基于自身國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又在向埃塞俄比亞出口上世紀80年代已經失敗的處方。”
艾哈邁德總理對自由市場的擁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西方援助機構的親近，意味著他對民主、發展和國家在發展中的作用以及這三者的優先地位排序都與梅萊斯有著不同的看法。與梅萊斯反復強調“發展應具有絕對優先地位(發展的霸權)”不同，艾哈邁德總理自執政以來幾乎沒有提及“民主發展型國家”。2018年6月，埃革陣宣布決定部分和完全私有化國有企業，包括埃塞俄比亞電信、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發電廠、航運公司和物流服務企業在內的國營企業的部分股權，將轉移給本地和外國投資者。2019年初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艾哈邁德在演講中承諾改善營商環境、重視私營部門、開放市場和促進一體化，決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民主發展型國家”未來可能會逐漸淡出埃塞俄比亞的官方辭令，但是短期內埃塞俄比亞政府也很難尋求到可以真正替代民主發展型國家的戰略。首先，埃塞俄比亞的人口在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減貧和創造就業仍是埃塞俄比亞政府面臨的迫切任務，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需要政府加大投入，難以任由市場調節。其次，由于全球格局的變遷，國家主義治理范式正在強勢回歸。埃塞俄比亞新近親近的歐美國家也在紛紛加強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作用。正如埃塞俄比亞駐華外交官所說：“無論總理有沒有提到（發展型國家），他事實上正在實施這一戰略。”
目前判斷民主發展型國家在埃塞俄比亞已失敗為時過早，艾哈邁德總理正在進行的民主化改革至少在兩方面可以對埃塞俄比亞發展型國家的探索作出貢獻：其一，促進埃塞俄比亞的“思想大解放”和關于埃塞俄比亞發展道路的辯論。在梅萊斯時代，埃塞俄比亞的思想市場是相對單一的，隨著民主渠道的暢通，埃塞俄比亞關于發展、民主和國家作用的學術討論和思想辯論將更加開放，為埃塞俄比亞自主探索發展道路貢獻更多的本土思考。2015~2017年埃塞俄比亞政局動蕩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趕超式的發展過程中沒有及時與民眾溝通，發展型國家理念沒有獲得精英之外的普通民眾支持。發展戰略不應只是少數精英的議題，廣大民眾也應有機會參與辯論，從而增進了解，形成共識。其二，推動政治整合，為經濟騰飛、政治民主與政局穩定在后發國家如何同時實現提供埃塞俄比亞的解決方案。政治整合對幾乎所有非洲國家來說都是非常困難的，城市與農村、精英與民眾、現代社會與部族聯盟的鴻溝難以逾越，而埃塞俄比亞在1991年至2018年由少數族（提格雷族）長期實際掌握國家政權的事實更加大了整合的難度。2015年末，埃塞俄比亞因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擴張與拆遷計劃引發沖突，艾哈默德總理執政后，希望通過大刀闊斧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來擴大政治參與、緩解沖突，但抗議至今仍在繼續。在上文的二模式圖中，僅從模式一中的威權型政府切換到模式二中的民主和政治參與，并不會令所有的矛盾和沖突迎刃而解；但如果在模式一中輔以可控的政黨競爭（埃塞俄比亞將迎來2019年地方選舉和2020年全國大選），有序地擴大政治參與，逐步、有選擇的開放市場，使全體民眾從經濟增長中受益，則有可能打破模式一和模式二的循環，對民主發展型國家在非洲的適用性做出有益探索。
民主發展型國家是非洲大陸經過數十年的經驗教訓總結出的發展路徑。埃塞俄比亞的經驗表明以下三點至關重要：一是保持強有力的政府和政局穩定；二是發揮國家的作用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三是經濟發展優先。梅萊斯和埃革陣的民主發展型國家的理論和實踐都深深植根于埃塞俄比亞的現實。在內外力的推動下始終堅持以發展為中心，對東西方發展路徑都保持開放態度，基于國情對發展政策擇善而從。埃塞俄比亞未來需要完善的是，妥善處理族群矛盾，使得全體民眾從經濟發展中獲利，凝聚發展共識，促進政治整合，構建發展聯盟。埃塞俄比亞民主發展型國家的道路探索在非洲和世界范圍內都是一種可貴的試驗。如果獲得成功，可以為其他后發國家的發展提供示范和經驗，如果失敗甚至進一步演變為更劇烈的族群沖突，則將對非洲之角乃至整個非洲地區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3期（第29-39頁） ，原題為 “作為非洲道路的民主發展型國家——埃塞俄比亞的啟示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